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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古代把文字称为“书”，而把地图等文献叫做“图”。把“图”与“书”连在一起之后，“图书”也就是现代所指的书籍、报刊等出版物，作为一种文字载体，与汉字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源。
中华民族最善于把自己的文明传统铸入图书之中，图书是汉字信息最集中的载体，是汉字得以将文化知识保存与传播久远的物质外壳。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宝典，都已被载人史册，书于竹帛，藏于名山。正是那些浩如烟海的图书文献，使我们的祖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够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中“青史留名”。
“河出图，洛出书”。图与书相连，最早可追溯到《易经》记载的传说故事。据说在远古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里出现，背负一张“河图”，又有神龟从洛水里浮出，龟背上画着一张“洛书”，
“河图洛书”与仓颉造字一样，都笼罩着神话色彩。在汉字的初创时期，我们的祖先只能把文字保存在甲骨、钟鼎，甚至于石头之上。大约从殷商时代起，也就是在甲骨文的鼎盛时期，
古人发现除了龟甲和兽骨之外，竹木也能够作为书写材料。他们或者砍断竹子，劈成竹片，或者伐倒树木，剖为木板，然后用笔在上面写字作文。写了字的竹片叫做“简”，写了字的木板叫“版牍”。直到这时，中国人才算有了正式的图书。
据古书记载，周公旦摄政管理周朝的时候，曾对那些不愿随着迁往洛阳的殷商遗民们讲：你们殷人的祖先，“有册有典”，记录着“殷革夏命”的历史，现在已经到了“周革殷命”的时代。什么是“有册有典”呢？甲骨文中已经发现了“册”和“典”字，它们都与“简”有关。
“册” 字的写法，
好像一根根竹简用两根绳子穿编在一起，形成了一“册”书；对“典”字有两种解释，一说是手捧着“册”放置于架上，另一说是把“册”置于“书几”上的象形字。所以，“简册”就是最古老的图书，而“典”则是可以作为典范的图书，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经典著作”吧。
 从殷商直到魏晋，正好是甲骨文到楷书初起的千余年间，用竹简制作的图书，曾被古人广泛地用来记录和传播知识。无论是孔子编纂的《春秋》，还是司马迁著作的《史记》，它们的原始作品都是简册。本世纪初叶，我国各地陆续出土简册就有一万多枚；七十年代以来，出土简册的数量剧增，总数已愈五万余枚。
这些竹简，长度从几厘米到60多厘米不等，宽度约为1厘米左右。每根简上书写的文字数目，少则几个字，多则几十个字。
现代出土的简书里有许多惊人的发现，例如1972年曾于银雀山的汉墓里找到了近五千枚竹简，其中除了《孙子兵法》等著名书籍外，还发现了失传多年的《孙膑兵法》，从而消除了历史上对此书是否存在的怀疑。
 再如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了十万余枚三国吴简，1975年在湖北云梦首次发现了秦朝的简册，其中有今天唯一能见到的最完整的先秦编年史书和最古的法律书。
图为三国吴简的一部分 
版牍是与简册同时通行的另一种形式的古代“图书”。“版”“牍”二字的偏旁都是“片” ，
意思是“半木”，是用木板制成的书写材料。一般用于书写不足一百个字的短文，如书信、公文等等。由于它的面积比竹简大，古人也常在版牍上绘制图画或地图。
 奏牍后来演化为略带弯曲的笏版，成为官员上朝使用的装饰品。《红楼梦》诗云：“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指的就是这种特殊的版牍。
我们常在古装戏剧中看到那些文武百官们手持一条长方形的象牙板，它的名称叫“笏版”，但不知道有何作用。其实，笏版在汉朝称为“奏牍”，也是一种版牍。大臣们要向皇帝禀奏事由，为了防止遗忘就在这木板上书写“备忘录”。
简牍形式的中国古代图书，今天虽然只保留在博物馆供人参观，但它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习惯，许多现代汉语词汇都可以追根溯源到那些竹简或木板上去。
