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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儿胡同·第380辑
公交售票员趣闻
几天前的7月12日，300路公交车部分售票员集体维权了。您懂的，咱们管那个叫做“维权”。
现场。图片来自网络。
严格来说，他们并不应该叫做“售票员”，因为乘客只要投币或是刷卡便可，不再需要找售票员买票。
据北京晚报的报道，1994年8月1日，北京在部分公交车上开始试行无人售票。这是售票员这个职业，第一次大规模地缩减。至今，22年过去，这一问题的影响，再次在京城显现。
无论当时公交的掌权者如何考虑，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在国外也广泛推行，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公交行业的一次重要的改革。
北京公交刷卡，如今已经普及。图片来自网络。
而延伸到全社会，其后一些年，很多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各个行业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所谓“减员增效”。
今天咱不去讨论这些改革的意义以及成功与否，这个话题太大。只是想带大家看看，1980年至1999年，北京晚报曾经报道过的、与售票员行业有关的新闻。很多故事非常有趣。
那么咱们就开始了。
1980年
1980年7月3日，晚报刊登读者来信，宝坻至北京的长途汽车，售票员在闹市区下车，然后车在原地等了一个多小时，售票员提着大蒜、蒜苗回来了。
乘客等候，售票员却去买菜，而且花了这么长时间。
同年7月9日，晚报刊登一则笑话，下雨了，公交车乘客向售票员要玻璃扳手，但是售票员说没有。乘客问了，你后面的玻璃难道是自动关闭的？售票员说，我拿着扳手是工作需要，因为我不能打着伞卖票。
呵呵。这个时候公交车的玻璃还是上下摇的，最上面是斜开着的长条小窗。摇玻璃的插栓处是一个大概1厘米见方的孔。
老公交。各位能看到，侧面玻璃是升降的。图片来自网络。
大家都记得，后来姜昆的相声里，还批评过售票员口齿不清、说北京方言，令外地游客听不明白的事情吧。售票员，作为一个典型的窗口行业，又累收入又低，他们的服务态度在很长时间内都曾经被社会诟病。
但是其中也不乏好人。接着看吧。
1980年7月20日晚报报道，公交车上，有个戴蛤蟆镜的年轻人，见售票员扶着老人上车，抱怨耽误时间。
戴蛤蟆镜的人，代表了有个性的青年。换句话说，戴个蛤蟆镜，便是当年的“非主流”了。这个人群的素质——也许并不很差，但在压抑个性的社会，他们至少是要顶住歧视。
而蛤蟆镜的流行，大概是来自电影《大西洋底来的人》，据查，是1980年1月在国内上映的。
大西洋底来的人剧照。
同日，晚报报道，102路公交车售票员，大热天却要关上窗户。因为车开到总站后，售票员便要下班了，打算提前把车里收拾好，却不管乘客的感受。
1980年12月6日晚报报道，103路电车售票员马春正，在车上热情地为乘客介绍北京景色。两年收到了表扬信5500多件。
同月10日，晚报报道358路公交车一个售票员，在意见本上给自己写表扬。
几天之内两个关于售票员的报道，都提到了“书面表扬”。以表扬信等形式考量职工，这是我们服务行业常用的方法。可惜，也沦为了形式主义的缩影。
1981年
1981年1月1日晚报报道，22岁的1路公交车售票员秦凤明，自制了报站显示器。那个年代所谓“显示器”，只是在车内的站牌上亮个红灯，并非点阵、显像管之类的产品。同时这位年轻的售票员也在研究，将录音报站与这种显示器结合。
拾金不昧的行为不算罕见。晚报1981年1月22日报道，市电车公司二场统计，1980年一年，大家捡到了80多块手表、2000多块钱。
同年2月9日晚报报道，8路公交车的司机与售票员刘景佩、赵淑琴与车上的逃犯勇敢打斗，并将车开到了派出所。
2月14日晚报报道，石景山苹果园中学的学生聂福钢等9个人，乘坐354路公交车时候抽烟，售票员吴春上前制止，他们竟然将吴春打死了。是为难得一见的因公殉职的售票员。
后来晚报还报道了事件的过程，吴春与11个“歹徒”勇敢斗争。他才19岁。
其实这些事情都不算奇怪。我们的治安水平并不高，人们缺乏法制精神。按理说，这个售票员为行业塑造了不错的形象，可是——
