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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沈周所处的苏州，在经济上，农业、商业、手工业等繁荣、发达；在政治上，由于朱棣的迁都、内部斗争激烈等原因，统治者对苏州的钳制有所放松。在苏州文脉备受打击后，这些情况为吴门书画的再度繁荣提供了基础，从而吴门书画得以振兴。在吴门，无论是绘画、诗歌还是书法，沈周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就绘画而言，沈周是“吴门四家”为首者，是“吴门画派”的开创者和领袖，文徵明、唐寅都是他的学生。王穉登《吴郡丹青志》列神品志一人，即为沈周。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吴中如徐博士昌谷诗、祝京兆希哲书、沈山人启南画，足称国朝三绝。”沈周在绘画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沈周的诗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评价甚高：“（周）诗亦挥洒淋漓，自写天趣。盖不以字句取工，徒以栖心邱壑，名利两忘，风月往还，烟云供养。其胸次本无尘累，故所作亦不雕不琢，自然拔俗，寄兴于町畦之外，可以意会而不可加之以绳削。”隐逸中的沈周当世即有诗名，是吴中诗坛的代表。但因画名太大，后人多推崇其画，忽略其诗。 如同其诗名被画名所掩一样，沈周的书名亦为其绘画所掩。这除却人们对书法的关注度要低于绘画外，沈周书法的造诣的确要逊于绘画。平心而论，沈周的绘画、诗歌在当时是无人可以比肩的；而有明一代，书法造诣在沈周之上的却是不少，就连祝允明、文徵明的书法成就都不在其之下。但是在书法史上，沈周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在明中期是引领时风的人物，无论是文徵明、唐寅还是仇英，都无一例外地受其影响。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长洲（今苏州）人。他书法造诣的渊源颇多，家学是其书法的根本。沈周曾祖沈良琛、祖父沈澄、伯父沈贞吉、父亲沈恒吉皆好诗文书画。沈良琛是王蒙之友，沈澄书出赵孟頫，沈贞吉与赵孟頫同流，沈恒吉书风一如其父。沈家有隐逸不仕的家风，家族中人大多未出仕为官，但又绝非一般的市民阶层。沈家有着殷实的家境、较为丰厚的收藏，极注重诗书礼仪，并且家族与当时的政界、书界、画界有着深厚的交谊，这都对沈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沈周师从杜琼和刘珏，二人对沈周的影响亦是不容小觑。杜琼字体清秀，是一派沈度书风。刘珏是当时江南书画收藏颇富者。他的行书规整秀丽，用笔圆熟，出于赵孟頫。除却家学、从师外，沈周自身也有广阔的交游，与同时的诗人、书家、画家、名医、僧人、道士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这些人应该处于当时最为顶尖的文化圈中。在这样一个圈子里交游，对沈周社会地位的确定有很大益处。虽然沈周以筮易、奉养双亲等原因隐居，但无论是由于其家族的传统，还是源于明初朱元璋对曾经张士诚治下的苏州文人的钳制而大开杀戒的恐惧，都没有妨碍沈周与官员的交往。他与吴宽、徐有贞、王鏊、李东阳、王恕、杨一清、程敏政、童轩及当地的官员等皆有书画来往。与他们交往，一则可以借助他们扩大自身的声名，二则可以对自身提供一定的保护。当然，除却实际的需要之外，沈周与他们的交游亦因为有着相同的艺术情趣。徐有贞的书法颇有米法，吴宽书学东坡，似乎苏字以外一步不窥，王鏊书学晋唐，这都与元末学赵风气不类。或许正是交友圈的尚古或越过元人而学宋的风气影响了沈周，早年宗法所谓“当朝王羲之”沈度的沈周突破当时的风气，转而潜心于黄庭坚。沈周学黄的意义远超出书法技法本身。他向其门人及友朋表达了学书要寻找自己所喜爱的书家进行学习的理念。沈周书法由崇尚法度而转向对己意的表达，专攻黄庭坚。之后吴门书家学宋人书法逐渐成风，恐怕与沈周不无关系。 沈周书迹总的来说，绘画的题跋多于单独的书法作品，整体面貌变化不是太大，以楷、行书为多。在取法古人时，沈周不拘泥于某一家，对赵孟頫、沈粲、沈度、钟繇、王羲之、“宋四家”皆有取法。虽然沈周早期的书法即有山谷笔意，但在50岁后才对黄庭坚倾力。