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共和国 彼得·盖伊 1 启蒙哲人通过各种可行的途径贴近现实，但作为诗人、小说家、编辑和辩论家的经验是他们最常采用的路径。他们不仅是作为改革者，而且是作为文人，体验到勇气的重振，因为自从 17 世纪以来，文人就已经开始享用已经重振的勇气。培尔已经赋予文学界以尊严，把创办的刊物命名为《文人共和国新闻》；25 年之后，艾迪生公开宣布要把哲学带到茶桌上和咖啡馆里，这表明作家已经赢得了体面而有影响的社会地位。启蒙哲人享受、颂扬和利用了这种地位。 文人的声望和成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使启蒙哲人切身感受到勇气的重振，也为他们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坚实基础。不论身为作家还是改革者，启蒙哲人都必须拥有广泛的读者、自由表达的权利和体面的地位。18 世纪的启蒙哲人具备了这三项条件。文字职业日益独立，这极大地激励了启蒙哲人以充当现代世界的导师为己任。文人共和国的旨趣与启蒙运动的旨趣一脉相连、合而为一。 2 文人共和国繁荣昌盛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广大的阅读公众；只有拥有广大的读者，作家才能摆脱任性专横的赞助人，自由决定自己的题材，确立自己的独特风格。尽管阅读习惯很难判定，统计资料缺乏且难以索解，但有证据表明，启蒙时代已经形成了广大的读者群体。在日内瓦和荷兰共和国等加尔文宗国家，民众求知欲旺盛；在英国，朝气勃勃的清教徒在 17 世纪时即已成为庞大的读者人群。在休谟和伏尔泰时代，这些国家的读书风气日益浓厚。1781 年，塞缪尔·约翰逊把英国人称作“读书的民族”，这样的夸大其词并不出人意表，因为这还算是有节制的。一年后，一位十足的亲英狂、瑞士旅行家卡尔·菲利浦·莫里茨欣喜地发现人人都在阅读以多种廉价版本再版的英文名著；他的女房东，一位裁缝的孀妇，在读弥尔顿的作品，而且在莫里茨看来，她能读懂弥尔顿。 其他国家的识字率也有了大幅提高。在法国（从结婚证书上的签名判断），成年人识字率从 1680 年的 40% 上升到 1780 年的 70%。中产阶级自命不凡的优雅曾为莫里哀提供了丰富的喜剧素材，如今开始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租借图书馆诞生于 18 世纪，在外省城镇和巴黎，租借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路易十六统治时期，里昂的公共图书馆自豪地拥有 55000 多册藏书。在其他城市，雄心勃勃的市长们收集并公开展出丰富的私人收藏；大学和地方私立学校的图书馆每周开放好几天，以满足人们日益旺盛的阅读需求。文学社团纷纷出现，18 世纪 60 年代之后发展尤为迅猛；有教养的外省人租用阅览室，订阅新式期刊，成套购买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德国人的教化虽然迟缓，但也在向前推进：1762 年，维兰德欣喜地发现“读者人数稳步增长”。到 18 世纪末，俄国和伦巴第的贵族中仍不乏文盲，但在西欧，文盲主要存在于下层社会。 当然，单纯的识字其实没有多大意义。数百万法国人会写自己的名字，通常还能写点儿其他东西，但没有多少人能阅读通俗刊物，更不用说哲学读物。1762 年，卢梭出版《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之年，一部关于公共教育的匿名著作（作者可能是狄德罗）估计，法国只有不到 10% 即 180000 名 7—18 岁的儿童接受过起码的学校教育；其余的适龄儿童只有少数接受过一些初步训练，他们被永远挡在严肃文学的门外。在德意志，汉堡、莱比锡等少数繁荣的商业城市，拥有一定规模的读者群，有一些小出版社为不大的阅读需求服务；但这样的城市少之又少，其他德意志邦国的读者人数微不足道，尽管他们在社会上属于重要的少数人。德国出版商靠烹饪书、历书和法语语法书赢利，历史、科学和哲学书籍的印数很少超过 500 册。虽然各种通俗百科全书售出了成千上万册，但 18 世纪 80 年代末，歌德作品集的第一版仅有区区 600 订户。无怪乎德国作家自己就认定条顿民族的教化事业举步维艰。 英国的情形要好得多，但仍有很多穷人是文盲，他们即使能进入慈善学校，也只学会读宗教小册子或感伤小说。尽管有不少咖啡馆和租借图书馆，也只有极少数英国人曾读过一份报纸或一本文学书。法国大革命时期，伯克估计，严肃读物的读者人数大约只有 80000 人。约翰逊所谓的“读书的民族”看来属于意气风发和耸人听闻之辞。 不过，姑且不论 18 世纪的阅读水平如何，其读物数量始终不断增长，阅读公众的构成和趣味也发生了变化。学者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较量最早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此时已波及西欧各地以及西欧的文化前哨北美殖民地。学者在这场较量中败下阵来。朴实无华的风格—这种风格并非清教和卫斯理宗牧师所独有，也是哲学传播者的标志—取代了矫揉造作、繁复华美的风格；合理明晰成为好作品的公认标准。