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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有史以来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贡献，乃是在知识传播上，掀起了自由市场的潮流。弗里德曼总能在政府包办领域找到突破口，加进个人选择的因素。比如变征兵为募兵，实行教育券制。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设想，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所谓的负所得税，就是政府划定一条贫困线，收入在此线之下者，不只是免缴一般税费，政府还给予补贴。根据不同的贫困程度，补贴有类似累进税的调整。越贫困的人群，所得补贴越多。随着收入增加，补贴也相应减少——按照弗里德曼设想，负所得税不是均贫富，纯粹是确保贫困人群能有基本收入。
这不是福利主义吗？弗里德曼主张自由市场，怎么会提这种方案呢？
负所得税制的设想，是有前提的：发钱取代福利。政府不再举办公立医疗、公立学校、社保局这类机构，居民不缴纳养老金和保险。政府发一笔钱，居民有什么饥寒疾病，自己到私人市场购买。 弗里德曼甚至还提出，如果是发现金，穷人的食品券也应该取消。
直接发钱和社会保障，两项都是福利主义。在彻底市场派看来，正确的选择应是都予否定，选择自由市场的道路。从增进认知的角度看，直接发钱和社会保障有没高下之分呢？
我的看法是，直接发钱比社会保障好一些。前者简单便捷，利于核算。政府直接把钱打到居民账上，不建立服务系统。公立机构的自身成本太高了，这些耗费可能比民众福利还要多。把钱省出来发给民众，减少了浪费。
一个政府主导的福利性行业，普遍是臃肿、低效的公立机构，私营企业很难存活。潜在的繁荣失去，改善的希望泯灭，这才是福利主义最大的祸害。取消福利系统，把政府干预减到最小。市场上还是由私营企业提供民众所需的服务。这总比一潭死水好得多。
弗里德曼是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向政客和民众传播理念，难免要作出妥协变通，以获取更多支持。改良也符合市场派主张——正如我们很难呼吁取消全部税收，只要减税，哪怕减税1%，也要承认边际上的改善。
弗里德曼是一位市场派斗士，坚定的反福利主义者。负所得税的意图，是把近百年福利体系连根挖起，使之变得简单轻便。这套理论太过激进，触动了现代福利大厦的根本利益，因此一直停留于纸面。 近几年，国际上流行一种叫「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思想。所谓无条件基本收入，就是政府每个月给民众发钱。无论此人境况如何，都能不劳而获。前段时间瑞士公投的全民发红包，就是一种无条件基本收入制。福利主义者还把这项发明安在弗里德曼头上。
表面看来，无条件基本收入很像负所得税，都是政府向穷人派发福利。深入理解其主张，你就会发现巨大差别。 在「资本主义与自由」里，弗里德曼明确指出：负所得税针对贫穷，是一种较为轻便、简单、低成本的「国家托底」。弗里德曼一直谴责福利养懒汉，主张取消社保体系。负得所税与其说是福利，更像人道救助，只管不饿，不管吃好，想要生活过得好，还是得工作。
现代的无条件收入制，其目标并不是济贫，而是创造美好未来。它希望人们不必为生计担忧，不成为工作的奴隶。这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每个人按照兴趣和擅长工作」差不多了。这是多么有乌托邦色彩的实验。
目前，国际上已有国家尝试无条件收入制。北欧国家芬兰就打算向国民每月发800欧元。很多中国人很羡慕，其实他们在经历痛苦的「削减福利」。很多福利项目都取消了。这和弗里德曼思路类似，不过福利如同毒瘾，易吸不易戒，往往新红包发下来，旧福利却没砍掉，财政负担更重。
多年以来，瑞士左派人士一直在推动无条件收入制。他们声称，政府可以减少部分福利，也要发现金。听起来是好事吧？真要操作起来，何其之难。 2013年瑞士经济联合会计算，若全民发工资，支出增加2000多亿瑞郎，福利体系只是减少600亿瑞郎。既然福利不是全部砍掉，谁都不希望自己那部分受损。争吵下来，谁的福利都不减，红包还是得发。 福利主义者扛出市场派的旗帜，耍了个花样，目的还是增加福利。
负所得税的设想，从最初不被看好，到后来被利用，也提醒市场派：在妥协性的改革设计中，一定要考虑风险。政治是复杂的博弈，既得利益者对对利益受损的改革，他们会百搬阻挠；如果能增加利益，则非常欢迎。「以小恶换大恶」，往往一恶未除，再添一恶。
清初学者黄宗羲论及中国税制，提出一个「黄宗羲定律」。从唐朝到明朝，很多改革的初衷是简化税制，结果却是：旧税去而复返，新税根深蒂固，改革成了增税。改革中的与虎谋皮，往往变成凶险的陷阱。这也是制度设计好爱者应该警惕的。 ※ 本文发表在人文经济学会（Hes20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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