例如，就在几十年前，中国大陆的图书还是竖行排版，书写文字的顺序是从上到下，自右向左。曾经有个笑话说“看古书都是对的，因为在点头；看今书都是错的，因为在摇头。”从上到下的写字习惯显然出自于狭长的竹简，而自右向左顺序习惯也映衬着竹简的阴影。古人写字，总是左手执简，右手握笔，写完一简便顺手放在右侧，依次排列起来，自然形成了从右向左的竖行图书。 我们还能够举出一批与简牍有关的成语或字词：
杀青、汗青、青史——作家写成书稿称为“杀青”。史册叫“青史”，伟大人物可以“青史留名”。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慷慨激昂地写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也指史册。这些与“青”字相连的词，实际都来源于竹简的制作方法。 古人把新竹劈成简状后， 为了防虫蛀，需要把它放在火上灸烤，以除去水汁。去汁的工艺叫“杀青”，也称为“汗”。“杀青”完毕意味着竹简制成，这与“脱稿”还有相似点，但把“汗青”引申为“史册”就不知道从何说起。 笔削、
删改——请人“删改” 文章称为“笔削”。“削” 、
“删”的偏旁都是“刀”。出土文物里发现过这种“书刀”，当竹简上抄写的文字有错误时，古人便用书刀刮去，然后重新抄写。现在我们删改文章虽然无需用刀，但这些带刀的字已约定俗成。
图为汉代青铜书刀，是文人用于刮削、删改竹简上的文字用的。
尺牍——古人写信用的木板，通常是一尺长，所以信函又叫“尺牍”。
信封——信写好后，上面再加盖一块板，写上收信人的姓名地址，然后用绳捆扎，并在打结的地方封以粘土，盖上图章，这就是信“封”。
版图——由于古代地图多绘制在版牍上，所以至今我们仍把国家的疆土叫做“版图”。这样的例子，信手拈来，还可举出许多，如成语“罄竹难书”、“连篇累牍”、“文牍主义”等等。简牍图书的“传统势力”，直到今日还远未消失。 图为出土的信封
然而，用竹木制作的图书，除了制作麻烦外，读起来也很不方便，秦皇、汉武、孔老夫子都曾深受其苦。那位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管理朝政事必躬亲，他每天批阅的各种文件以秦朝的衡器计，重达120斤，折合成现在的重量单位有25公斤，那些竹简垒在案桌上恐怕有一大堆，需要几个人为他翻动。
史书记载说，孔子晚年十分爱读《易经》，由于经常翻阅，以至于三次翻断了编连简册的“韦”（熟牛皮筋），这就叫“韦编三绝”，可以由此推想孔老夫子当年读简的劳苦。如果不及时重新穿好断裂的编绳，简册图书就要散乱成一堆竹片。后代出土的简册，的确有不少出现散乱，或者只留下残缺的部分竹简，使后人的理解制造了许多麻烦。
汉武帝当朝时，有位叫东方朔的学者，性情滑稽恢谐但学识渊博，广泛涉猎过诸子百家的学说。初次来到长安，想要晋见汉武帝。在那个时候，皇帝诏见必须要由“公车”署的官员推荐，东方朔就写了长长的一篇奏折请求公车转呈皇上。
结果，这篇奏文足足用了三千根竹简，两个强壮的武士才勉强可以抬起。武士们满头大汗地把奏折抬进了宫内，汉武帝好不辛苦地看呵，看呵，一天看不完，就在竹简上作个记号，一直读了两个月，才读完了东方朔的这篇文章，于是“龙心大悦”，传令立即召见，官封东方朔为太中大夫。
最有趣的是目前人们常用的成语——“学富五车”，它的出处就在简册里。那还是在战国时代，宋国有位惠施，他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名家”的代表人物，担任过魏国的丞相，力主魏国联合齐楚抵抗秦国。惠施每次外出都要用五辆大车装载简册，以便随时阅读。人们都赞扬他说，惠施真是博学多才——“学富五车”。
惠施的学问足可装满五大车，听起来很吓人。今天我们偏偏来钻牛角尖，估算一下他的五车竹简究竟写上了多少字。一根竹简大约重50克，平均可记录30个汉字。一辆大车承重不会超过500公斤，满打满算能装下竹简1万根，五车就是5万根简，折合总字数150万，只及半本《现代汉语词典》的字数。如果惠施再世，他一定会夹着这本词典自豪地宣称：我现在已是“学富十车”了。
简牍图书笨重且记录文字少，缺陷太多。古人们也曾把图书材料革新的希望，寄托在丝绸之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度。丝织品质地柔韧，重量轻盈，善吸墨水，的确是用来书写汉字、制作图书的好材料。古代的丝织品分为帛、缣、素等，而帛则是它们的统称。所以，写在丝织品上的书叫做“帛书”，也有的称为“缣书”或“素书”。
帛书也在后代的图书词汇里留下了若干痕迹。例如，我们现在把分册的图书用“卷”来统计，如“第一卷”、“第二卷”等等，它实际上来源于帛书的收藏形式。软软的丝绸图书正是卷起来存放，每一册书就卷成一“卷”。与此类似，我们现在把一本书按“篇”来分类，如“上篇”、“下篇”，却是出自于简牍。“篇”字正是以“竹”为头，不过那时的“一篇”就是“一册”的同义词，竹简是不可能把一本长篇著作编连成“一篇”的。