英国和法国的诗人、剧作家赢得了古典作家般的显赫地位：18 世纪的文学学者编订这些名家的作品，其态度之虔诚不亚于古典学者对待希腊罗马的大师。此外，英语和法语最终在 18 世纪发展出完善而复杂的形态，编撰权威语言词典不仅可取而且可行。 这些不可逆转的新现象导致了一个重大后果（同时也是间接起因）：拉丁语的没落。16 世纪，法国出版的书籍中每 3 本中就有 2 本使用拉丁文（德国的比例更高）；到 18 世纪 80 年代，相应的比例完全改观，法国每出版 20 本书，德国每出版 11 本书，才有一本是拉丁文的。“博学者”（érudits）促成了这种转变。16 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大多专门为有学识的读者写作；17 世纪，霍布斯和笛卡尔娴熟地使用本国通俗语言撰写出最重要的著作。启蒙哲人完成了这场语言革命。1688 年，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在莱比锡大学用德语授课，舆论为之哗然；后来，他更加离经叛道，出版文学和道德教育杂志《每月论谭》，创立了德国新闻业。托马西乌斯的德文文体拙劣，还夹杂着法文词汇和佶屈聱牙的句式，但他的首开先河之功是无法抹杀的。作为托马西乌斯的继承人，德国“启蒙学者”（Aufkl?rer）同英国和法国启蒙哲人一样乐于用母语写作，不再有任何屈尊态度，到莱辛时代，他们已经用德语创作出卓越的作品。 阅读公众规模扩大，结构发生改变，而且颇具讽刺意味地始终人数有限，这些因素全都有利于启蒙哲人。读者人数的增长让他们心满意足，他们确实有理由感到满足：伏尔泰高兴地看到日内瓦工匠在午饭时专心致志地读书——他写的书。这充分解释了启蒙哲人为什么会欢迎现代语言。他们笔下的现代语言充满活力，文风典雅，从而为自己的辩论找到了新读者：有教养的社会中等阶层，他们读的是霍布斯的英文而非拉丁文著作，他们虽然没有学者那么博学多识，但他们比蹩脚作品的读者更有鉴赏力。最后，正是由于严肃读者群体规模不大，启蒙哲人在教导读者时不必过于简化和直白。他们可以假定有一个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心灵共同体”。他们的通俗化很少流于庸俗。 阅读公众人数有限的贵族化特征虽然有好处，启蒙哲人却发现这未必完全是好事。大多数人喜欢的是拙劣的小说、异想天开的游历故事以及中伤他人的政治流言蜚语，这些读物成为读者大众的主要精神食粮，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接受高雅精神食粮的意愿，这就意味着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不会去读启蒙哲人的著作。因此，启蒙哲人像古往今来一切有教养的人那样，哀叹大众鉴赏力低下。伏尔泰对法国报刊撰稿人嗤之以鼻，称之为文学界的“贱民”（canaille），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斥责大多数杂志是“浑噩无知者的饲料，胸无点墨却信口开河者的谈资”；“胸无点墨”云云，狄德罗指的是这些人不读启蒙哲人的大作。 启蒙哲人最恼火的是，从深奥的神学著作、优美的布道词，到拙劣的《教理问答》或是配有鲜艳插图的圣徒传记，各个层次的宗教著述一直大行其道，广为流传。在声势浩大且过分高估的“西化”运动期间，彼得大帝指示俄国出版界印行了少量技术手册，但各种宗教小册子始终占据着俄国书籍的半壁江山。16、17 世纪法国出版的书籍中有四分之一属于神学题材, 18 世纪时这一比例仍有六分之一，这很难说是大幅下降。即使是世俗出版业十分繁荣的英国，18 世纪最畅销的书籍仍是歇洛克*主教的《近来地震之际伦敦大主教致伦敦教士及信众的信》，该书出售和分发了不下 10 万册。布道词和祈祷手册年复一年地印行了一版又一版。然而，在宗教情绪虽不十分强烈但非常普遍的 18 世纪，启蒙哲人针锋相对地刊行了越来越多的反宗教宣传品，他们发现对这类宣传品的需求也在同步增长。“无知为信仰之母”，休谟的这句格言已经成为时代的座右铭。启蒙哲人热切希望看到的是：知识为怀疑之母。因此，启蒙运动与识字的普及息息相关。 18 世纪的阅读公众虽然没有文人希望的那么多，阅读品味也较为粗俗，但几个国家的读者规模、财力和鉴赏力却足以支撑一种文学体制：18 世纪 60 年代，生计艰难的奥利弗·哥尔德史密斯*愉快地表示作家无须再依仗大人物的鼻息，“除了公众之外，他们如今别无其他赞助人，而公众基本上是和善而慷慨的主人”。他的乐观有点超前，即便对于英国来说。不论英国还是欧洲大陆，正因为有买书的男女读者，作家才得以走上追求独立之路，因为收入与尊严成正比。实际上，作家地位的提升，部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贵族抛弃了目空一切的等级观念，投身文学生涯，部分是因为以自食其力为荣的商业价值观的传播。正如文人们一再发现的那样，在私人沙龙也好，皇家宫廷也罢，体面的社会地位主要还是取决于财富，越有钱地位越高。伏尔泰断定，大多数作家并不富有，而贫穷“消磨意志；宫廷里的哲学家与国王的首席大臣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奴仆”。