几天之后的2月25日晚报报道，107路售票员刘平等几个人在鼓楼马凯餐厅吃饭，因为抢座，和别人发生斗殴。
抢座，只发生在公交车上吗？不。社会资源匮乏，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事情。一个售票员会在饭馆抢座与人斗殴，你能指望他去维持公交车上的秩序、帮助老幼病残找座位？
我们也不该过分去责备任何人。没必要，落后并不是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责任。
1981年4月18日，晚报报道了某驻华使馆三秘开车出车祸，被路过的18路公交车司机张进增、售票员无利英、曹晓林送往医院。
这是热心救人的行为。可是，车上的乘客怎么办？没办法。当年我们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甚至我们没有地方打公用电话叫急救车，即便打了电话，急救站也未必有车能用。好在，从动机上说，司机、售票员确实是做了一件好事儿。也只能说到这里了。
1981年5月22日，当时晚报有个栏目叫“外地人谈北京”，其中有个读者来信，批评了北京售票员报站听不清楚。这是个“经典”的行业问题，也是售票员行业服务态度差的一个表现。
6月12日晚报报道，市公共汽车三厂售票员陈某，他是个无线电爱好者，居然私设电台，自称“中国卫星广播电台”，在西郊民巷、天安门广场、陶然亭公园和公交车上，播放香港音乐。
公安机关调查，考虑到陈某只是业余爱好无线电，也没有其他的问题，认错态度挺好，最终只是拆除了他的设备并批评，并没有更严肃处理。
不知道陈某当年播放过什么样的港台歌曲。但我敢说，恐怕不少中国人在那辆公交车上，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了“港台音乐”。很快，港台音乐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也不再被嘲笑为“黄色歌曲”。这是陈某为思想解放做出的贡献啊。
6月23日，晚报报道了105路电车售票员、25岁的王春燕。此前她查票的时候，有乘客不配合，将她打伤。而王春燕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长久以来，服务行业不仅以资源的垄断欺负顾客乘客，他们自己也会被欺负，并且，“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好像顺理成章成为服务行业的职业道德。现在我们已能明白，这些现象，都不正常。
但是——同为服务行业，大家的地位又不太一样。你到副食店买东西，不认识售货员，拿不到瘦肉；你到饭馆吃饭，不跟服务员赔笑脸，就得多等半个小时才给你上菜。而公交车售票员，其实连那点儿权利都没有。
于是，1981年8月1日，晚报刊登了一位读者的来信。她的男朋友是公交车售票员，但父母因此不同意他们交往，理由是“他们接触人多，比较滑”。这也真是够扯淡的。
在回信中，晚报提到了另一位烈士售票员——曹振贤。1980年2月，他在21路公交车上遇到歹徒纠缠，被刺身亡。试问，若售票员圆滑，怎么会导致自己有如此遭遇？
如此说来，1980年至1981年，至少有曹振贤、吴春两位售票员竟然因公殉职。连售票员都是“高危职业”，今天我们难以想象。
后来的1984年，曹振贤的塑像被摆放在会城门公园里。现在，恐怕连公交职工都很少有人记得他了吧。
会城门公园的曹振贤像。图片来自网络。
1981年8月3日晚报报道，103路电车售票员自己掏钱，买了5把扇子放在车里，方便乘客。
1981年8月28日晚报报道，332路公交车一售票员在车上看小人书，跟乘客抢座。
1981年9月17日晚报报道，16路公交车售票员王伟，酒后偷偷将公交车开出，沿途造成了9起交通事故。直到在海淀安河桥将一辆马车撞出20多米才停下。
1982年
1982年5月18日晚报报道，101路公交车、24岁售票员冯希利，在二里沟的车站被歹徒袭击身亡。入驻八宝山革命公墓。是为三年内第三位殉职的售票员。
1982年6月12日晚报报道，1路公交车挂牌“文明礼貌车”的售票员，查乘客月票，看了之后，竟然甩出一句“瞧你那德行！”乘客回了一句，“看你长得漂亮？”乘客下车后，售票员拿着扩音器喊：“你走吧，回家撒泡尿照照你那德行！”
一个月后的7月12日，晚报报道，一辆102路电车经过西单商场的时候，售票员将废票根“天女散花”。被卫生民警和卫生监察员发现，罚款5毛。此前102路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情况。
