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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疏证》一 何焱林
今称《尚书》为伪者，莫不以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简称疏证）为圭臬。今从其入手讨论《尚书》真伪。先录其文，择其要者剖析。 阎文： 第一：言两汉书载古文篇数与今异 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楚元王传，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 夫一则曰得多十六篇，再则曰逸书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西汉者如此也。后汉书杜林传，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后出示卫宏等，遂行于世。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郑康成之传注解，皆是物也。 夫曰古文尚书一卷，虽不言篇数，然马融书序则云逸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东汉者又如此也。此书不知何时遂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 按古文尚书实多十六篇，惟论衡所载其说互异。其正说篇云：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张霸伪造百两之篇，帝出秘百篇以校之。愚谓：成帝时校理秘书，正刘向刘歆父子，及东京班固亦典其职。岂有亲见古文尚书百篇而乃云尔者乎？刘则云十六篇逸，班则云得多十六篇，确然可据，至王充论衡，或得于传闻，传闻之与亲见固难并论也。且云武帝使使者取视，不云安国献之，而云武帝取视，此何据也？惟云孝景时鲁共王坏孔子宅，较汉志武帝末三字则确甚。何也？鲁共王以孝景帝前三年丁亥徙王鲁，徙二十七年薨，则薨当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谓武帝末乎？且共王初好治宫室，季年好音，则其坏孔子宅以广其宫，正初王鲁之事，当作孝景时三字为是。愚尝谓传记杂说往往足证史文之误。要在识者抉择之耳。 又按，孔壁书出于景帝初，而武帝天汉后，孔安国始献，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则其相去已六十余年，而安国之寿必且高矣，及考孔子世家，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则孔壁之书出，安国固未生也，故大序亦云：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无人能知者。愚意书藏屋壁中不知几何年，书出屋壁之外，又几六十余年，孔安国始以隶古字更写之，则其错乱摩灭弗可复知，岂特汩作九共诸篇已也？即安国所云可知者二十五篇，亦必字画脱误，文势龃龉，而乃明白顺易，无一字理会不得，又何怪吴氏朱子及草庐辈切切然议之哉？ 阎谓（凡引阎文，皆曰阎谓，下仿此）： 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 何按（评述之言，皆云何按，下仿此）： 此段文字，阎谓出于孔壁书者得十余篇。从下文看，即十六篇。即孔壁所出之《书》只十六篇，《古文尚书》只十六篇。 阎谓 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楚元王传：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 夫一则曰得多十六篇，再则曰逸书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西汉者如此也。后汉书杜林传，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后出示卫宏等，遂行于世。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郑康成之传注解，皆是物也。 夫曰古文尚书一卷，虽不言篇数，然马融书序则云逸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东汉者又如此也。 何按 此段文字阎氏之说与史志之说不一，与后之理解，后之事实不一。 ①检视阎氏说法：“夫一则曰得多十六篇，再则曰逸书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西汉者如此也。” 按：《（前）汉书·艺文志》与《楚元王传》之所说并无二致，多得十六篇者，比之伏生《书》及欧阳三家《书》之二十九篇，多十六篇也。