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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統一南北，年代雖短，印章制度卻產生了非常大的變動，印章以實用為主，印面變大，朱文印增多，印文線條開始纏繞折疊等等。自此，隨著文人的參與，官印與私印開始徹底地分化了，並產生了許多全新的印章類型。 1、官印。 這一時期的官印以實用為目的，一般用銅質印材，並以印面的大小來區分官吏的等級。所不同的是大凡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官印中有的會加入本民族的文字。一般而言，唐代官印的印文線條較為均勻，與邊框線條的粗細的差別不大，顯得疏朗、空靈，它作為一種古代實用印章的新的表現形式，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朱文印式發展的先河。宋代及宋以後，官印的邊欄日漸加寬，文字則以“九疊篆”為主，顯得繁瑣造作，少有天趣。而有一種低下職位的官印——“朱記”印，由於不拘成法，自然真率，在篆刻藝術發展史上獨樹一幟。 2、私印。 隋唐私印傳世極少。唐宋時期，由於皇帝雅好書畫，富於收藏，出現了專門的書畫鑒藏印。文人士大夫也開始使用並介入印章的制作，他們既不屬於一般官印的“板”，又不甘於一般私印的“俗”，當然也不滿足於先前印章的形式與使用方法，從而逐漸產生了許多全新的印章形式。除了姓名印外，還出現了收藏印、齋館印、字號印、詞句印等等。這些印，在形式上大致存在兩種追求，即對唐陽文官印的模仿和對漢白文印的效法，前者與唐代篆書的復興有關，後者則與金石學的興起有關。 作為實用的私印，唐宋以後，特別是到了元代，隸書印、真書印愈來愈為人們所使用，並逐漸演化為最簡樸的“元押”，它作為私印以極端簡單的形式表現，具有獨特的審美趣味。 隋唐官印 隋唐至宋元,乃至南北朝，是中國印章藝術的相對低潮時期。隋唐官印存世極少。隋朝短祚，唐代制度據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記載，規定要上繳廢印。一律送至禮部員外郎，先在廳前的大石上碎其字然後在銷毀，故傳世唐印更少。清以前甚少有這方面的資料，清人瞿中溶《集古官印考》收錄了唐以來的官印一百多方，但只有考證，不見印文。1916年羅振玉著《隋唐以來官印集存》錄有二百八十多方，有關隋唐以來的官印方有專書著錄。 隋唐官印的一個特點是尺寸明顯增大,一般在5至6厘米見方。另一個特點是改用朱文,這是因為南北朝後紙張代替了竹木簡,廢除了泥封之制,開始用印色直接鈐蓋在紙帛上。在紙帛上鈐印,朱文的清晰醒目優於白文。又由於紙用面積都較大,以往的小印很難與之協調,印面自然也較漢魏時放大了許多。尺寸的擴大,細朱文篆體布白易失之疏散,所以隋唐以後的官印逐步脫離了漢篆風貌。為了追求章法上的勻整,對疏處以屈曲盤繞的筆畫充實之,萌發了“九疊篆'的早期形態。 隋唐官印的印文仍以標準小篆為宗,篆法圓勁樸茂,結體行刀自然流暢,體勢較為自由,顯得拙樸生動。它即不像漢魏時代那樣方正取勢、印畫布滿,轉折角度非常分明,也不像宋元以後官印那樣過於追求“九疊文”形式,而是較少模式化,印的邊欄也與印文基本相同,整體上諧調統壹,氣勢渾然,有一定的藝術價值。 宮庭在書畫作品上鈐印,應該說始於唐而盛於宋。唐太宗曾自書“貞觀”二字的聯珠朱文印,命玉工刻成後,專門蓋在內府珍藏的書畫典籍上。之後,唐玄宗有“開元'長方印專門用作鑒藏名跡的記號。張彥遠《書法要錄》引竇臯《述書賦》載:“貞觀、開元,文止於二”。 唐宋宮廷印 宋朝皇帝徽宗趙佶雅好書畫,喜歡在禦府收集的名書畫之上和自畫的作品上加蓋鑒藏印。因此,宋徽宗時代禦府裝卷,常常鈐有許多印章,琳瑯滿目。特劇是手卷形式,在綾天頭、前後隔水、本幅和贉尾紙等位置上,內府各印的鈐印幾乎成為壹種固定的模式。最多見的有“大觀”、“頤和”、“宣和”等聯珠形式的小璽印和壹枚圓形雙龍印。宋高宗也有“紹興”、“禦書之寶”等鑒藏印。 隋唐官印 隋唐至宋元,乃至南北朝，是中国印章艺术的相对低潮时期。隋唐官印存世极少。