1982年10月10日晚报报道，103路售票员，面对乘客的提问，“别废话！没看我正忙着呢吗。”到了要下车的时候，售票员不让这个乘客下车，并且推搡。事后103路车队给乘客写信道歉。
1982年11月25日晚报报道，105路公交车售票员，硬将已下车的乘客拉上车，“收票时你不拿票，让我下车追你，现在我罚你多坐一站。”其实乘客之前已经出示月票，只是售票员怀疑月票并非其本人的，所以追下车。经查验，月票确实没有问题。
1982年北京郊区职工月票。图片来自网络。
看到这样的售票员——我想……还是无人售票好！
1983年
1983年2月28日晚报报道，1路公交车上一位准备去接班的临时售票员，因车里拥挤，责备外地乘客，并且对着外地乘客拳打脚踢。
1983年3月9日晚报报道，104路公交车在台基厂站，门还没关上就要开走，导致一位乘客被摔伤。售票员走上前，竟然揪着伤者的头发摇动其脑袋。被其他乘客批评。
这种不懂人事儿的售票员，让他下岗真是抬举他了。
几天后的3月17日晚报报道，23路公交车行驶至榄杆市，一位老工人突然惊叫“我钱包丢了”，与此同时，他抓住了扒窃者。小偷不仅不怕，还把钱包扔到另一乘客身上，其他的几个同伙在车里起哄，不久大摇大摆下车。售票员说，“这几个人经常坐我们车，他们可恶，别人惹不起。”
同日晚报报道，312路售票员苏光辉，一年之内查处冒用月票200多张。是为忠于职守。
别小看几分钱的票价或是几块钱的月票，当年占这种小便宜的大有人在。也是因为收入与票款没有明确的挂钩，绝大多数售票员并不认真查票。
那种欺负乘客的售票员，恐怕更多只是拿着乘客撒撒邪火儿而已。他们那样的服务态度，会对查票工作认真负责？别闹了。
后来北京公交部门还发起了一场认真查票的运动，后面会说到。不过话说回来，似乎至今全国的公交车，还都是政府补贴运营，我们也无法期待，票款与收入挂钩这种方法，来提高售票员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程度。这是公交行业，与其他生产行业最大的区别。
可是，这种说法，也并不绝对。咱们后面还会多次说到这个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看售票员的服务态度问题——确实不好解决。但这绝不是欺负乘客的借口。
1983年北京月票。图片来自网络。
4月14日晚报报道，电车公司表彰了19岁的101路公交车售票员郇宇。之前他遇到三男一女四个青年，无票乘车，查票时对方将刀子顶住他肋骨。接着郇余在乘客掩护下，来到司机身边，司机了解情况后，将车直接开到了东四交通岗前。
车票能有几毛钱？至于吗？还是那句话，我们没法以现在的观点评价当时的做法。
4月22日晚报报道，石景山永乐小学学生李巍在公交车上捡到手表，交给了售票员。售票员虽然记下了他的名字、学校，但是经查，售票员还给失主的时候，失主只知售票员拾金不昧，并不知道其实是一个小学生做的好事儿。是为售票员贪功了。
4月28日晚报报道，全市售票员将在近期更换统一职业服装。
1983年11月12日晚报刊登读者来信，116路公交车售票员，在东单车站附近的车上，表演口技学鸡叫。并没有写到其他的问题，看似是个幽默的行为，不过被读者认为是制造噪音。
表演个口技算啥，咱售票员的本事大着呢。1984年1月22日晚报报道，几天前的凌晨，106路电车上，一个妇女要生孩子。40多岁的售票员郝桂兰一模，孩子脑袋都出来啦。这位售票员竟然直接将孩子接生下来。此时车才赶到医院。
而在1962年，郝桂兰便在公交车上接生过一个女婴。
1984年
1984年1月6日晚报报道，公汽四场在15路公交车上，安装了自动报站机。更规范的语音报站出现，开始取代售票员含混不清的北京方言报站。
1984年2月29日晚报的报道，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此前北京化学纤维厂职工崔凯，带着11岁的孩子，在前门乘坐5路公交车。上车后，崔凯有月票，也给孩子买了5分钱票。
但到了地安门车站，售票员认为，票价应为1毛钱。于是，将孩子放下车，在崔下车前关闭车门。直到下一站鼓楼，才让崔下车。下车后沿途寻找，城里的亲戚一共七个人一起帮忙，从上午找到下午4点，终于在地安门商场拐角处找到了孩子。
大家想想这是件多么令人气愤的事情！
1984年3月9日，晚报报道，10路公交车上，一位乘客抱怨了一句“车门开得有些慢”，被售票员一通臭骂，到站后一把将乘客推搡下车。
