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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散文】夜探《石钟山记》 臆断其有无可乎

2016-07-24  江山携手

石钟山记 

苏轼

 

    水经》云:“彭蠡(li)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fu)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kong)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hu),闻人声亦惊起,磔磔(die)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cheng hong)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xia),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dan)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kuan)坎镗鞳(tang ta)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这篇《石钟山记》是苏轼的代表文章之一。并不算太长的文字简洁,清晰地表达了作者的看法和观点,从文辞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豪放的苏轼。

     文章记录了他考察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的过程,文中的叙事,议论皆由探寻石钟山命名的来由而发,卒章显志,先得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观点,再用“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的一叹,一笑点写自己的写作意图。 
    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段,对石钟山命名缘由的两种解释表示怀疑。第二段解疑,通过实地考察去探究石钟山命名的真实缘由。属记叙部分。第三段得出结论,即事情如果没有亲眼看见,亲耳听到就不能凭主观臆测去推断它的有无。属议论部分。

    其结构不同于一般的记游性散文那样,先记游,然后议论,而是先议论,由议论带出记叙,最后又以议论作结。作者以“疑──察──结论”三个步骤展开全文。全文首尾呼应,逻辑严密,浑然一体。本文第一句就提郦道元的说法,提出别人对此说的怀疑,这种怀疑也不是没有根据,而是用钟磬作的实验为依据。这就为文章的第二段中作者所见的两处声源──石穴罅和大石当中流──作铺垫,从而发出“古之人不余欺也”的慨叹。在文章最后又一次慨叹郦元所说虽对,但太简单了,让世人不能真正明白。而对李渤扣石聆之以此推石钟山得名原因的作法,作者在第一段就表示“余尤疑之”,第二段中寺僧使小童持斧,扣石,作者对此种验证方法仍是“笑而不信”。待实地考察,得出真相之后,在第三段中,作者又回扣前文“笑李渤之陋”。全文由思而行,由感而发,夹叙、夹议,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环环相扣,浑然一体,是为因事说理的千古名篇。

   《石钟山记》写于苏轼从黄州移官汝州期间,从黄州到汝州,本不必经过石钟山,但苏轼以送儿子为借口,专程来到石钟山,因为他心中有所郁结,想到石钟山来消解。苏轼是反对新法的,被御史李定等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抓住苏轼的几首小诗,捕风捉影,胡编乱造,给苏轼安上一个“讽刺新法”的罪名,多次上表弹劾苏轼。于是,苏轼被捕入狱,受审四十多天,家也被抄。好在宋神宗不想杀苏轼,加上他人的多方营救,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贬官黄州,对苏轼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思想变得深刻了,文学创作由此进入高峰期。《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皆作于此时。《石钟山记》就是他这个时期心灵轨迹的一个展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表面看是对随从李渤的嘲笑,实际上是对以李定为代表的欲置苏轼于死地的迫害狂们的诘责。在苏轼看来,所谓的写诗讽刺新法,纯属主观臆断,仅仅根据二首小诗,就断定一个忠于朝廷的臣子有叛逆行为,未免太牵强附会了吧。这与“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有什么区别呢? 

    令读者佩服的是,苏轼写《石钟山记》目的不是申冤,而是嘲笑陋者,他蔑视李定那班小人。苏轼是非常旷达的,也是不屈不挠的,正如他在《定风波》所表达的那样:“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有苏轼这样心胸的人是不多的,这就是苏轼的魅力。曾涤生说:“石钟山之片石寸草,诸将士皆能辨识。上钟岩与下钟岩皆有洞,可客数百人,深不可穷,形如覆钟,乃知钟山以形容之,非以声音之,道元、子瞻皆失事实也。”(《求阙斋读书录》卷九)此乃胶柱鼓瑟的迂腐之论。