隋朝短祚，唐代制度据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规定要上缴废印。一律送至礼部员外郎，先在厅前的大石上碎其字然后在销毁，故传世唐印更少。清以前甚少有这方面的资料，清人瞿中溶《集古官印考》收录了唐以来的官印一百多方，但只有考证，不见印文。1916年罗振玉著《隋唐以来官印集存》录有二百八十多方，有关隋唐以来的官印方有专书著录。 隋唐官印的一个特点是尺寸明显增大,一般在5至6厘米见方。另一个特点是改用朱文,这是因为南北朝后纸张代替了竹木简,废除了泥封之制,开始用印色直接钤盖在纸帛上。在纸帛上钤印,朱文的清晰醒目优于白文。又由于纸用面积都较大,以往的小印很难与之协调,印面自然也较汉魏时放大了许多。尺寸的扩大,细朱文篆体布白易失之疏散,所以隋唐以后的官印逐步脱离了汉篆风貌。为了追求章法上的匀整,对疏处以屈曲盘绕的笔画充实之,萌发了“九叠篆'的早期形态。 隋唐官印的印文仍以标准小篆为宗,篆法圆劲朴茂,结体行刀自然流畅,体势较为自由,显得拙朴生动。它即不像汉魏时代那样方正取势、印画布满,转折角度非常分明,也不像宋元以后官印那样过于追求“九叠文”形式,而是较少模式化,印的边栏也与印文基本相同,整体上谐调统一,气势浑然,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朱記”官印 唐宋官印中還有末尾不用“印”,而用“記”或“朱記”的,後人謂之“朱記”。當然,這個“朱記”與泛指唐宋以後印章蘸紅色印泥,鈐於紙帛上,顯得殷紅醒目的那個“朱記”是兩回事,可以說這兩個“朱記”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唐宋朱記,具有特定的格式,它的主要特征為:不全用篆書入印,而出現以隸書或楷書入印；印文較少盤曲折疊,章法結構拙樸自然,不作刻意安排；四面多是長方形狀的；最後一條,也是最顯著的壹條,印文最末均有“記”或“朱記'的字樣。這類官印是中下級官印的專利品，其文字樸實、稚拙,自然真率,絕無一般官印排疊裝飾、基本布滿的特征,給人以滿不在乎、不經意而為之的感覺,甚而影響北方的遼、金。但正是這種不事雕飾的風貌,傾倒了後世無數篆刻家。結構隨意咨肆,筆畫欹斜參差,體勢屈伸，無所顧忌,字字體現出童稚之趣,給人以憨態可掬、忍俊不禁的詼諧感。但這種似跌跌撞撞的不成熟的個體,被有機地組合在壹起後,整體無不包含內在的和諧與均衡。它的美正在於有著活潑靈動的氣息,在篆法上不沿襲壹般官印的規整、排疊之陳習,不追求橫平豎直,布白均勻的模式,在欹斜與挪讓中配合默契。有時將筆畫隸化或楷化,增加了線條的變化。它的無拘無束,也使不加修飾的章法布白構成那種極端無序,反而有更高層次的意境之美。它既不同於官印的整肅,也與文入印的典雅相去甚遠,而與下層百姓的質樸之風一脈相承,是傳統民間藝術在印章上的反映。 朱記的獨特趣味和意境,為豐富印章藝術做出了貢獻,其與眾不同的形制,在洋洋大觀的篆書印林中獨樹一幟,開了隸、楷書入印的先河,啟發了後世篆刻家不拘成法,勇於創新的思路。
唐宋文人士大夫印 唐宋文化艺术兴旺发达，上层社会盛行雅好书画之风。这一时期,文人、书画艺术家辈出,书法、绘画等艺术珍品繁多。印章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与之密切相关,自然要进入他们的行列。因此出现了鉴藏、室名、别号印等“收藏鉴赏”印并不突兀。 唐宋官印相对于秦汉官印而言,已成日薄西山之势。因为官印形制单一呆板,不完全属于艺术,它所体现出来的艺术欣赏性质,只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而非主观上的追求。官印以外的名印、字号印、闲章,形式多样,尤其是字号印、闲章,则为宋代文人艺术家所独创,已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这些文人士大夫用印,一般仍由印工制作,但不拘泥于官印的宽边朱文,而是朱白文并举,多种风格兼容,在文字的使用上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容纳了大篆、小篆、摹印篆等多种字体，和官印以九叠篆为唯一标准相比,丰富多了。其中体现出这类人群的审美取向。虽然流传不多,但它对篆刻艺术的贡献应该说大得多。另一方面它们沿袭古人风尚,反映出对金石学与印章的关系以及对印章自身的艺术美的追求,无疑与战国、秦汉玺印一脉相承。从艺术这一角度看,它们才是宋代印章的主流。