1984年北京月票。图片来自网络。
4月1日晚报报道，北京站开始有了市出租汽车公司开辟的小公共汽车线路。严格来说，此时的线路更像是旅游车线路，并非与公交车广泛竞争。然而几年之后，小公共就与公交打得不可开交。
6月10日晚报刊登读者来信，乘客在光明楼车站等来了挂着8路车牌的公交车，然而越开越远。售票员说，这是352路车。原来是临时借车改线，售票员却连句话都懒得告诉乘客。
这位读者迟到了一个小时，“因为我犯了路线错误。”
6月21日，晚报刊登读者来信，售票员口齿不清太耽误事儿。售票员说“请下车”，这位乡下进城的读者听成“掐车”，哦，那就是“卡车”呗，我不坐卡车。结果坐过了站。
听不清为什么不问问呢？可是，就那个服务态度，你问他能有啥用？你指望他给你好好回答吗？
1984年12月25日晚报报道，373路公交车售票员欧步阳、赵伟在车站前殴打停车碍事儿的另一位司机。
1985年
转过年儿来，1985年2月10日晚报报道，农业部食堂的钟某满身酒气，在公交车上被售票员崔某查票时，殴打崔某。
3月2日晚报报道，332路女售票员挺热情地让妇女抱着孩子下车，却被孩子父亲骂“你他妈的管得着吗”，并挨了耳光。
3月21日晚报报道，本市再开通22条小公共线路，之前已有三条在运营。招手停车。
从服务便捷性角度来说，这一次，公交又输了。没办法的事情。
4月4日晚报报道，105路公交车售票员刘亚杰在车上卖北京晚报，是为便民。
4月11日晚报报道，人大代表给北京提了意见，关于公交车售票员报站口齿不清的问题。
人大代表说话还是管点儿用的。4月20日晚报报道，公交总公司检查，发现四成售票员报站不合格。
5月5日晚报报道，302路公交车卡住了一乘客手，售票员赶紧让司机开门并表示问候，结果这位乘客拉住售票员围巾，给她一拳。尽管如此，售票员还是以礼相待，将其送至德外医院看病，并且付了医药费。
6月8日晚报报道，28路车上，两个女青年发现自己被三个小流氓跟踪，不敢下车。售票员王砳与司机帮助他们脱身，三个小流氓便上来找麻烦。在其他乘客的帮助下，三个小流氓被送往了派出所。他们是密云人，在建筑队做临时工。
6月16日晚报报道，本市小公共的司机平均每个月奖金有70元。
8月30日晚报报道，团市委为103路售票员王桂荣追加荣誉。24岁的王桂荣因癌症去世，此前她工作2年零5个月，收到书面表扬3852件。
王桂荣。图片来自网络。
9月4日，晚报刊登笑话，外国人在北京公交车上，问北京人，刚才售票员说的什么？北京人说，我们也听不懂。
9月5日，北京长安街上的公交车，共400多辆，国庆节前全部安装报站器。不过，此时安装的报站器，有些并没有一直使用下来。
9月9日晚报报道，345路售票员赵洪刚，殴打外地乘客。
1985年12月16日晚报报道，公汽五场售票员、21岁的段颖卿，以能兑换外汇券为名诈骗。
1986年
1986年元旦晚报报道，全市售票员将开始佩戴统一号牌。
1月9日晚报报道，北京啤酒厂的六个工人乘坐1路公交车，辱骂售票员、在车上抽烟。售票员侯万通上前制止，对方怀恨，在八王坟终点站向司机售票员挑衅，以冰球杆猛打侯万通。这些人被“严打”，车组的侯万通、樊德海、赵文秋则被嘉奖。
1月26日，晚报刊登笑话，乘客要买票，售票员说，已经结账了，不卖了。乘客说，明天我还这个点儿等您这趟车。
4月20日晚报报道，虽然北京小公共多起来，但不文明行为也很多，主要是抢行、乱收票款等。
5月20日，又一件恶性事件发生。一个读者带着24岁的智障儿子，在郎家园乘坐4路公交车，然而就在读者本人上了车、孩子还没上车的时候，车门关闭。这位读者赶紧向售票员解释，然而售票员就是不听。车开到大北窑，读者赶紧下车找孩子，结果失散。全家寻找十多天了，仍然没能找到。
我想，如果是现在，这位读者完全可以就此事去找法院了。这样的服务态度，让我们的社会充满危险。
6月1日，晚报刊登一个笑话，智力竞赛上，主持人问，公交车上的儿童专座在哪？选手回答，在售票员的售票台上。
6月9日，还是晚报上的笑话，乘客要求买半票，因为自己的身子还有一半被夹在门外呢。
6月12日晚报报道，315路公交车售票员付国利、焦小宝刁难、殴打带大行李包的乘客。这是三天之内，315路公交车队发生的第三起殴打乘客的事情。
6月14日晚报报道，公汽二场售票员、23岁的吕某，伙同他人盗窃摩托车、电器。
7月5日晚报报道，367路公交车售票员屈志安，拨打电话骚扰女接线员。