    文章一始,苏轼就对郦道元的说法及李渤探究的怀疑.然而只是说是没有说服力的,所以苏轼夜访石钟山考察亲见: “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林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迹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短短数语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神秘,幽邃的石钟山夜景,也难怪舟人会“大恐”了。不过作者很快便道破了原由.“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微波冲入石穴中,水的波荡,波浪相激发出的声音,而“与何之噌吰者”相应的就是屹立在水流中,中空而多窟的大石头中进进出出的风浪如同音乐一样发出的,可见作者亲眼所见之后确实效果卓著了,也就难怪苏轼会理直气壮地问:“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一句“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也流露出自己对官场中人的不满之意。由此可见,一个人的世事经历会对一个人的言行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就连苏轼这一位名垂千古的大文豪好像也不例外.全文最后那句颇具嘲讽意味的:“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其实更多的是想要表述出自己通过实地考察后发表一番议论,认为凡事不能臆断。

    其实后来有人提出说人们早在苏轼,郦道元,李渤之前是由当地百姓命名这座山的,而他们何曾像苏轼“夜访”过,又有苏轼那样博学而去探寻得如此深奥呢不过不管“夜访”而来的命名由来是否真实,不管言语是否够直接,文章所要表达的凡事不可臆断却是以对后人有所启发和影响了。

    文章的写景部分是最精采的。作者用了许多逼真的象声词和形象的比喻,来描绘访石钟的经过和所见所闻。如,写泊舟绝壁之下所看到的巨石有千尺之高,形状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大石大得“可坐百人”。如,写云霄间的“磔磔”声是栖鹘的惊啼,山谷中“若老人咳且笑”的可能是鹳鹤的叫声。水上发出的“噌吰”声如“钟鼓不绝”,又与“窾坎铛鞳之声”相应和,“如乐作焉”。写形状写音响都非常形象,使读者读其文犹如身临其境,亲见其形,亲闻其声。尤其用语言来形容声音是很不容易的,但通过作者的妙笔生花,把这些毫无形象可言的声音写的如此惟妙惟肖,这在古代散文中是极少见的。作为语言文字艺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是同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象声词和比喻手法分不开的。

    苏轼的文章即便是小处也处理得十分周密。前面已经谈到他对郦道元、李渤说法之疑在表达上有所不同,以示其怀疑程度之区别。还有中间一段写栖鹘与鹳鹤也是有差异的,前人也曾注意到了这一点,说:“惊起者,可以望见,则直言栖鹘;欬笑者之为鹳鹤,未必果确,故偕‘或曰’二字写出,何等活动。”(《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七引西仲语)这正和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处理方法相似,因黄州赤鼻矶不一定是三国周瑜破曹处,所以他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这正是人们所赞扬的“一字不轻下”。

    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加上使人受益匪浅的深刻寓理,《石钟山记》能流传至今而被人们所欣赏,赞颂自然不足为怪了。

 

【赏析】

苏轼的《石钟山记》写于元丰七年(1084)。在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四年后又被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官衔仍是“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乌台诗案”中所蒙受的冤屈、凌辱,贬谪黄州时生活上的艰辛、困顿,精神上的苦闷、空虚,他是从来没有淡忘的。虽然想“归诚佛僧,求一洗亡”(《黄州安国寺记》),虽然以老庄思想自我宽慰,但终究是解脱不了的。所以苏轼移官汝州时仍是怀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上路的,并不是因内迁而轻松愉快。我想是应该这样把握苏轼写作《石钟山记》的心态的。

 

苏轼离开黄州去汝州上任,并不是走陆路直接北上,而是先向东南,顺江舟行,计划,“沿流入淮,溯汴至雍丘、陈留间,出陆,至汝”(《与王文甫书》)。苏轼这样舍近求远是有自己的几点考虑的:一是考虑到经济条件。乘船而行,可以省下车辆、坐骑和旅店住宿的花费;二是亲自送长子苏迈赴德兴县任县尉。这时,苏迈已经26岁,开始登上仕途;三是苏轼要去筠州看望在那里监酒税、分别了四年的弟弟苏辙。他绕道舟行,实在是一举三得的办法。

 