丝绸作书的高雅华贵，可就是价值太高，一般平民百姓根本用不起。有人曾作过考证，在汉代，一匹织好的缣帛价格为600多钱，折合现在的人民币是多少虽无法得知，但可以间接地进行估算。在当时，以这个价格能够购买大米6石。一本字数较多的书也许需要用完这一匹缣，那么买这本书的钱就足够供人过上一年的生活。这种昂贵的图书当然无法广泛推行到老百姓中间去，因此，古人亦有“贫不及素”的说法，意思就是买不起丝织的“素”，只好“望书兴叹”。
社会需要必将产生发明与创造的巨大推动力。东汉年间，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的那样，汉字业已完成了“篆文隶变”的变革，以许慎为代表的学者正在总结“造字六书”。精美的文字亟待寻找一种质优价廉的书写载体，文化知识的传播急需大量的图书。
公元105年，正是东汉和帝在位的元兴元年，为皇帝制作御用器材的“尚方”官邸显得格外忙碌。这里集中了来自全国的能工巧匠，“尚方令”蔡伦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厣。许多迹象表明，经过多次失败后的试验，今天有可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蔡伦目不转睛地看着工匠们熟练地操作。工匠们有的把树皮、乱麻和破布捣成浆状，有的把这些浆汁均匀地铺在竹帘上，让水分从竹帘缝隙下自然渗出，还有一些正在从已经干燥的竹帘上揭下一层白色薄膜。
蔡伦的一生，可以说是历尽坎坷。他自小家境贫寒，在缺衣少食中度过了少年时代。13岁时为了生计，迫于无奈地应选入宫作了宦官。他从“小黄门”这一最低等级的太监作起，忍受着极大的苦痛和屈辱，才慢慢地爬上了较高的宦官职务，并被皇上任命为兼领“尚方令”的官衔。 一位工匠拿着从竹帘上揭下的薄片向蔡伦走来。蔡伦赶紧向前走了几步，一面接过这张凝聚着心血的试验成果，一面大声下令道：快取笔墨来！蔡伦的字龙飞凤舞，映在白色的薄片上异常清晰。他兴奋得扔掉了毛笔，跪下身躯，用颤抖的双手高高举起那张薄片，呼喊着：“苍天有眼，蔡伦造出了纸！
名列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纸”就这样来到了人世间。蔡伦主持下造出的这种纸深受皇帝的赞许，当他不久被封为“龙亭候”之后，这种纸被人叫做“蔡候纸”，天下人莫不争相使用。虽然现代已经知道，早在蔡伦之前的西汉时期，民间已经造出过雏形的植物纤维纸，蔡伦造纸的方法也出自于更早期丝棉纸的制法，但是，作为一位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发明家，蔡伦的名字必将永远铭记在用纸书写的史册里。
比起简帛类的材料来，纸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取材于废弃的植物纤维，原料随处可得；它又有丝织品柔软轻便的特性，书写和制作的图书堪称绝妙。晋代甚至有人为它写赋，赞颂纸是：“厥美可珍，体洁性贞，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曲可伸，能幽能显”。
据《晋史》记载说，西晋有位文学家左思，花了十年功夫来构思一篇《三都赋》。无论在屋内还是在庭院，左思都把“蔡候纸”四处放置着，以便来了灵感想出佳句时立即把它写下来。“十年磨一剑”的《三都赋》被晋代人推崇倍至，洛阳都城的豪门贵族文人墨客们争着先睹为快。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抄录，一时间竟使“蔡伦纸”的需求剧增，价格飞涨。这一件趣事后来演绎成“洛阳纸贵”的成语，比喻某一图书所产生的轰动效应。
在这里，我们引用“洛阳纸贵”成语的用意，并不是说纸的价格比简帛更昂贵。我们想借用它来表达一种观点：纸的珍贵，在于它结束了中国古代简帛图书的历史，换来了中国图书几千年的繁荣。随着造纸术传向西方，中国人发明的纸也成为西方人制作图书的主要材料。有了纸的中国汉字，也从此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
【下一页】聚珍付梓印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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