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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地质学家袁复礼与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南部沿汾河流域作了一次“双剑合璧”的文物考察。考察途中发现了两处仰韶期的史前遗址，其中一处有丰富的彩陶，这促使同年秋天，李、袁在国外资金的资助下，以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名义，开展了中国人独立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发掘，这便是后来非常著名的西阴遗址的发掘。它不仅仅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在大举发掘殷墟之前的小试牛刀；时至今日，伴随着后来学者不间断的争论和探索，以“西阴纹”彩陶为标志的西阴遗存依然受到学界的密切注视。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两位大师的合作，始终是一座丰碑。在遗址发掘80周年之后，在李济先生诞辰110周年的今天，这一段历史仍能被纪念、被追忆，诚为一幸事。 （左）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1893～1987年），我国地貌学及第四纪地质学的先驱；（右）1918年赴美留学初期的李济先生（1896～1979年）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从1926年10月15日到12月初，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开辟了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工作的先河。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光阴无情！八十年过去了。我们无限缅怀先驱者的丰功伟绩，也更加敬仰开拓者的宽广胸襟。这里将八十年前的十件小事，逐一介绍，以了解当时筚路蓝缕的情景，感受中国考古学发展轨迹中，第一个坚定的步伐。 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说起这件事的缘起：“近几年来，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经证明中国北部无疑的经过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因为这种发现，我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兴趣就增加了许多。这个问题的性质是极复杂的，也包括很广的范围。我们若要得一个关于这文化明了的观念，还须多数的细密的研究，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所以若是要得关于这两点肯定的答案，我们只有把中国境内史前的遗址完全考察一次。不作这种功夫，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1926年2月5日至3月26日，他们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先期进行了50天的考古调查工作。3月24日，发现了西阴村遗址。 “这个小小的怀抱就是我们挖掘那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动机。” 一、调查 1．1926年新年，在介休县城作人体测量 1926年2月13日是农历正月初一，李济和袁复礼二人对介休县新兵和警察86人进行了人体测量，“趁旧历新年之际，我们观光了介休城，并对当地居民作了一些人体测量。看来，他们很像是一群异种系的人。我看到一些人，他们的连鬓胡堪与一般的亚美尼亚人相媲美；我也看到一些长着纯黄色胡髭的人。这个县最常见的一种体质形态是圆头长面型，即体质人类学上所谓不协调型。可是，这种情况一点也没有使我惊奇，因为长颅的和短颅的人在这里都能见到。很可能这两种主要类型的混合导致了上述这种不协调型的出现。” 考察队伍离开太原时的情形，雇了骡车运送标本，中央站立者为袁复礼先生 考察队伍离开太原时的情形，雇了骡车运送标本，坐在车上的是李济先生 原来，他们是1926年2月5日动身来山西的，2月7日到太原，8日买东西、办手续，9日离开太原，12日到达介休。15日到绵山，23日过夏门村到霍州，25日抵达临汾。27日去仙洞（沟），28日，李济考察石灰岩洞穴，袁复礼调查煤田。3月1日晚，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觉得李济“应当部分地以历史遗址、部分地以可能的史前定居点作为前进的路标。”3月2日，去尧陵（神林）。 2．在浮山调查交头河遗址 3月3日，“早晨我们工作了近两个小时，上午10点钟离开了这位伟大君王长眠之地，午后抵达浮山县。4日我们没有往前走多少路。地是湿的，而且有许多陡峭的上下坡路。我们总共走了大约6哩路，在响水河住下。这一天，在一个下倾的黄土斜坡上，我采集到第一片古朴风格的红色陶片。 第二天（3月5日）我们动身很早，地还是湿的。我们走的那条路是在黄土峭壁之间的谷里。这样的道路便于观察暴露在外面的黄土层。看到红色陶片是很鼓舞人的，这使我一路上都在仔细看。在我们从响水河启程后不久，我开始看到有周代和汉代的灰陶片。突然间，我认出枯萎的湿草中有一块黑色花纹的红色陶片。接着，当我们去探溯来源时，这类的陶片就一块接一块地映入眼帘。这是一个大约10高的黄土堆积，在大路的一边为一个垂直的陡峭面，上部顶面呈扁平的层理。这块土地属李氏兄弟所有。他们很殷勤地接待我，并用锄帮助我搜集暴露在他们这块土墩表面的彩陶碎片。我离开他们时，他们非常乐意在那个发现陶片的土堆旁拍张照片。这就是在山西南部找到的第一个仰韶期遗址。