在“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亲朋好友中许多人都受到株连,或被贬官,或被罚金。为避嫌远祸,苏轼不得不杜门简出,息交绝游。其实他心里却是更加珍视骨肉、手足之情,更加渴望友谊了。他对长子和弟弟尤其有特殊的情感。虽然移官汝州,吉凶莫卜,并不值得庆幸,但能送子会弟,对苏轼来说则是很大的安慰了,正因此他才有心思去顺路登临庐山,寻访石钟山。苏轼这次游赏石钟山并不是“内迁”带给了他什么好的心绪,而是送子晤弟这两件事提高了他的兴致。

 

苏轼在元丰七年正月受汝州之职,四月离开齐安(今湖北黄冈)舟行至九江,先游庐山,后去筠州。在筠州逗留了十天,这一年的端午节就是在那里度过的。《石钟山记》标明“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九日),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依时间顺序看,苏轼与苏迈是四月底一同游了庐山,又去筠州,然后回九江,再从九江至湖口,同游了石钟山之后才分手,苏迈去德兴上任,苏轼又乘舟向东北行,直到金陵。这里要附带说明的是有些专著和选本对于苏轼游石钟山前后的行踪没有弄清楚或言之不详,如:有的说苏轼是先游石钟山后去高安晤别子由,显然有时间的谬误;有的说苏轼是“顺道”送长子赴任。于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中便错把“临汝”注成了“江西省临汝”,误认为苏轼也去江西赴任,途经湖口,所以“顺道”送子赴任。历史上的江西确曾有一个临汝,故城在今临川西南。东汉置临汝县,隋改曰临川。北宋时因隋旧制,划入抚州,已不再有临汝之称了。苏轼此次移官汝州,郡治在今河南的临汝,因为要走水路,绕道而行,所以才经过九江和湖口的。文中说“自齐安舟行适临汝”,送长子迈至湖口,省略了游庐山、去筠州等许多细节,那是为了使文章简洁,只交代送子,而无需还写晤弟。

 

苏轼读书是个有心人。读书时他发现关于石钟山得名的原因前人做过不同的解释,对这些解释他都经过了自己的思考。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这个说法,“人常疑之”,苏轼也不信,理由是钟磬置水中尚不能鸣,何况是石头?唐李渤的《辨石钟山记》中说他亲自寻访,“遇双石欹枕潭间,扣而聆之,南音函胡,北音清越”。苏轼更加怀疑,因为所有石头都能敲打出声,为什么单这里叫石钟呢?这次来到湖口正好趁机考察石钟山,以解开自己多年来的疑惑。这种读书善于思考,有机会便进行调查研究的求知精神确实是很可贵的。苏轼不轻信,勤于思考,不满足在石钟山上听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他颇富有冒险精神、求实精神,坚持要自己去做实地考察。在月明之夜,他“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他看到了侧立千尺的巨石形状,听到了云霄间惊鹘的鸣叫和山谷中鹳鹤的啼声,发现了石穴间风水吞吐时的音响。文章真实、具体地记录了作者在船上的感受,当听到山鸟乱鸣时他慌恐不安,“心动欲还”;当听到水石相击“如乐作焉”时,他“笑谓迈日:‘古之人不余欺也’”,那洋洋自得的神态跃然纸上。他遗憾郦道元的见闻正确却说得不详细,讥笑士大夫不肯像他这样探险求知,也感叹渔人船夫虽然了解实际情况却不能作文传世,更嘲笑那种以斧斤敲击听声的做法。苏轼认为自己与“郦元之简”、“李渤之陋”不同,他可以尽道其详,正确地解释石钟山命名之根据,一种自信、自得的心情充分地表露了出来。苏轼的文学是个性的文学,在写景、叙事、议论之同时,他个人的心理活动、精神状态都自然而然地流于字里行间。

 