沈周曾经收藏山谷书老杜律诗二首、《马伏波庙》诗一卷、《发愿文》、诸贤遗墨一册（苏沧浪、蔡端明、苏文忠、苏文定、黄山谷、米海岳等）、山谷《博古堂帖》等，且曾为汪宗道藏《黄山谷草书释典法语》、华汝德藏山谷《李太白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卷》作跋。丰富的收藏及广阔的见闻，为其深入取法黄庭坚奠定了基础。 《化须疏卷》是沈周学习黄庭坚的典型作品，也是沈周与朋友相处时的戏谑之作，原本严肃的疏却被沈周写来为无须的好友赵鸣玉募须。此作为行楷手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纵28.4厘米，横464.4厘米，共52行211字。每行约3到5字，单字在7到15厘米之间。明代早中期，大字的篆、隶、楷书相对较多，而行、草书相对较少。这件作品是当时字形较大的一件，显现出沈周很深的造诣。这近五米的长卷书写得洋洋洒洒，通篇自始至终虽在章法上并没有作刻意的安排，却显得散淡、协调，未曾有丝毫的懈怠之意；字字独立却气势连贯，笔断而意连；点画劲健，得黄鲁直中宫敛结、长笔四展之势；用笔提按分明，流畅跌宕。 沈周书学黄庭坚，是深得其三昧的。作品中如“于”“间”“分”“令”等字惟妙惟肖，但并非完全照搬，还是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从该作品来看，明显在气势上沈周要略显内敛一些。就字与字之间的呼应而言，黄庭坚更加注重上下两字之间的穿插，有时上一字的笔画甚至嵌入下一字之中，揖让有序，形成不同的字组或者说是块面，多率意，或许这与其笃信佛教有关。而沈周这件作品，字与字之间略微拉大间距，显得平和端正，较黄庭坚显中庸。这与沈家数代业儒有很大的关系。黄庭坚笔法的开创之处在于，在笔画中截行笔中，不断施加小幅度的提按。这种笔法如果控制得当，可以增加笔画的丰富性，反之则会显得做作、不自然。而沈周单字减少了这种笔画间的抖动，没有一般学黄书家的刻意，显得老辣坚实。沈周学黄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中和醇正；但由于减弱了黄字字与字之间的穿插，而字形却未相应调整，故而部分字的笔画略显不协调。如“无”字，最下横画左侧略显过长；“姚”字右侧“兆”部左右间距稍大。如此种种，在欣赏、学习过程中不可不注意。 分析沈周的书法作品，我们可以发现，沈周在书法上并没有太多的独创性，更多的是对黄庭坚书风的继承，没有进入化境，其继承性远大于其创造性。这在当今语境下似乎颇有意义。对于书法，当前更多提倡的是创新、如何形成独特的个人风貌。事实上，创新与个人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在学习古人时，无论以何种虔诚的心态去对待，但由于有了个人思维的存在，体现在作品上就成了己意的表达。如《兰亭序》，传世摹本件件都有差异；《中秋帖》《湖州帖》，无论老米的手段如何高明，都有其痕迹所在。书法较之于绘画，更讲求继承性，如果刻意求新，往往易坠入狂怪的魔境。沈周作为一名书家，在元末赵孟頫风气的笼罩下，深入学黄，且开吴门书风。他虽未像徐渭、倪瓒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貌，但起到了延续前朝、开启新风的作用。沈周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很值得我们反思。能够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亦步亦趋、尽心尽力地学习某家经典而深入其中，在书法史上能够作为承上启下的一环，已是不易。对于书法的学习，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很多类似典型值得当代借鉴。汉《袁安》《袁敞》二碑，略改曲线使弧度加大或增加扭曲，在秦小篆的基础上施以微小变化，却形成其迥异于秦篆的体式；赵孟頫学王亦步亦趋，他简化王字运笔中细微动作而减少技巧含量，却有着完全不同于王字的精神气韵，显现出他人无法企及的雍容气度。在当今时代，我们还需遵循书法的规律，在真正继承的基础上变革。而变革是在入古的基础上的个人变化。这种个人变化受个体若干因素的影响，需要书家几年甚至几十年一如既往地关注、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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