所谓逸者，指典籍原有篇目不载于今传本者，逸《书》者指《书》原有篇目不载于三家《书》者也。故西汉出自孔壁《书》篇数为二十九加十六共四十五篇。此四十五篇包括伏生《书》，欧阳、夏侯三家《书》之所有篇目。此为壁《书》原始篇数。 阎氏对东汉杜林《书》则曰：“夫曰古文尚书一卷，虽不言篇数，然马融书序则云逸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东汉者又如此也。” 这里阎氏玩了一个混沌游戏，此逸十六篇是指《楚元王传》所说之逸《书》耶？若然，则杜林《书》即逸十六篇，即《艺文志》之多得之十六篇。即孔安国所献《书》、汉平帝至新莽地皇间列于学官之《书》，皆此十六篇。 阎氏《疏证》第二：言古文亡于西晋乱故无以证晩出之伪，有句曰：“尝疑郑康成卒于献帝时，距东晋元帝尚百余年，古文尚书之十六篇之亡，当即亡于此百年中。”故阎氏所谓《古文尚书》的是十六篇。此十六篇与伏生《书》一点有关系也没有，半点关系也没有。 阎氏于此玩了花样，其引《汉书·艺文志》接下来至关重要之文未录，今录于后：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 刘向以“中”古文，中者大内谓之中，秘府谓之中。古文者《古文尚书》之谓也，此《古文尚书》非孔安国献者而何？《酒诰》、《召诰》皆三家《书》亦伏生《书》篇目。说明孔壁书，孔安国所献书非只十六篇，而是包含全部今文《书》篇目，故其非是十六篇，至少是二十九加十六，四十五篇。 ②《泰誓》三篇，今入《古文尚书》，“以考二十九篇”之二十九篇，则包括《泰誓》。说明《泰誓》篇时在今文《尚书》中，不在多得之十六篇之列。从二十五篇减去三篇，则为二十二篇。《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儒林传》皆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伏生《书》为二十九篇，即三家《书》为二十九篇，故伏生书，三家书包含《泰誓》。 或人云二十九篇中之《泰誓》为伪《泰誓》。此处只论篇目，不在文字异同及真伪。前引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指出三家《书》多脱簡，脱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故指篇目同，非文全同。 三家注《史记·周本纪》有：“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 三家注《史记》此段之〔六〕，《集解》马融曰：“鱼者，介鳞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索隐》：“此以下至火复王屋为乌，皆见《周书》及今文《泰誓》。”说明史迁时《泰誓》为今文《书》篇目。 今《尚书》将《泰誓》列入《古文尚书》是不对的，因其传统上属今文篇目，或人以今《尚书》用《古文尚书》《泰誓》。若以此为论，则今《尚书》全为《古文尚书》内容，今之《尚书》即全为《古文尚书》，今文《尚书》全部不存。 ③孔安国献书篇数。《汉书》称，孔安国以二十九篇考壁书，得多十六篇，而未说少某篇，足见壁《书》一定包括伏生《书》篇目。孔上之《书》多少篇，史无明征。可以推定，安国所上之书，一定经过整理，作有传注，其篇数不会少于壁《书》之数。 ⑴史称因巫蛊事未立学官：悉知将经典立于学官，须有师说。“因巫蛊事未立于学官”，若无巫蛊事，则汉武帝时，孔安国所献《尚书》，即今人称为《古文尚书》，已立于学官，故必有师说。 ⑵西汉平帝时《古文尚书》终列于学官，直至新莽地皇末，几二十年。此《古文尚书》即刘歆从“中”，即官家秘府中所出之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平帝将《古文尚书》立于学官亦必有师说，史无别家师说之载，故师说必孔安国传。 ⑶孔安国所献《书》之篇数，两汉书不载，史无明征。但有一点可确定，西汉平帝至新莽地皇间，《古文尚书》列于学官，东汉建立后，将《古文尚书》排除学官，重立今文三家学。说明平帝列《古文尚书》于学官时，将今文三家学废止。如孔传不包含伏生《书》篇目，只立多得之十六篇于学官，不可想象，可见《古文尚书》必包含伏生，即今文《尚书》篇目，至少为二十九篇加十六篇，四十五篇。师说全出孔安国，孔安国不可能抄今文三家说入其书，单从其脱简、异字、脱字，孔亦不可能抄三家说。 “多得”之十六篇，如何演变为孔安国上献之篇目，今唯一参照系是今《尚书》之今文篇目，今文篇目为真，古今无异词。今文篇目，前引《汉书》：“考之二十九篇”，即原为二十九篇，除去《泰誓》，为二十八篇。此二十八篇，今《书》《舜典》与《尧典》分，《益稷》与《臯陶谟》分，《盘庚》一分为上、中、下三篇，《康王之诰》与《顾命》分，计得三十三篇。此分实为孔安国献书时分，关乎此稍后申说。 今文篇目既可析分，则“多得”之十六篇亦可析分。属十六篇之篇目，今为二十五篇，其中《泰誓》属今文篇目，在今《书》中析为上、中、下三篇，历来学人不细察此点，将其阑入十六篇中，实非，从二十五篇除去，今《书》属十六篇者仅二十二篇。