《石钟山记》不是单纯记石钟山之行的游记,它还具有一定的考察报告性质。苏轼是带着石钟山“独以钟名,何哉”的疑问去游山观水的。他经过实地考查,最后得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议论。这一议论具有很深的哲理性,它是认识论范畴内的一个基本命题,所以很有思想价值。苏轼的思想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这和他的政治遭遇、生活处境是有关系的。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变法,苏轼因意见不合,于熙宁四年乞补外任,先后通判杭州,又知密州、徐州。苏辙在给苏轼写的《墓志铭》中说:苏轼通判杭州,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懒以少安”。说明苏轼不但执行新法,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它确有可以便民之处。以至元丰八年上书哲宗,在《论给田募役状》中说:“臣伏见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臣知密州,亲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可见,苏轼并非一概反对新法,而是经过目见耳闻,了解到了新法的得失。可以说《石钟山记》中所说的“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议论是有着作者个人切身的体会的。正由于苏轼能够通过实践明白了新法的利弊,所以后来他才又反对全部废除新法,而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辨试馆职策问札子》之二)。另外,也正由于苏轼在外任上执行新法的过程中,看到了新法有利有害,对于新法之利,他可以“因法以便民”,同时“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栾城集墓志铭》)。但是,舒亶、李定等人却不论是非真伪,不分轻重主次,硬给他加上了“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的罪名,下了御史台狱,受尽折磨。从皇帝到群臣的逮捕、审询、贬谪苏轼的做法,不就是不顾事实的“臆断”吗?所以说《石钟山记》中主张凡事要“目见耳闻”,不可“臆断其有无”,还是以作者的实际政治遭遇为思想根据的。总之,《石钟山记》不单单是一篇兼有科学考察性质的游记,它也论证了一个哲理,而这个哲理正是作者生活经历、政治遭遇的一种折光的反映。

 

苏轼的文章总是有个人充沛的情感和性格在其中。他对郦、李的二种说法的怀疑振振有辞,对小童扣石的做法“笑而不信”,始终充满自信。舟回两山间时听到钟鼓齐鸣之声,他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铛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更进一步表示坚信自己见解之正确。尤其最后一段,说郦道元之缺点在于“言之不详”;士大夫不肯乘舟夜泊绝壁,“故莫知之”,“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即不能著书立说传之于后世,唯独自己既敢冒险做实地考察,也能原原本本地作文以记之,所以他叹郦元笑李渤,那种踌躇满志,洋洋自得之情溢于纸上,使我们不难想象到当年东坡捋须而笑的神态。

 

文章的写景部分是最精采的。作者用了许多逼真的象声词和形象的比喻,来描绘访石钟的经过和所见所闻。如,写泊舟绝壁之下所看到的巨石有千尺之高,形状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大石大得“可坐百人”。如,写云霄间的“磔磔”声是栖鹘的惊啼,山谷中“若老人咳且笑”的可能是鹳鹤的叫声。水上发出的“噌吰”声如“钟鼓不绝”,又与“窾坎铛鞳之声”相应和,“如乐作焉”。写形状写音响都非常形象,使读者读其文犹如身临其境,亲见其形,亲闻其声。作为语言文字艺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是同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象声词和比喻手法分不开的。

 

苏轼的文章即便是小处也处理得十分周密。前面已经谈到他对郦道元、李渤说法之疑在表达上有所不同,以示其怀疑程度之区别。还有中间一段写栖鹘与鹳鹤也是有差异的,前人也曾注意到了这一点,说:“惊起者,可以望见,则直言栖鹘;欬笑者之为鹳鹤,未必果确,故偕‘或曰’二字写出,何等活动。”(《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七引西仲语)这正和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处理方法相似,因黄州赤鼻矶不一定是三国周瑜破曹处,所以他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这正是人们所赞扬的“一字不轻下”。

 