7月6日，晚报头版刊登了劳模们的座谈。中国照相馆特级技师解黔云，点了售票员一炮：公交车上想买票，找不到售票员。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人两腿之间露出了票兜一角儿，他拿出钱来，挨了冷脸儿，“别人都不买，就你事儿多。”
解黔云。作为劳模，他对公交行业服务态度提出了批评。图片来自网络。
在场的103路售票员李景林说，自从1980年至此，6年里他查出违章月票5000多张。既要以此教育售票，也要教育乘客。10路车队长杨立柱说，想要打断这种恶性循环，就要打破大锅饭。
前面咱们说过了，公交行业有着服务大众、难以盈利的特殊性。打破大锅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7月8日晚报刊登读者来信，103路车上，只有售票员旁边的窗户开了道缝，其他窗户都关着。车里如蒸笼，但是女售票员说，“这是回场车”而不能开窗户。大概回场后就要下班了吧。
7月9日，公交公司致函晚报，说将采取措施，积极查堵漏票问题，教育对工作不负责任的售票员。
8月31日晚报报道，9路公交车售票员董玉梅，在车上发现小女孩被一外地妇女拐骗。在她的盘问下，小女孩脱险被送回家。可惜没有具体过程的报道。
其实从这一条报道可以看出，售票员认真负责，不仅对于窗口行业形象、首都面貌有意义。说大点儿，对于社会治安，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话说回来，咱不要求警察去为社会治安做贡献，反而来要求售票员，是何居心？哎，没办法，当时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问题。改革中的转型期嘛。
1987年
1987年10月4日晚报报道，305路公交车上，一个男青年不买票，被女售票员张秀芝揪住，来到了地安门总站。同车女司机和另一个女售票员上前，一起“协助张秀芝工作”，估计是批评男青年吧。
然而男青年不仅没认错，反而对三位女子拳打脚踢，打算逃脱。三人缠斗十多分钟，几十个围观者竟无一人出手帮助，甚至起哄制造混乱，以便于男子逃走。最终成功逃脱，而张秀芝被打倒在地。
不过打人者还是被警察抓获了，他是北京制呢厂工人。反观这个事件，社会上的人们冷漠，缺乏正义感，生活的安全谈何容易。
10月29日晚报刊登读者来信，112路公交车的售票员，把放在售票台上的孩子猛地推了下去。家长很生气，然而售票员说，“摔死了活该。”
其实呢，虽然我们约定俗成地，习惯将孩子放在售票台上，但我印象里，当年售票台上都写着禁止孩子坐在上面之类的提醒。责备售票员服务态度差的同时，我们也该反思司机的素质。
公交模型。从后窗里可以看到售票台。并不标准，各位看个大概。
11月13日，晚报刊登读者来信，43路公交车上，有几个乡下人模样的，正要在后门下车，售票员突然关门。他们来到中门，售票员又马上关闭中门。两个售票员对视而笑，“这帮傻帽儿。”
11月24日晚报刊登读者来信，403路公交车售票员，上车时候竟然忘带票夹。开出半站地之后他跑回去取，让乘客们等了十多分钟。估计这位乘客表达了一些意见，结果到他该下车的时候，被售票员刁难，跑到后门则后门关闭，跑到中门则中门关闭。
1988年
1988年2月6日晚报报道，108路公交车一个女售票员，大声地与旁边的人聊天，满嘴脏话。有个外地人买票少拿出一毛钱，“你就称这么点儿钱吧？”然后对旁人说，“昨天有个孙子没票就下车，我他妈狠狠夹了xx一下。”“xx要是敢扣我奖金，我要不让这车脏得上不来人，我都对不起他们！”
1988年3月26日，晚报刊登读者来信，13路车售票员将两只脚放在乘客座椅的靠背上。乘客要求他把脚放下去，他反问，“是我先放的脚还是你先上来的？”
4月6日，晚报刊登读者来信，售票员收了破旧的一毛钱，直接将钱撕碎。
第三套人民币的1角。实在没图可配，各位包涵。图片来自网络。
4月16日，晚报报道，309路公交车上无人售票，到了总站才发现，其实是售票员睡着了。
4月19日晚报报道，56路女售票员张某，面对主动出示车票的乘客竟然大声斥责。乘客质问她服务态度，她用票袋将乘客打伤，并且在到达总站后，找其男友等三人，将乘客打伤。
9月28日晚报报道，1路、4路、52路、10路、103路公交车，已安装电子报站器。
10月24日晚报报道，337路公交车男售票员在车上抽烟。
10月29日晚报报道，343路公交车车上有人打架，其中一方掏出刀子扎伤对方。售票员田秀敏关上车门，直接把歹徒送到了派出所。
1989年
1989年3月8日晚报报道，22路车上乘客主动买票，被售票员骂“贱骨头”。
公交部门之前对售票员服务态度进行过整改，结果还是这样。