辽宋官印 宋代官印的尺寸也较大,这是沿袭隋唐以来官印的特点。因文多九叠篆,也叫上方大篆,九叠的“九'字在中国古代常常是代表多的意思,并非九的确数。一般小篆书体,往往有疏有密,结体不易布满。所以就把篆字笔画来回弯曲盘绕,使得四面充实,布白对称饱满,产生均匀整齐,具有装饰性的美感。另外,这种繁复重叠的印文又使人难以辨认,有防奸辨伪的作用,加上巨大的形制,配以比印文宽出三至四倍的粗边栏,显示出官府衙门的庄重整肃、森严而不容轻视的气势。另外“九'为数之终极,也有“乾元用九'的含义,以此暗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久远”,这种带有封建文化背景的印章形式,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心态。所以,从宋元到明清时期的官印,一直沿用九叠篆印文。 宋代的官印,字形清晰,易于辨认,从其叠篆格式看,虽较唐代进了一步,但却远未达到金元时期叠绕环曲,不留空隙的地步。这种官印本身就具有较强的艺术气质,加上当时铸印的匠师们以此为职业,在无数次的制作中,必然要发现盘曲环绕的文字的艺术美(其实任何一种形式都有其内在的艺术魅力,关键在于作者是不是善于去发掘和展示)再综合自己的艺思浸润进去,使美的东西得以升华，更有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印，如“军资库印”等篆字极少盘曲，线条圆润浑厚、自然流畅，甚为可爱。因此宋代官印所具有的篆法自然流畅,讲究线条丰润圆通的独特风貌,蕴藏着无数工匠不自觉的审美情趣和追求,蕴藏着他们在长期实践中迸发出的艺术火花。在中国篆刻艺术史上,它完全能据占据一席之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官印的款识,其字体凿刻得歪歪斜斜,自然朴拙,有的带有明显的落刀起刀、刀锋偏侧的特征;粗细顿拙变化多端,这些出自当时工匠之手的凿款,开了印章刻款的先河,这一形式的崛起和流行,打开了边款艺术的大门,成为印章艺术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宋代官印对篆刻艺术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 辽官印形式同宋官印基本相似。
元文人印 元文人印以元朱文为主。所谓元朱文印实际上是萌发于宋代。其中《三十五举》,叙列汉印篆体与印式的纲要,是最早研究印章艺术的专著。不仅如此,吾氏还有“小篆精妙,当代独步,不止秦唐二李间”之美誉。 文人真正自己动手刻印，相传始于王冕。王冕(1287一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浙江诸暨人。出身农家,幼贫好学,当过牧牛娃,也在僧寺做过工。曾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会稽韩姓得知十分惊异,收为弟子,遂成通儒。王冕游京都时,客秘节卿泰不华家。泰不华拟荐以馆职,力辞不就,归隐故里九里山,以卖画为生。朱元璋攻下婺州后,招为谘议参军,未等建立大明,因病卒。 王元章以画墨梅名扬天下,作品花密枝繁,笔墨简捷淡雅,气息清新。亦工诗,精篆刻。著有《梅谱》、《竹斋诗集》。他用花乳石刻印的篆刻家,花乳石脆软细腻,容易受刀,表现刀法韵昧效果极佳。从而把篆刻创作从写篆到奏刀两个过程用一手来完成,这一印材的发明使治印艺术很快在文人当中普及开来,为以后流派篆刻艺术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王冕的同里刘绩在《霏雪录》中载:“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又言:“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汪古熊¤巾萄所蓄颇夥,然文皆陋俗,见山农印大叹服,且曰:‘天马一出,万马自喑,于是尽弃所有'”。 