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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雅君从医50多年，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患者，她先后在基层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及国内外多家教学、医疗机构从事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并多次赴马来西亚、日本、英国、阿联酋、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临床和讲学。除了为人祛病除疾，魏雅君的业余时间不论多忙多累都在坚持读书，读得情到深时，也便信手写些文章。目前她的文集《博雅斋札记》已正式出版。 透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到这位至情至性的“杏林女杰”对于中医事业、医德修养、医患关系等问题的独到思考，颇有启发。本期特摘登几则，以飨读者。 激情医家苏叔阳 苏叔阳，当代著名剧作家、文学家、诗人，创作了诸多国内外广为流传的文学著作并多次获得国家图书奖、华表奖等奖项，而我则视他为“医家”。 1978年，那时我刚刚调到河北任丘，在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总医院做医生。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正是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国家可谓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医是存是废，何去何从，有很多争议。作为学中医，用中医，以中医为职业，视中医为事业又时值中年的我，心中既充满了期待和憧憬，又有难以排解的担心和忧虑。正在我“心事浩茫连广宇”时，竟然如愿以偿，惊喜地“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1978年底，苏叔阳先生创作的话剧《丹心谱》问世了。 《丹心谱》讲的是“文革”时期老中医方凌轩，不畏艰险，带领科研团队突破“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悉心研究防治冠心病新药的故事。苏先生的剧作，不仅是对政治禁区的突破，而且以广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提出恢复和发展中医药学这个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问题。这部剧就像一枝报春花，让广大中医药学从业者看到了中医药的未来和希望，也鼓舞了一大批青年人献身中医药学的热情。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让我对苏先生的才学、智慧和勇气钦佩有加。 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后，我有幸结识了曾在那里任教的苏先生。随着了解的逐步加深，我和苏先生的交往也越来越多。我们常常能从哲学视角切入中医，并且常常能发医家所不能发之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比如，苏先生认为，中医和中国传统哲学密不可分，是中国传统哲学最优秀部分的全体的综合的表现。现在，这个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所证明，为越来越多的中医学者所接受，特别是对那些认为中医仅仅是治伤疗疾的“小道”、“小术”的观点给予了及时的匡正。 再比如，大多数人认为，中医应尊重并由理性引导而摒弃感性，而苏先生则认为，中医需要激情。这个观点，大多数人初看之下，可能不以为然，认为医家看病需要理性、理性、再理性，假如看病也跟着感觉走，就似乎是盲人瞎马了。但苏先生说，“一个中医家只是理性的，而缺乏对病人的那种激情，对疾病的那种自我感觉的激情，也不会成为很好的医家”。 想想现在一些医生，对待病患冷漠无情；一个上午能看几十甚至上百；开处方更是随心所欲，反正医不好也医不坏；对病患缺乏起码的热情与关怀，完全忘了大医精诚的古训。苏先生的这段话说得何等精辟！ 苏先生独到的思想、精辟的语言，逐渐得到中医药学界的关注，如今他已不再仅仅是作家、文学家，而且已成了活跃在我国中医药界的名人。 事实上，苏先生曾三次罹患癌症。1994年元宵节后的第二天，他第一次被确诊患上肾癌，并切除了左肾；七年后，2001年7月，他正在参加中、法、俄等多国文学艺术家诗歌朗诵会时，突然大口吐血，经诊断，癌症复发，癌细胞转移到肺部，他为此又失去了一半左肺叶；2003年，脾脏又发现肿瘤，他为此做了大剂量的放疗。 一个普通人，连续三次面对死亡的威胁，即便不被击垮，也会被吓傻了。然而，又一个十年过去了，苏先生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说起话来妙语连珠，声如洪钟，并且顽强并快乐地工作与生活着。他对生命的热忱，对科学的执着，对社会负责的精神毫无半点衰减，依然活跃在公益与文化战线，依然在为我国的中医药事业鼓与呼。 所以，在我看来，苏先生是真正的医家。 叶天士治“穷”的启示 叶天士是清朝名医，擅治外感热病，是清代中医温热论的创始人。在他的诸多医术传奇中，有一则治穷的故事发人深省。 某日，叶天士正在给人看病，一个衣着破烂的人突然闯进来，嚷嚷着让叶天士给看病。叶天士不慌不忙，先给手头的病人开完药，转头问：“你有什么病，我能效劳之处一定尽力。”那个人激动地说：“我身体没病、心没病，就是穷，这也算病吧，能不能给我治治？”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人是有意刁难，估计他或是受人挑唆，或是穷困潦倒想找人发泄一下，听人把叶天士夸成了活神仙，于是来找他倾诉一下。叶天士听了哈哈一笑：“这的确是病，不过也不难治，只是治病的周期有点长，而且必须严格遵循医嘱。”“那你先说说看。”那人接着说。“我的药方是一枚橄榄，只许吃肉，核得种到地里，来年就不穷了。若是不能应验，我赔偿你劳作的损失。” 穷汉听了将信将疑，回到家中依言把橄榄核种到地里，来年开花长叶却没结果，他不免有些失望。但是过了没几天，有人来买橄榄叶，这一开头陆陆续续的好多人都来买，虽然叶子很便宜，但胜在多，等把一树叶子卖了，穷汉也发了一笔小财。他大喜过望，便买了一些礼物到叶天士家里表示感谢。 叶天士这才把致富的秘密说出来。原来叶天士处处留心长于观察，他发现该地每年都会有疫病流行，那时恰是橄榄成熟的季节，而橄榄叶可以入药。于是叶天士开药时总是加一味橄榄叶，城里药铺药品齐全，橄榄叶却没有储备。患者互相打听哪里有橄榄叶，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跑穷汉家里买。