11月15日晚报报道，56路公交车上有人推着自行车上来，并且与售票员聊天。看来是售票员照顾熟人、滥用职权行为。
次日晚报刊登读者来信，104路车，地坛到王府井，前门卖票1毛，后门卖票1毛5。并且，“我就卖1毛5，你不愿意坐就下去。”
1989年北京月票。
背面则是麦氏咖啡广告。图片来自网络。
1990年
1990年5月2日晚报报道，40路公交车，开出去好几站，司机发现，忘了带售票员了。
5月14日晚报报道，106路电车里面充满浓烟。前门售票员马上下车逃跑，而后们的售票员砸破玻璃，先让乘客们逃离。
车辆着火这种事情现在也不算罕见，外地甚至出现过多人伤亡的重大事故。一个好售票员，绝对可以保证更多人的安全。
2009年，成都公交车火灾现场。图片来自网络。
6月20日晚报报道，331路中途停车，两个售票员出去几分钟回来，手里拿着冰棍。
6月30日晚报报道，320路公交车人民大学站附近，有个老人，只要他乘车，就主动大嗓门报站名。与售票员的服务态度形成巨大反差。
10月14日晚报报道，15路公交车行驶至二里沟东口的时候，售票员顺手摘走路旁树上挂着的柿子。
12月18日晚报报道，公交总公司和北京市新技术研究所共同研制的db1型报站器，投入批量生产。
这一定能引起售票员行业的危机感吗？别逗了。当年我们完全意料不到，无人售票模式在几年之后便开始使用了。
1991年
1991年3月9日晚报报道，343路女售票员高某验票，被19岁无业青年范志强、祝伟用刀扎伤。
3月17日，晚报刊登漫画，车上女售票员浓妆艳抹，几乎成了城市一景儿。
就是这张漫画。
7月9日，晚报报道一个可悲的故事，110路公交车在新源里站，下车一位小姑娘。她的姥姥姥爷还没来得及下车，公交车便启动了，小姑娘趴着车门哭喊，但并未停车。车上乘客都很气愤，指责司机、售票员。其中一位老者在争执中，被司机抢走雨伞伤到了手。
7月14日，晚报报道了一个“奇葩”的售票员。那是106路的孙宝华，女。他时常会下车，追赶逃票者。7月7日她为了追一个男青年，导致五辆106路车停在一起长达40分钟。
这位认真负责的女售票员，导致那么多乘客等待，我们应该夸她还是批评她呢？
另外孙宝华说，这样的乘客很多，有些人甚至躲进男厕所。而且，蹭车者九成为本市的青年人。
8月3日晚报刊登广告，北京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售票员定向班招生150人，要求初中或高中毕业、城镇户口。
当时的公交招生广告。
1993年
1993年1月27日晚报报道，广州部分公交车开始试行前门上车后门下车、无人售票的模式。
2月2日晚报报道，市运输五场发了70个许可证，给个体短途小公共汽车。个体化的公交出现。
期间各种负面新闻也算不断。给国家干，和给自己干，劲头不一样。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1993年12月21日晚报报道，49路公交车售票员董文秀，在菜户营发现一个男青年抱着孩子上车，孩子哭闹要找妈妈。经询问，这是个人贩子。在乘客们的帮助下，该男子被擒。
1994年
1994年2月9日晚报报道，359路公交车售票员高玉英的车上，一个外地乘客给了一大把零钱。高表示稍后再数，乘客不满，对其打骂。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到车队100元奖金。这位乘客赔偿医药费200元。
3月17日晚报报道，315路售票员韩桂洁，被两个男青年拽到车下殴打。首都汽车公司第二修理厂供应科的丁扬责备男青年，反被刀扎。
大家能看出，关于售票员的报道数量少了一些，并且，连续两次报道，都是售票员被欺负，而不是以前那样，随处可见他们服务态度差、欺负乘客了。说明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
7月25日，晚报刊登了公交公司对无人售票办法的解读。
1994年8月1日，北京的公交车7条线路第一天实行无人售票制度。投币两毛，除了有人没带零钱，并无太多意外。后来的报道写到，白云路小学的五年级学生高原，成为本市第一个乘坐无人售票车的乘客。
哇，无人售票来了，我们又进一步。且慢——
8月7日晚报报道，15路公交车售票员，备着针线，随时给乘客提供方便。这种方便，无人售票车上你能体会到么？
如果我们把这种服务说成是售票员有了危机感，那就太夸张了。但是，人与人的一些交流和帮助，真的不是一个“进步”就能替代的。