王冕传世的绘画作品中钤有画家自刻自用的印章,如“王冕私印'、“王元章氏”、“方外司马”、“会稽佳山水”等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印颇有汉代铸凿之味,这几方印不仅吸取汉人法度,表现了汉印的神采,而且也能刻出他自己的风恪。可塑性极好的花乳石,通过王冕精深的笔墨技法和挥运自如、痛快淋漓的刀功,的确如刘绩所言,令观者大为叹服，是隋唐以来的印章无法与之相比的。
金元官印 金代官印總體上是承襲遼宋舊制,尤其對宋官印的借鑒較多,這是由於宋金對峙各占半壁江山的結果。宋朝深厚的文化、思想、禮制、工藝方面的根基,順理成章地要影響文化氣質稍弱的金人,為金人所仰慕、仿效,印章自然也不例外,對可以折疊盤曲的篆文較嚴格的小篆更易於接受。故金代用九疊篆入印十分盛行,元人更將是沿用於蒙文人印,於是,九疊文到金元時期,成為壹種定制。 金代官印的印材有金、玉、銀、銅。皇帝璽印用金,稱寶,如金世宗則詔作大金皇帝萬世之寶,系龍鈕;太子之寶,為龜鈕;“洗王之印'為駝鈕。壹般官印用銅,為長方形板狀鈕。鈕頂常刻“上字'。 早期金代官印,即大定和大定以前的官印,布白整齊大方,篆法流暢秀麗,純熟自然,典雅莊重,給人以美感,當是出於名家之手。如“汝陰縣印'、“勾當公事之印'等,這些印線條拙樸生趣,盤曲方中寓圓,絕去生硬呆板之病,印面字的筆畫排疊勻滿有序,卻富於變化,顯得疏密有致,靈動自如，打破了人們對金官印板滯的陳見,表現出較高的藝術審美情趣。 元代官印中，處了用漢文篆書外，還采用八思巴文入印。元官印大都為實用品遺物，非出自墓葬品。
宋元花押印 花押印又稱署押印,它是起源於宋代,盛行於元代的一種私印,一種刻有花押樣式的特殊格式的印章。所謂花押,就是“用名字稍花之',它是將個人姓名或字號經過草寫,改變成類似於圖案的符號。其最初的形態是南北朝時期的鳳尾書,又名“花書'。這種印除具有一般印章的功能外,還有使局外人不易識別和難以摹仿的作用。 元代盛行花押印的原因,是因為做官的蒙古人、色目人很多不識文字,也不擅執筆簽字畫押,於是就在象牙或木頭上刻上花押來代替執筆簽字。明陶伸儀《南村輟耕錄》中載曰:“為官者,多為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由於元代的盛行,故俗稱“元押”。此外,元代還有用蒙文刻成古代符節形式的印,從中剖開,雙方各執壹半,以為“持信”,稱為“合同印”,亦屬於押字印一類。 花押印,皆為朱文,形狀多種多樣。從傳世的元朝押印來看,大體上是長方形的,有的僅壹漢字,有的僅刻花押,有的上刻姓氏,下部兼刻花押。這上部的文字無論用楷書、隸書甚至篆書,都有一種古拙凝重的風格,是後世創作今體字印章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 花押印,在印學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尤為文人雅士所鐘愛。它是宋元時期開拓和豐富印章藝術形式的一大貢獻。這種印不僅是對肖形印和異形印的發展,而且與肖形印、異形印有異曲同工之妙。特別是印章中那種似文非文,似圖非圖的符號圖案,大大啟發了篆刻家們的思路,加大了印章藝術的內涵和外沿。對以後流派篆刻藝術百花齊放、萬紫幹紅的繁榮面貌出了一把力。不失為印壇百花園中的一朵奇葩。這種花押印到明清之際,漸漸少了。明清流傳下來的僅見一方明朝末代皇帝崇禎用的玉押。
转自｜ 山西晋园古玩城 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月印池文化』整理編輯，轉載須在刊首註明出處，僅限交流學習，不做商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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