湖口县本有两个钟山:城西滨鄱阳湖的叫做上钟山,城东临大江的叫做下钟山。苏轼所寻访的是下钟山,并且是在水位升高的六月里去的,所以受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据说每到冬季水位下降后,山下的洞口便露出来,人们可以进到山洞中去。进去的人认为石钟山确是“全山皆空,如钟覆地”(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七)。所以苏轼的所见并非石钟山的全部真相,因此他得出的结论也并非完全正确。但《石钟山记》毕竟不是科学考察报告,它的价值并不在于作者科学地解释了石钟山命名的由来,而是在于苏轼在文中谈到了一种“读书观理之法”,启发人们读书要勤于思考,对待任何事物都不要“臆断其有无”。另外,《石钟山记》风格的浩瀚恣肆、语言的形象生动、手法的细密巧妙都是很突出的。正如刘克庄在《坡公石钟山记》一文中所说:“坡公此记,议论,天下之名言也;笔力,天下之至文也。……”它确实是一篇杰出的文章。

 

【译文】

  《水经》上说:“鄱阳湖口有座石钟山。”郦道元认为,这山下面临深潭,微风掀起波浪时,水和石互相撞击,发出的声音象大钟一样。这种说法,人们常常怀疑它。现在把钟和磬放在水里,即使大风浪也不能使它发出声音,何况石头呢。到了唐代,李渤才寻访了它的遗迹,在潭边上找到两座山石,敲着听听它的声音,南边的山石声音重浊而模糊,北边的山石声音清脆而响亮。鼓槌的敲击停止以后,声音还在传播,余音慢慢消失。他自己认为找到了石钟山命名的原因了。然而这种说法,我更加怀疑。能敲得发出铿锵作响的山石。到处都有,可是唯独这座山用钟来命名,这是为什么呢?

  元丰七年农历六月丁丑那天,我从齐安乘船到临汝去,正好大儿子苏迈将要到饶州德兴县做县尉,送他到湖口,因此能够看到这座叫做“石钟”的山。庙里的和尚叫小童拿一柄斧头,在杂乱的石壁中间选择一两处敲打它,发出硿硿的响声,我仍旧笑笑,并不相信。到了晚上,月色明亮,我单独和迈儿坐小船,到绝壁下面。大石壁在旁边斜立着,高达千尺,活象凶猛的野兽、奇怪的鬼物,阴森森的想要扑过来抓人似的;山上栖息的鹘鸟,听到人声也受惊飞起,在高空中磔磔地叫着;还有象老头子在山谷中咳着笑着的声音,有的人说:“这就是鹳鹤。”我正心中惊恐想要回去。忽然,巨大的声音从水上发出,噌吰的声音象击鼓敲钟一样不停。船夫非常害怕。我仔细地观察,原来山下都是石头的洞穴和裂缝,不知它的深浅,微微的水波进入里面,冲荡撞击,便形成这种声音。船划回到两山中间,快要进入港口,有块大石头挡在水流中心,上面可以坐百来人,中间是空的,有很多窟窿,风吹浪打吞进吐出,发出窾坎镗鞳的声音,跟先前噌吰的声音互相应和,好像音乐演奏起来一样。我因而笑着对迈儿说:“你明白吗?发出噌吰响声的,那是周景王的无射钟,发出窾坎镗鞳响声的,那是魏庄子的歌钟。古人没有欺骗我们啊!”

  事情没有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却主观地推断它的有无,能行吗?郦道元见到和听到的,大概和我的见闻相同,可是说得不够详尽;一般做官读书的人又总不愿夜晚乘小船停靠在绝壁下面,所以没有谁能了解真相;而渔夫船工,虽然知道却又不能用口说出用笔写出来。这就是这座山(命名的真实原由)在世上没能流传下来的缘故啊。而浅陋的人竟用斧头敲击来寻求用钟命名的原由,还自己认为得到了它的真相。我因此把上面的情况记载下来,叹息郦道元记叙的简略,而笑李渤见识的浅陋

 

附:

苏东坡认为,人生赏心乐事很多,主有十六件:

清溪浅水行舟
微雨竹窗夜话
暑至临溪濯足
雨后登楼看山
柳阴堤畔闲行
花坞樽前微笑

隔江山寺闻钟
月下东邻吹萧
晨兴半炷茗香
午倦一方藤枕
开瓮勿逢陶谢
接客不着衣冠
乞得名花盛开
飞来家禽自语
客至汲泉烹茶
抚琴听者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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