可是再回头说——现在服装质量好了，恐怕也见不着那么多非要趁着坐车缝补衣服的情况了。发展中的问题，就是这样似乎毫无头绪地纠结在一起，直到某一天我们发现，呀，原来那么多问题，都被发展解决、消化掉了。
8月23日晚报报道，北京将继续增加无人售票车。
9月11日，晚报大篇幅报道了无人售票车的情况。世界上大部分城市都已普及这种做法，对于节约成本来说，意义重大。此前北京一张月票的成本，算下来应该在40元左右，但各种月票平均售价仅为8块多钱。日本东京运输部的人车比例为2.62比1，意大利罗马公交公司人车比例为5.6比1，而北京则是12比1，武汉更高达14.2比1。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我们可以确定，这不仅是有人售票的制度问题，也有单位体制落后导致人员臃肿的因素。
而且据统计，公交车上的纠纷，因票务问题引起的占到六成。改成无人售票之后，这类纠纷基本不存在了。一开始很多车站还设置了零钱兑换点，但短暂时日之后，人们已经习惯备好零钱。
不过全面推广无人售票需要一个过程。香港用了10年，广州计划6年，预计北京需要的时间也不会更短。而从前些天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已经用了22年，还没有完成。
1994年8月29日晚报报道，43路公交车售票员张宝琴，工作20多年，服务态度一直挺好。她会说英语和哑语。
1995年
1995年10月8日晚报报道，公交部门开展活动，让售票员“学说话”，也就是使用文明用语。“服务语言与‘大团结’比起来变成小事一桩，闻之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市井俚语、‘江湖口’甚至黑社会语言，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文学影视作品，被一些青年人当成新潮去模仿。”而售票员队伍中，年轻人甚至独生子女占了很大比例。
1996年
1996年2月3日，晚报报道，部分公交工作人员，在有了报站器之后，自己都不开口了。危机感？报站器更多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工作变轻松而已。
1996年3月30日，晚报以整版，报道了公交行业的现实状况。曾经的“八大员”的售票员，如今又挺受欢迎，听说有人托关系走后门要来当售票员。而且在公交总公司自办的职高里，售票员的素质也提高了。他们已有危机意识，既来自公司的要求，也来自无人售票制度的推行。
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日益拥堵的交通是最要命的问题。服务行业的地位在市场经济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过去他们给乘客脸色看，现在很多乘客对他们并不礼貌。
1996年8月18日，晚报报道，本市16条线路无人售票实行后，347人下岗了。不过他们并没有离开公交系统，在安排下，有的人做了司机，有的人做了其他线路售票员，也有的转为点钞押运票款工作。
慢着。无人售票，不就是要节约人力、成本吗？他们虽然不再是售票员，但仍然是公交系统工作人员，这样做，并没有节约成本啊。
呵呵，中国这事儿啊，就看你怎么说。搞无人售票的时候，节约成本是功劳；到了这一年，妥善安置下岗职工是功劳。人家公交公司要的是功劳，至于成本嘛，反正至今国家都在掏着大笔钱补助着公交行业。
但是，仍然不可否认，长远来看，无人售票模式优点更明显。
1996年8月29日，李素丽的名字出现在了北京晚报上。
李素丽。图片来自网络。感觉上，此时的劳模已非彼时劳模，社会上甚至有种种关于她的传闻。至今，北京公交的热线仍然叫做“李素丽热线”。
9月4日晚报刊登读者来信，326路公交车售票员吕淑霞被不买票的乘客打伤，20多人围观，竟无人上前劝解，打人者扬长而去。
1997年
1997年5月25日，晚报刊登了多位读者来信，大家认为，无人售票模式并不好用，毕竟我们的公交车太挤了，需要有人来维持秩序。
零钱也是问题，有人建议开发一种公交车专用的磁卡。
此时距离公交无人售票的推行，已有四年时间，反对的声音才稍微的响了起来。原因不言而喻。
5月28日，晚报再次刊登两个读者来信，均认为无人售票存在缺点，“还是有人售票好”。61路公交车上，甚至有乘客吃了瓜子，把壳扔进票款箱。
前些年外地媒体报道，有人从投币箱里，拿出了“中国儿童银行”的玩具钞票。图片来自网络。