这一天剩下的旅程是很令人快慰的，下午4时我们到达翼城县。” 交头河收集的陶片，“总数为127片。其中42片是带彩的。带彩陶片中有20片是有边的：1片带宽边；13片带平边。彩用黑色，底色从浅棕到深棕。图案有下列形状：三个凹边的三角形以及两个凹边和一个直边或凸边的三角形；直线；初月形；大圆点；格子线；铁十字形；中间带圆点的平行线。85片不带彩的陶片中，21片灰色的带有平行线、格子线或不定向的刻纹，暗紫色；60片有着与上述带彩陶片相同的底色，其中17片有线条刻纹，1片带有凸纹，42片是平的。除这些碎片外，还有两块制作精细的黑色石环碎片和一小条人的尺骨碎片。” 今天看来，它们均属西阴文化。 3．去绛州，与侯马晋国遗址失之交臂 3月6日至11日，李济和袁复礼在翼城、曲沃、新绛活动。 从翼城到曲沃后，他们要去绛州（今新绛）观光，“看一看这里各式各样的古董铺子。我想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带出土的古物的种类获得一些概念。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幻想……。这样，在绛州的一整天只不过使我确信：就真正的考古工作来说，从这些人那里是得不到什么帮助的。” 从曲沃去绛州，侯马镇成为必经之地。李济一行去时走的是侯马镇北边的一条大道，回时走的是南边山间的一条小路，与现在人们熟知的侯马晋国遗址，擦肩而过。 2006年出版的《侯马市志》介绍，“明、清时期，境内有大道三条：一条是从曲沃县治西南入境，经凤城、林城、乔村、秦村、侯马镇至隘口出境，入闻喜县城，境内长25公里；一条是从曲沃县治西入境，经东城、西赵、东庄、北西庄、辛店、台神至张王出境，入新绛（绛州）县城，境内长22.5公里……”看来他们走的是第二条大道。今天过境的108国道侯马段，是在1921年的路基上扩建的，从曲沃县治西入境，经凤城、乔村、入侯马市区，然后经宋郭、白店、高村、张王出境至新绛，可能是当时路不好走，他们就放弃了. 而26年后的1952年，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崔斗辰就是在白店发现的东周古文化遗址，引起考古界对侯马的关注，不久就确认了侯马晋国遗址。 4．发现西阴村遗址 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址的发掘》说：“西阴村的史前遗址，是1926年3月24日我和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先生在寻访夏代陵墓的途中发现的”。 1926年12日他们离开曲沃，用了四天的时间在中条山里考察、穿行，17日到运城，18日到安邑，19日寻访舜帝陵墓，20日安邑县（1958年并入运城县，1983年改县设市）陈县长请他们吃饭、看博物馆，21日他们离开运城。 3月22日到达夏县，调查夏朝的王都和传说中许多大臣的陵墓，3月24日，发现了西阴村遗址，用李济先生的话来说：“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介绍：“在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那一天，当着我们第一次往山西南部考古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遗址……这遗址俗名叫作灰土岭；大部分现在都化为耕地。”
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戴家祥给李光谟先生的信中说，西阴村发掘结束后，李济和袁复礼回到北京清华研究院，1927年元月十日，为他们举行欢迎会，参加者有梁启超、王国维、梅贻琦、陈寅恪、赵元任等。在会上，袁复礼先生说：“我同李先生从某地寻找到某地，我敢于同他赌咒：如果能在这里找到新石器文化遗址的话，我决不相信。后来到了西阴村，真的找到了，我就认输。” 而李济不只一次地讲：“第一个看到它（西阴遗址）的是袁先生！” 1926年3月25和26日他们去考察安邑县北部的三路里等三处造像碑，26日二人各奔东西，袁复礼去完成地质考察任务，李济到稷山翟店镇小宁村兴化寺看完元代壁画后，踏上返回北京的路程。 二、发掘 5．发掘西阴村遗址 1926年李济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人类学专任讲师，月薪400银圆。经商定，清华研究院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进行发掘，清华研究院组织力量，美国弗利尔艺术馆提供经费，报告用中、英文发表，文物归中国，等等。
“发掘地点在灰土岭……灰土岭的南边壁立，突出于邻地约三四公尺。这种地势宜于‘披葱式’的挖掘，所以我就决定了采取这个方法。挖掘时间由十月十五日起直到十二月初；中间因为下雨停了五天的工。所挖的地点靠着一条斜坡路，所以掘出来的土很便于向下移动。这个坑是分八‘方’辟出来的。” “披葱式”就是现今考古仍在用的“剥洋葱”的发掘方式。 这次的发掘收获，收入了1927年李济先生发表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 6．榆次火车站，接受检查 西阴村发掘遗物，连其他用品，共装了76箱，每箱重40公斤左右。出于对这些陶片作统计学研究和研究陶片致碎性质两方面的考虑，李济他们决定将其全部运往北京。 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大事！因为南同蒲铁路还没有修建（1933～1935年修建），正太铁路“运行极不准点又不经常”，他们挑了五六十匹骡子和马，驾着九辆大车，走了九天，行程800里，来到正太线的西端——榆次火车站，押车的他们穿着古怪，被拦住要求进行查验。当检查人员看到一箱、又一箱的陶片时，觉得李济先生和袁复礼先生荒唐滑稽，似乎不太“正常”，就放他们过去了。 这也是我们现在提起来就发笑的一段小插曲，实际上正反映了那时的中国，考古学还为一般人所不知的事实。 7．七十年后追忆 1994年10月12日至11月28日，为了纪念“西阴村遗址发掘七十周年和李济先生诞辰100周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力量，对西阴村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工作期间，我们不时地向上了年纪的村民了解当年发掘的一些情况。1926年发掘地点在村北公路东侧，上世纪80年代村民盖房时将断崖破坏，村中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对当时的发掘地点、情景记忆犹新，提及‘李博士’、‘袁先生’，仍充满崇敬之情。1962年竖立的省级文物保护标志就位于其北92米处（注，西阴遗址在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的发掘成果以《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发表。
