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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医学生的历练》:全球顶级学府医学生历练实录

 渐近故乡时 2016-07-25

作者: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王一方

来源:“壹生”人文频道


《哈佛医学生的历练》是医学生艾伦·罗思曼的处女作,小罗姑娘的笔下描绘了一个医学生在哈佛医学院“全人教育”背景下学业与心智共同成长的平凡故事。

故事从开学伊始,校方给医学院新生授予白大褂的仪式说起,那一天她的心中充满着喜悦与忐忑、神圣与敬畏,自此她翻开了医学职业生涯的第一页。很可惜,当时她领到了一件不合身的白大褂,但这丝毫没有减损她内心的那一份对职业荣耀的眷顾,毕竟为了迈入哈佛医学院,罗思曼思恋得太久,也付出了不少。



当她第一次接触临床,就感受到白大褂赋予医者的神奇权威,自己只是一位22 岁的年轻医学生,一张稚嫩的脸,映衬着毫无临床经验的、惴惴不安的心,一旦穿上圣洁的白大褂,就可以让一位饱经风霜的73 岁的老妪把她当作疾苦的倾诉对象,生命的拯救者。在罗思曼眼里,那件绣有深红色“哈佛医学院”字符的白大褂凝聚着信任与勇气,是医学生们陪伴病人穿越苦难与死亡峡谷的坚硬盔甲。


无疑,医学教育不只是简单的技能训练(一教一练,一教一学),不仅教授健康与疾病的形态、功能、代谢变化,打起灯笼找证据、掘地三尺做检查,像汽车4S 店的修车技师那样只想着“换零件”,毫无共情、敬畏与悲悯地干预身体与器官;医学是人学,是心灵、情感、意志塑造的教育与教化。医生要在学生阶段初步完成精神发育的历程,学会如何与苦难相伴、与死神周旋、知晓技术与人性如何融通、医生与患者如何共情、如何实施关怀与抚慰。医生不仅要重视生物医学信息的汇集与数据挖掘,还十分重视患者社会心理的分析与情感的挖掘。


哈佛医学院的培养模式


哈佛的培养模式分为两类, 一类是科研型的模式,另一类则是临床型的“新路径”模式。新路径改革始于1985 年,开启了哈佛医学教育的新格局,罗思曼医生在1994年入学,正好赶上这场教育改革。与传统医学教育模式相比,新路径将医学生快速推向临床境遇。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找回失落的那顶人文“草帽”,需要更多地补充医学人文知识与临床人文胜任力,实现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医学生下午的课程一般都是人文、社会、公共卫生和卫生政策课题,让学生能够在更广的视野中思考医学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培养他们强烈的职业神圣感与使命感。


“问题为中心的教学”(PBL)则主要针对医学院一、二年级的基础医学模块,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小组式的分享与互动学习,通过阅读、提问、相互讲授,在夯实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与学习伙伴共同研讨的习惯。以问题为中心的方法,通过分析真实病例而非背诵课本的方式让学生把握医学基础知识。它重视医患关系的探寻、演练,强调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运用现代医学。


《哈佛医学生的历练》中讲到一门“患者- 医生”的课程,贯穿了罗思曼在哈佛求学的全程,从一年级就开始了,课程包括I、Ⅱ、III 三级。其中I 级和II 级课程侧重于病史采集与查体练习,与中国的诊断学教学颇为相似,但哈佛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临床境遇之中,融入了诸多人文关怀的原则与抚慰技术。Ⅲ级课程旨在帮助医学生掌握复杂的交往能力,包括排解忧伤、克服恐惧、告知坏消息,为日后成为真正的医生做好精神、情感上的预备。哈佛还特别强调医学生“共情”与“反思”技巧的培养,因为没有共情就没有反思,也就没有对“患者利益至上”信念的坚守。


罗思曼讲述哈佛的另一项教改也颇有创意, 那就是“ 纵向学习”(longitudinal study)。现代医学的专科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医学生的学习可谓“盲人摸象”,容易“目无全牛”。在病房里实习期间,与某个病人的接触通常只有两三天或者三五个小时,看到的只是疾病的“冰山一角”。比如心肌梗塞的患者,在进行心脏造影、球囊扩张、安置支架之后,很快就出院了。而患者的社会身份、性格类型、既往病史、社会交往史、出院以后的用药、康复情况、依从性、精神状态,都在视野之外。而这些,直接决定了病人的预后和转归。哈佛的具体做法是,让医学生在一年中随诊若干典型患者,如罹患心梗、糖尿病、中风、癌症等疾病的病人,并和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庭医生保持联系,每月追踪病人身-心- 社- 灵四个维度的波动情况,获得完整的“疾苦”拼图。


让学生感悟到的医学真谛


罗思曼这样的医学生通过“患者- 医生”这门课以及随后两年的临床跟班,都掌握了哪些独门绝技?感悟了哪些医学的真谛?修成了怎样的正果?

罗思曼用她的妙笔诉说了一箩筐的故事,她要告诉后来者,其实,临床各科疾苦的征象大相径庭,住院医生的应对风格也各有迥异。最富有挑战的是急诊科与妇产科,这里不仅有技术难题,还有伦理的困境。透过这些故事,哈佛的医学生们不仅掌握了疾病征象揭示与解释的技能,还具备接纳疾苦体验倾诉与抚慰的能力,知道如何警惕并克服诊疗活动中医生的“三大自毁行为”:冷漠、傲慢、贪欲(奥斯勒称其为“三宗罪”,但一些医者常常在内心为自我辩护,做各种合理化论证)。他们也知道如何面对患者疾苦时应激的“三大躁乱行为”,即盲目、偏见、戾气(在当下中国,医患纠纷常常发端于此,只因社会缺乏系统的疾苦与死亡教育,事发现场缺少真诚引导与理性解释),他们完成了技术- 人性双轨认知,培育并夯实了共情能力、关怀能力、反思能力、纠错能力。就罗思曼而言,4 年的哈佛学习生活不仅修成了学业优异的正果,还收获了与同学卡洛斯的爱情,毕业后双双去了印第安保留地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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