其他之分合，无今文作参考，只能据今文篇目析分类推。窃以为十六篇可如此析分： 甲、《伊训》与《太甲》当是一篇，皆为伊尹训嗣王，一则以言，一则以行，放其于桐宫，使其近先王墓，怀先王之德，思己之过。嗣王太甲终“克终允德”，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而正其位，并继续训示王以修身，治国之道，使“邦永孚于休”。 乙、《说命》三篇，当如《盘庚》，归于一篇。 丙、《君牙》、《冏命》，皆穆王策命，一命君牙为大司徒，一命伯冏为太仆正。故此二篇或从一篇析出，其原篇名或曰《策命》，或曰《君冏之命》。 如此归属，计有：《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咸有一德》、《说命》、《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策命》（或《君冏之命》）。共十六篇。 ㈡、东汉《古文尚书》究为多少篇，史无确叙。前《汉书》明说考之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则孔安国所献书之篇数，当包括今文二十九篇，孔所献书至少为四十五篇。其传世或上献，亦至少为四十五篇，断无将多得之十六篇单传之理，马融《书序》之逸十六篇指其从孔传四十五篇少十六篇，则几矣！东、西两汉《古文尚书》篇数，未有确说。汉平帝至新莽地皇间立于学官，此时之《古文尚书》篇数应为当时《尚书》篇目确数，惜乎无一本传世。然篇数不少于四十五。 阎谓： （杜）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后出示卫宏等，遂行于世。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郑康成之传注解，皆是物也。夫曰古文尚书一卷，虽不言篇数，然马融书序则云逸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东汉者又如此也。 何按： 结合阎之第二条，知其认定《古文尚书》为十六篇。则孔安国上献之《古文尚书》为十六篇。西汉平帝至新莽地皇间列于学官之《古文尚书》为十六篇，贾、马、郑传注之《古文尚书》“皆是物也”，即杜林《书》，亦十六篇。事实并非如此。 ㈠《晉書·列傳四十五》述荀崧事曰：“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此是祖述前典，至少是西晋旧典。前典设博士十九人，亦有《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绝无今文三家学。郑玄注亦采今文说，故立《尚书》郑氏，以存今文之意。此《尚书》当然非《古文尚书》，而是今文《尚书》。即二十八（九）篇，或三十三（四）篇。 ㈡孔颖达《尚书正义》称郑注《尚书》“篇数并与三家同。”又称刘歆、贾逵、马融等并传孔学，云十六篇逸，与安国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书散逸，传注不行。以庸生、贾、马等惟传孔学经文三十三篇，故郑与三家同，以为古文。而郑承其後，所注皆同贾逵、马融之学，题曰《古文尚书》，篇与夏侯等同，而经字多异。 孔颖达此说表明，贾、马等惟传孔学经文三十三篇，即郑等所传之孔经与三家原篇目相同部分，已析分为三十三篇，且经字多异，故非三家经文。且无晋室东迁散失，梅赜献书那些由头。此三十三由谁析分？史无明征，但“惟传孔学经文三十三篇”，说明此三十三篇乃孔安国析分。 唐孔颖达与阎氏对逸之理解不同，实质也不同。阎之谓逸伏生《书》未录之十六篇，马融之逸与颖达之逸则为散失。即从安国《书》逸去从孔壁中多得之十六篇，剩余之“篇数并与三家同。”即三十三篇。 孔又曰：“案伏生所传三十四篇者谓之今文，则夏侯胜、夏侯建、欧阳和伯等三家所传及后汉末蔡邕所勒石经是也。” 此段之文，经阎若璩搅动，纷乱如麻。孔颖达之叙述亦模糊不清。必须厘清头绪。 首先：杜林漆《书》与三家《书》篇目同，篇目如如此一致，极可能为伏生《书》抄件，甚至原件。 其次：杜《书》与壁《书》今文篇目之文极近，甚或一致。从其文看，绝不似三家《书》，前已说明，三家《书》脱简，脱字，文字与壁数异者七百有余。故马融误认其为壁书。 再次：伏生《书》当然无壁《书》多得之十六篇，马融以为其出壁中，故以为其逸壁中多得之十六篇。此处之逸，指杜林《书》少壁《书》之十六篇。如前述孔颖达亦认为此杜林书为壁《书》，“惟传孔学经文三十三篇”即其征。 伏生《书》与壁书一致或极相近，自不难理解：伏为齐人，齐鲁毗邻，其书同出一系，当无问题。故杜林《书》之质量与十之二三以意属读之晁错所录《书》，即三家《书》之底本，高出许多。 第五：卫、贾、马、郑或受杜林之嘱，或为正今文三家之误，故对其作注。 马郑等依先师规模将杜《书》析分为三十三，但不能抄袭先师著作。安国上《书》至郑玄，几两百年，可能有新的史料出现，郑又兼采今文之说，孔传与三家谶讳之说绝不沾边，其注自不与先师同。 ㈢《史记三家注·论注例》称：“《史记》文与《古文尚书》同者，则取孔安国注。若与伏生《尚书》同者，则用郑玄、王肃、马融所释。”由此知郑、马等所注与伏生书同一篇目。即为三十三篇，加《泰誓》则为三十四篇，而非十六篇。 阎谓： 王充论衡……云孝景时鲁共王坏孔子宅，较汉志武帝末三字则确甚。何也？鲁共王以孝景帝前三年丁亥徙王鲁，徙二十七年薨，则薨当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谓武帝末乎？且共王初好治宫室，季年好音，则其坏孔子宅以广其宫，正初王鲁之事，当作孝景时三字为是。 何按： 《汉书·景帝十三王传》称鲁恭王刘馀，以孝景前三年（前153）丁亥徙王鲁，二十八年薨（阎氏作二十七年，误），即共王薨于武帝元朔三年乙卯，公元前125年。阎氏据此认为《论衡》：“惟云孝景时鲁共王坏孔子宅，较汉志武帝末则确甚。” 此亦阎氏臆断。史志无共王到鲁即扩建宫室，坏孔子宅之录。按情理，初至一地，地皮尚未踩热，且其立王不久，前一年方立为淮阳王，次年王鲁，为王只二年，资历不足，家室未巨，人地生疏，当不会大兴土木。孔子地位虽不如武帝时崇高，亦得天下景仰。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刘馀初至鲁即坏孔子宅以广其宫，似不可能。至其年高，广结人缘，财富增多，根基牢固，人丁繁衍，扩张宫室之念，于斯为甚。其在武帝朝生活近十五年，为老大有成之时，兴宫室更有可能。再者，王充等诸子杂作，目的在立论，于史迹考证，比之史家当更粗疏。 阎氏以为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有误。实则阎氏未细读此节。 《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此“武帝末”管到“未列于学官”，此为古人一种叙事方法，罗列诸事，此诸事并非同时发生，时间则指其节点。共王坏孔子宅与安国悉得其书非同时，阎引《书》大传亦说明此点。“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更非同时。以清华简2008年入主清华，以众多人力，现代技术，照虎识猫，历时八年，释读出者，尚不如安国考订之篇数多。“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则必有安国传注，又非多得十六篇之时。比类清华简研究速度，孔安国要做完此等事，不要一百年，也要八十年。打个一折，也需八到十年。岂能与坏孔子宅同时完成？故《汉书》于此事之述只能称简述，不可云误。 阎谓 故大序亦云：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无人能知者，愚意书藏屋壁中，不知几何年，书出屋壁之外，又几六十余年，孔安国始以隶古字更写之，则其错乱摩灭弗可复知，岂特汩作九共诸篇已也？即安国所云可知者，二十五篇亦必字画脱误，文势龃龉，而乃明白顺意，无一字理会不得。又何怪吴氏朱子草庐辈切切然议之哉？ 何按 书出壁外，以余论之，当在共王晚年，早不过武帝建元与元光间，武帝在位仅五十四年。简出孔壁，既称悉以还孔氏，孔家人必悉心保护。竹简书比之纸质书更不易毁坏，以拿在手上都会烂掉的清华简为例，其在国外不知胡乱倒腾几何年，入主清华后。却字迹如新，只有很少文字磨灭，由此观之，即使《书》出壁后六十年，亦不至如阎氏所说般不堪。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说明孔献《书》依然清晰可读，甚者，阎氏以为若无晋室东迁，出中秘之《古文尚书》与梅赜所献《书》一比对，则真伪立见。此已在《书》出壁四百余年后，阎氏不仍以为其可读？自相矛盾歟！ 文字或有磨灭，孔安国固可据上下文气及历史旧闻酌情增补，其误绝不如今文《书》多。今文之脱误已如前述，壁书发现前，无人称其不明白，不顺意，东汉犹复列其于学官。孔传不出，颖达正义不出，即阎百诗亦未必对《书》字字理会，句句顺意。 朱熹、草庐辈，以文晦涩难懂为高古，以通顺畅达为卑近，乃形式主义论文。以唐宋八大家之韩、柳比较，柳文多简涩，韩文多畅达。莫非柳是周秦人，韩是唐人？以近人论，胡风、雪峰文多艰涩，茅盾、巴金文多畅晓，莫非胡、冯文气高古，茅、巴文气卑弱？将朱、吴辈文与其称伪《书》文比，谁高古，谁卑下？把所谓战国竹简之《傅说之命》、《尹诰》与所谓之伪《说命》、《咸有一德》比，谁高古，谁卑下？一目了然。 综上所述，阎若璩以篇数定《古文尚书》之伪不成立，其本人对《古文尚书》是多少篇也未弄清楚。 《古文尚书》出孔壁时当是四十五篇，其中包含所有今文《书》篇目。孔献《古文尚书》其今文篇目，已析为三十四篇，除去泰誓则为三十三篇；古文篇目，则析为二十二篇，若包含泰誓，则为二十五篇。 今文篇目析为三十三（四）篇，东汉以来，史有确证。阎氏以篇数证《古文尚书》为伪《书》，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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