仓廪实而知礼节。之前我们经历过快速的发展，80年代生活变化挺大的，让我们雄心勃勃。而到了90年代后期，所谓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各行业出现下岗现象，生活水平提高变缓，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一味提供一些凭借“自觉”才能维护好的服务项目，难怪失败。
当时晚报的读者之声版面，以栏目形式发起了讨论。后面还会引用一些，大家可以看出，无人售票的模式，在此时遭到了诸多质疑。按理说，这些意见在无人售票推行之初便可以发现，但我们却在逐渐普及至4年时间的时候，才开始了讨论。其中是否有些原因？有没有朋友了解呢？
6月1日晚报又刊登读者来信，无人售票弊病多。逃票率高，主动投币者不到半数；高峰时间中门上车、前后门下车效率低；个别监督员不太负责，达不到监督效果；个别乘客自己撕车票撕走一大摞，报销便是占单位的便宜。
这位署名王为召的读者说得不错，“我认为在人们的文明素质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实行无人售票反而不利于对乘客的教育和管理。”
可是，如果我们眼光再往后看，到了一卡通普及的时候，这些缺点又有一部分，被科技的发展消化掉了。刷卡很方便，上下车的麻烦少了，监督变得很容易了。呵呵事后诸葛亮了。
6月4日晚报刊登读者来信，“无人售票喜忧参半”，观点类似。
6月8日晚报刊登读者来信，“无人售票利弊说”，观点类似。
6月15日晚报刊登读者来信，认为弊大于利。
6月18日晚报刊登读者来信，这位读者每天乘坐16路公交车，发现司机要盯着反光镜看上车的人，很累；监督员不时遇到麻烦，就会有人乘虚而入不投币。
倒是这两个问题也算是被科技解决了，后来司机看监控，监督员则只要看刷卡就行。
6月29日，晚报上终于有了一个支持无人售票的声音。问题固然存在，但并非不可解决。
7月13日，晚报刊登读者来信，“为无人售票喝彩”。无人售票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文明的体现。虽然现在利少弊多，但是应该往前看。
长达两个月的讨论基本结束，从反对，到最后的赞成意见，晚报上的说法竟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1998年
1998年2月1日，晚报头版的评论，104路电车上，售票员居然不知道国子监在哪。这说明北京人对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类设施关注不够。
观点可能有点儿夸张，但也可以理解。城市发展速度快，确实让一部分年轻人与传统文化拉开了距离。
2月11日晚报报道了55路售票员关雁。她1994年下岗，来到公汽公司再就业，服务态度很好。
卧槽！公交自己一边搞无人售票、减员增效，一边接收别的单位的下岗人员，这特么叫干什么呢？
2月18日晚报报道，9路公交车售票员马玉兰，发现车上有小偷，关好了门，让司机直接把车开到治安岗亭。
这个事儿我想多说一句，前几年我也遇上过车上有人失窃，公交车停车关门等待。不久警察来了，但是几分钟后便让车开走了。警察说，如果没有抓到现行，按照现在的法制精神，警察不能对乘客进行搜身。是的，即便是警察，也不能这么做。警察尚且如此，大家不用指望售票员、司机见义勇为了。别怪他们。
但我打心眼里认为，警察只要想查，一定有的是办法，很快便能查到谁是小偷。各位是否认同呢？
3月18日晚报报道，110路公交车上有人突发心脏病，司机刘晔、售票员刘淑玲、张丽燕，在取得乘客们同意后，将车开至协和医院，送病人抢救。
这短短的报道，又是一个进步。此前，司售人员这样做好事儿并不少，但是，严格来说，这种行为并不合适，毕竟公交车有它承载的功能，它不是救护车。只是在资源匮乏的年代，本着人性化的精神，我们不能去责怪好心的司售人员罢了。
而到了1998年这个时代，北京街头已经满是各种车辆。如果司售人员乐意，完全可以抽出一人，打车陪患者去医院抢救，而没必要开着公交去医院。
于是这一次，“在众乘客的谅解下”，司售人员才开始行动，也是合理的。相比以前，是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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