叶天士顺势而为，既给其他病人治了病，也给穷汉治了“穷”。 都说医者父母心，如果不能推己及人，对他人的苦痛感同身受，那么也难以产生迫切救治的欲望，无诚心则无动力，在医术上面也就难以达到极高境界。 以古观今，能对患者动心的大夫正在逐渐减少。有些对病人缺乏整体的关照，至诚可贵的对人最本真的人文关怀越来越少，医患间作为人的对等联系减弱了，弱到冷漠的程度，很多过度医疗、医疗纠纷就来自于这种冷漠。 医者之大不仅仅表现在医术高超，更体现在品德和气节等方面迥异于常人。他们对患者的疾苦感同身受，活人无数却不居功，所谓“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从蛇医季德胜说起 “三折肱知为良医”是指多次参加手术实践就可以成为良医。这一典故最早见于《左传·鲁定公十三年》，大意是说范氏、中行氏欲攻打晋定公，属下谏阻，理由是晋定公久历挫折，经验丰富，不可轻敌，贸然攻打容易失败。后来果然应验属下的判断。 这句话后来用于比喻对某事阅历多，富有经验，自能造诣精深。对于医者而言，是的确有可能为患者“折肱”的。 蛇医季德胜，因其生活的地区多蛇，子承父业，专攻蛇毒。他的父亲为了解除地方上的蟒蛇之害，不顾身体衰弱和蟒蛇搏斗，不幸被蟒蛇缠身，被救下后不治身亡。那年季德胜20岁，但他拥有所有良医的共同特点，就是用心。父亲传给他的药方已经传承了五代，配方繁杂，药效有时也不稳定。为了改进药方，季德胜决定拿自己做实验，体味毒性和药性。他让毒蛇咬自己的手臂、大腿、舌头，再用蛇药救治，一味药一味药地试验，仅手上的伤口就有100多处。最危险的一次是拿眼镜蛇实验，毒性发作很快，幸亏事先让人在旁边救护，喝下了药酒才保住命。但他左手大拇指已被毒蛇咬断致残了。这可以算是名副其实的“三折肱”了。 当然季德胜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冒着生命危险研制的“季德胜蛇药片”成为热带、亚热带地区百姓常备的救命良药，远销亚非14个国家和地区，药方被国务院列为国家一级机密。 而中医史上有这种献身精神的何止他一个，为大众熟知的医药大家李时珍，为了真正熟悉药性，也曾经以身试药。他的传世医著《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载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万多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 这样一部皇皇巨著，并非闭门造车的结果。他在搜补订正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亲自到各地游历，“采访四方”，前后27载，历经无数辛苦以及生死徘徊才完成了这部著作。这是“到16世纪为止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直到今天仍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追忆先贤，常情不能已，不敢与先贤比肩，唯有自励自省做好分内工作，为中医事业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为医常存恻隐之心 宋代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良相良医的共通之处在于，这两种职业都与百姓的疾康生死息息相关，良相从总体上解决百姓的生计问题，医生则从个体上解决人的身心疾病。所谓“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二者做好了，其中都有大功德。如何做得好？我以为首要的就是常存恻隐之心。作为医生，要有仁心，施仁术，普济众生。 庸医治驼的故事流传甚广。古有医生自夸可以治驼，也就是俗称的罗锅。早上送来，晚上笔直如箭。真有人信了，于是来治，庸医用两块门板夹住患者，在上面又踩又跳，晚上驼背真直了，而病人也死了。大多数人把这个故事当笑话听，我却觉得应该算寓言，应该引发我们对某种现象的思考。这个故事里透露出的医生为利益泯灭良心后的冷酷令人不寒而栗，或许现实中没有这样治罗锅的，但是看一些医生的治疗措施，简单粗暴，对病人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与这个庸医有本质区别吗？似乎是没有。 一个真正的好医生，绝不会轻忽患者的性命。即使从医一辈子，也离不开一个“慎”字。清代名医、四大温病学家之一叶天士曾对子孙遗言：“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 一代医学宗师尚且如此感受，我等后辈又怎么敢掉以轻心呢？ 真正的医者，人后用功之深令人难以想象。比如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丁甘仁先生，白天出诊，晚上则要读书，每每至深夜方才休息，背诵《医宗金鉴》等古书更是他的必备功课。他也带出了几个得意门生，如秦伯未、章次公。秦伯未后来出了本书《清代名医医案精华》，请他为书做序言，他不无感慨地说：“医非学养深者不足以鸣世。” 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徜徉，必须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定力。这份定力哪里来？———来自对病者伤痛疾苦的“不忍之心”，由不忍之心而发大愿心，这是医者自我奋发的动力之源。 所以中国古代的大医，基本上都有无数体恤患者疾苦的案例。比如前面提到的丁甘仁先生，不仅医术高超，足为后辈楷模，而且宅心仁厚，乐善好施。穷人看病常常免去诊金，对于特别穷困的还赠送药物，施粥舍衣捐桥修路，帮助医院和慈善机构实属家常便饭，他还兴办义学、养老院和育婴堂等。 医生的职业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在于他们可以大开方便之门，无私地帮助别人。只可惜，当下却有些医生利欲熏心，忘了自己的责任。眼中只把职业当做谋生手段，心中没有对患者的恻隐之心，从而使得医患关系不断恶化。 当然医患关系的恶化也不能仅仅归于医生医院一方，医学的技术壁垒从古至今一直很高，医患之间的沟通也不容易。如果说出来大家都明白，那么沟通起来也方便，反之，即使医者有仁心，也不容易被理解。 医生和教师两种职业历来比较特殊，或是针对身心，或是针对灵魂，都要求从业者有较高的道德操守，如果仅仅以谋生的态度对待之，必然误人。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我仍想呼吁：医者，仁术。让我们用爱心去对待每一个患者！这也是我一生行医始终谨遵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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