至于他本人，他以动人的坦率补充说：“我见过太多的作家因贫穷而遭人白眼，所以我早就决心不让自己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分子。”伏尔泰的证言值得认真对待，因为他像塞缪尔·约翰逊一样，是 18 世纪作家利益最热心、最有力的代表。 第一个让文人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和足够的经济回报的国家是英国。冷静务实的艺术家亚历山大·蒲柏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才华获得回报，最终偶然想到用征订的方法出售自己翻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举赚得 9000 多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之后不久，约翰·盖伊的《乞丐歌剧》在 18 世纪 20 年代风靡一时，其续集《波莉》却未能获得演出许可证，他转而把《波莉》剧本出版，获得 1200 英镑的收入。塞缪尔·约翰逊像蒲柏一样务实地看待文学职业，在能言善辩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完成了蒲柏开创的事业。约翰逊承认——其实是自信地断言——他自己和任何其他人一样，从事写作的惟一动机是为了钱。这话虽然直白，却并不是出于什么报复心理。约翰逊的巨著《英语词典》原计划 3 年完成，实际花了 9 年时间，稿酬却仅有区区 1675 英镑；詹姆斯·博斯韦尔对此大为不满，但约翰逊不仅没有指责出版商，反而认为“书商是宽宏大量、心胸开阔之人”。事实上，出版商虽然通常都很精明，但偶尔也会冒一冒险：年轻的大卫·休谟在默默无闻时出版《人性论》，仅得到 50 英镑稿费；这笔钱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因为销量惨淡，出版商还是亏了本。休谟成名之后的稿酬相当优渥：《英国史》第一卷的稿酬为 1000 英镑，之后各卷的稿酬更是节节攀升。 出版业是一个世俗行业，18 世纪从这个行业获益的主要是世俗作家，不过，通俗布道词的作者不会等到上天堂时才收取报酬。休谟的朋友、爱丁堡高教会牧师休·布莱尔*凭借四卷布道词获得超过 1700 英镑的收入。第一卷出版时，出版商威廉·斯特拉罕付给布莱尔 100 英镑，该书上市后销路很好，其他出版商竞相为之后各卷开出高价，斯特拉罕立即与布莱尔重新签订了一份合同；自由企业并不只为商人带来利润。18 世纪 70 年代，因为耗得起时间，而且其本人俨然已成为一项奇货可居的资产，吉本更是单方面开出条件，要求与出版商分红。当然，许多作家的处境一如往昔，穷困潦倒的蹩脚文人沦为心狠手辣的出版商的猎物。畅销书作者其实也是受害者，只不过得大于失而已。禁书出版业有力地促进了新思想在欧洲各地的传播，出版商瞒骗海关官员、贿赂审查官时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盘剥作者时更是心狠手辣；地下出版商窃取手稿，非法翻印，拖欠稿酬。然而，在 18 世纪（如同我们这个世纪一样），为数不多的作家仅凭写作就能过上舒适的生活，这种前景本身就能够激励作家走向独立。 英国文人在走上这条路之初也是在摸索着试探，后来则变得信心十足。他们的事业获得了意气相投的贵族以及斯特拉罕、安德鲁·米勒等大出版商的协助。“先生，我敬重米勒，”塞缪尔·约翰逊说道，“他提高了文学作品的价格。”过去，作家通常用阿谀奉承的献词来乞求富有贵族的财政援助，就连德莱顿也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到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柏专门把自己译的《伊利亚特》题献给一位平民、同时代的作家康格里夫**，还宣称自己喜欢“没有四轮马车的自由”（这句名言广为流传）。大卫·休谟显然也是如此；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制订了一份日后“稳妥地付诸实施”的人生计划，“厉行节俭，以弥补我财产的不足”，“确保我的独立不受损害”。2塞缪尔·约翰逊给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写了一封掷地有声的信，这封信无疑是有史以来平民写给贵族的最为倨傲不逊的信函之一，信中强烈抨击赞助人体制，道出了他的前辈欲言又止的心声：赞助人“无动于衷地任由落水者挣扎求生，等他们上岸后才施以援手”。赞助人对落魄者无情无义，对成功者趋炎附势，完全丧失了其社会功能。 塞缪尔·约翰逊的这封信铿锵有力、令人击节，但不可能摧毁赞助人体制；约翰逊本人就接受过乔治三世的一笔津贴。不过，作者与赞助人的关系从此颠倒了过来，如今贵族乐于以作家朋友的身份而闻名。在约翰逊决定接受皇家津贴后，布特告诉约翰逊，颁发皇家津贴“不是因为你将要做的事，而是为了你已经做过的事”。 作者：[美] 彼得·盖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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