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是关于教育机构观，涉及学校与企业这一对关键词。如果说传统的教育机构仅是指学校的话，那么从职业教育是跨界的特点出发，企业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教育机构。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界的教育，在办学主体层面，跨越了企业与学校的疆域；在教学实施层面，跨越了工作与学习的疆域；在社会功能层面，则跨越了职业与教育的疆域。 所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必须要有跨界的思考：只有跳出教育看教育，才能逐步形成一种“合作办学求发展、合作育人促就业”的良性机制。 传统的教育机构，指的仅仅是学校。这是一种局限于学校教育的定界思考。对职业教育来说，除了学校，企业已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学习地点。校企合作或者说企校合作的职业教育，要将企业营利的功利性与学校育人的公益性结合，就必须使企业认识到，企业不只是一个职业教育的参与者而是一个参加者，不只是一个职业教育的旁观者而是一个举办者。 因此要结合中国国情，建立“教育（性）企业”制度，亦即赋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机构的地位。这将大大提升企业行业参加办学的积极性，从而为职业教育在发展与改革的进程中，破解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以及知行合一的难题，开拓一片新天地。 二是关于教育定位观，涉及层次与类型这一对关键词。如果将人的社会分工视为层次进而以此为依据确定教育层次是一种不公平的观点的话，那么将人的社会分工视为类型来确定教育层次，应该是更加平等、更加准确、更加科学的。 教育类型指的是基于相同教育特征的教育种类, 突显的是教育的生存权；教育层次则指的是基于递进教育结构的教育范畴，突显的则是教育的发展权。 倘若我们把技术工人、技师、技术员、工程师、科学家的社会分工，视为垂直层次的社会分工，进而基于这种层次观来定义教育层次的话，就会认为培养技术工人、技师、技术员的教育就是低层次的教育，而培养工程师、科学家的教育就是高层次的教育。以人才的垂直社会分工来框定教育层次的高低，是不公平的。如果变人才的社会分工为基于类型观的分工，则将更加凸显教育的公平性。 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都有其姓：'职'。职业属性使得其在国民教育系统中具有类型的不可替代性；而强调教育类型中的教育层次，突显的则是教育的发展权。由此，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又都有其名：'初''中''高'。教育属性使得其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层次的不可替代性。这种层次结构的有序性及其差别性，又处在统一的类型特征之中。 三是关于教育发展观，涉及升级与升格这一对关键词。如果说升格是普通教育关于教育发展层级的话语语境的话，那么升级则是职业教育关于教育发展层级的话语语境。 中国正面临着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所带来的机遇。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特别是以数字制造或智能制造，如3D技术以及新能源、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要求中国经济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逼迫着中国经济必须加快转型升级的进程。 经济发展的升级靠传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即低技能、数量型的人口红利来促进经济增长已难以为继，但通过挖掘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即高技能、质量型的人口红利，将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也正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机遇。因为产业的升级拉动了职业的升级，而职业的升级又催生了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升级。 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升级的动因不应只是一个基于封闭的“学校围城”里的学历“升格”，而应该是在跨越了学校围城之后的，伴随着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升级而立体拉动所产生的升级。 这表明，职业教育有一个更广阔的“升级”前景。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呼唤着升级版的中国职业教育。这个升级应该是质量的升级、内涵的升级、观念的升级。升级涵盖了升格而超越了升格。所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更多地强调职业教育的“升级”，将比“升格”具有更大的张力，更多的空间，更好的愿景。 四是关于教育管理观，涉及分离与融合这一对关键词。如果说长期以来采取职业教育、职业培训与就业服务的纵向分离式的“条条”管理体制的话，那么强调职业教育、职业培训与就业服务的整合而采取横向“块块”管理体制，将会更加有效。 劳动制度与教育制度的分离，行业和企业的缺位，使得职业教育的办学缺乏劳动市场与职业预警的有效调控引导，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实施困难重重，劳动市场的信息资源、学校的教育资源与行业企业的实训资源，都无法实现综合配置，现有《职业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相关条款和规定也都难以落实。这就是所谓“条条”管理，也就是纵向的分割的专业部门管理体制的弊病。 显然，“条条”管理的两套体制：分属于国务院不同部门的职业学校体系与职业培训体系，已成为束缚职业教育发展的桎梏，必须在管理体制上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以使职业教育“上台阶”，真正发挥助推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作用。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上台阶”，要改变目前职能交叉和供需脱节的弊端，尽快实现“块块”管理，即实施横向的综合部门管理体制。 由此，建议设立“国家职业教育总局”。其职能是：制定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战略发展规划，制定职业教育标准和职业技能标准，发布劳动市场需求与职业预警等；其目的在于统筹教育行政部门、劳动人事部门和专业部委、行业协会及企业的相关资源，实现人力资源培养和使用的综合配置、协调发展。这里还要发挥工会、妇联和企业行业参与并参加职业教育管理的作用。 五是关于教育系统观，涉及封闭与开放这一对关键词。如果说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仍然是基于职前“一条路走到黑”的“直通车”式的封闭体系的话，那么建立一个职前与职后融通而基于终身教育的“立交桥”式的开放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将更为科学。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应该具有大视野，应涵盖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但是，职业教育的现状离升级版的中国经济的需要还存在很大差距，还存在着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用人的劳动制度与育人的教育制度的分离；二是职业资格证书与教育学历证书的分离。如此，也就分割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自洽性、完整性、系统性。 职业生涯阶段论表明，世界上大多数职业的初始就业年龄，一般都在15-24岁之间。因此，保持中等职业教育的相当规模，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欧洲工业发达国家一贯坚持的国家战略。但一个人的生涯发展又不是“断头”的，因而要从终身学习的角度，去建立一个开放的职业教育体系：教育要随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输送相应资格的人才，也要随时根据个人发展的需要继续或重新接受教育。 由此，借鉴国际成熟的经验，构建中国自己的《国家资格框架》，就会使得这一开放的职业教育体系能实实在在“落地”，从而进一步使得用人与育人、资格与学历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这是一项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制度支撑，是有利于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制高点的长远的战略决策和重要的实操措施。 本文摘编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2016年1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