1926年的发掘发现了最早的蚕茧。这使人们认识到，此地传说的黄帝妃子嫘祖，教妇女养产、缫丝、织帛，以及后来“嫘祖养蚕”的故事，于史有据。上世纪80年代，村里请省里的艺术家设计了“嫘祖”泥塑，嫘祖庙建在村西南的关帝庙里，而把关帝请到了土地庙里。直到现在，运城市推出的历史人物中，“嫘祖养蚕”同“黄帝战蚩尤”、“后稷稼穑”、“舜耕历山”、“禹凿龙门”等并列，一起名扬天下，教育后人。半个蚕茧，可说是造福一方文化精神。 三、研究 8．西阴遗存，多学科研究 李济先生是做人类学研究的，袁复礼先生是地质学家。李济说：“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是中外知名的科学家，他的实际赞助惠益这个团队是极深的。我又得过下列三位专门的帮助：葛利普教授考订各贝壳的种类；李学清先生化验绿松石及各种燧石作的箭头；刘崇乐教授考验蚕壳；并此申谢。” 所以，中国的考古研究工作，一开始就跟世界同步，一开始就是多学科，站在学界的前沿。 9．王国维看蚕茧 还是戴家祥的信中说：“那次欢迎会，李（济）老师首先说明，选择山西为工作对象的动机，是《史记》上讲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行政名城都在山西。接着说这次工作的有利条件，难得和袁先生一起，一个学地质的，一个学考古的，两者都有相互作用。同时说及这次发掘不是乱挖的，而是严格地一层一层挖下去……
助教王庸端了一个盒子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们都伸长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王国维）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同时提到加拿大明义士的话，他说牛骨、龟骨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片可以刻的……我主张找一个有历史根据的地方进行发掘，一层层掘下去，看它的文化堆积好吗？”这次对话为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提出了一个充满智慧的思想和方法。 同年5月3日，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自己停止了生命。
至于那半个蚕茧，李济说：“他（刘崇乐）说，虽然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西阴村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当我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我知道这意义很重大，就非常注意这件事。但是我没有找着第二个。”1928年，李济再到美国时，特意带去了这件蚕茧，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博物家们也鉴定为家蚕老祖先的蚕茧，但谨慎的李济，一直没作肯定的结论。 以后学术界出现的质疑，也属见仁见智之事，十分正常。 10．梁思永的考古学成长之路 1927年7月，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读考古学的梁启超次子梁思永，因故回到中国。当时梁启超在国学研究院任教，梁思永作为其父的助教，开始整理西阴遗存。其后返回美国，1930年用英文发表了《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并获得了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专业硕士学位。文中对西阴村所有的陶片从陶质、陶色、纹饰到口部、底部、腹部形态都进行了分类研究，并与中国其他遗址和远东地区的相关遗址作了比较研究，今天看来存在很多差错。但我们必须看到，当时只是中国考古学的初级阶段。第一次研究，就将西阴遗存放在中国、放在世界，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 1931年春，梁思永先生参与发掘殷墟小屯和后岗，发现了后岗三叠层，依据地层关系，第一次确证了仰韶和龙山两种新石器文化与商文化的先后年代关系。李济在一次总结工作报告中说其“对考古组的组织上及方法上均有极重要的贡献”。 梁思永先生这一建立了考古地层学典范的产生，得益于早年对西阴遗存的研究。 今天的我们，应该始终抱着和李济先生“小小的怀抱”一样的心情，当年那是他“挖掘那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动机”。我们的既定目标是：追求真理，懂得过去，了解今天，设计未来，发掘和研究历史文化遗产，变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 为了人类永远的幸福，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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