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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右撇子”（即通常所说的“正手”，或“右利手”。以免被指控为“左撇子”歧视，故采用“右撇子”的说法）为主流的世界中，“左撇子”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在“左撇子”现象越来越受关注的今天，考古家也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以免在自己的研究中漏掉重要的信息。 美国堪萨斯州托佩卡市的一群左撇子，在1975年8月13日建立了一个名为“左撇子国际”的组织。该组织在一年后将8月13日定为“国际左撇子日”，并且得到几十个国家左撇子组织的承认。该组织号召全世界左撇子联合起来，为争取自身的利益而斗争，提醒人们设计产品时应该考虑左撇子的方便，争取消除全社会对左撇子的偏见。 世界史中的“左撇子” 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左撇子。拿破仑夫妇都是左撇子。拿破仑掌权之前，曾反对法国军队右手持枪的传统。当他登上权力宝座后，拿破仑下令法国军队改为左手持枪，并在公路左侧行军。可以说拿破仑是历史上最强势的左撇子。 苏格兰的科尔家族是典型的左撇子家族。其名下的房屋、城堡，例如芬尼赫斯特城堡（Ferniehirst Castle）的旋转楼梯，与通常的方向正好相反，以利于左手持剑的战士运动。他们还发现众多的左撇子士兵在对战中占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开始特意训练左手持剑。这与中国乒乓球队曾经有意识地选拨左撇子队员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  芬尼赫斯特城堡（Ferniehirst Castle）的旋转楼梯 以色列士师时代（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030年，共有12位士师）的第2位士师以笏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左撇子刺客。他打造了一批短剑，藏在右腿的裤管里，去给统治以色列的摩押王伊矶伦进贡。伊矶伦的侍从们仔细搜查了以笏，但没有搜查右腿，因为通常谁也不在右腿上佩带刀剑之类的兵器。借故将闲杂人等支开以后，以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抽出剑来刺透了伊矶伦的胸膛。以笏成功地利用了人们对左撇手的忽视，取得了奇兵的效果。  士师以笏 考古学家曾对旧石器时代的尼安德特人（距今12—2.4万年前分布于欧洲、亚洲西部以及非洲北部）的用手习惯进行过研究。发现大多数工具上的磨损和裂纹都昭示着它们的使用者是右撇子。大部分工具是用来处理兽皮的。通常人们会抓住猎物的牙齿，然后用那些工具耙平兽皮。因此牙齿上会留有一些刮痕，研究者正是通过这些刮痕的方向来判断使用者惯用哪一只手——通常都不是左撇子。当然也有一些惯用左手的人留下了方向不同的刮痕。根据统计，尼安德特人大约有10％是左撇子。  尼安德特人 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左撇子” 王仁湘先生早年曾对带钩做过深入全面的研究，近年又对带钩的挂接方式有所讨论。他在《左与右的选择：束带挂钩的方向》（《中国文物报》2011年4月29日6版）一文中，利用战国时期带钩的图像、带钩在墓内的出土情况、带钩装饰图案上的方向性等，推断带钩入孔的主导方向是由右向左，左手执带，右手执钩将钩首挂入带孔，并认为这是“右利手”主导的结果。 早已有人注意左撇子所用的石镰。李伟先生《良渚：巫政之国的兴衰》（《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40期）说：“良渚时期的石镰分为双刃和单刃两种。双刃石镰左、右手都可以握。但是单刃石镰，必须确定使用手。有趣的是，良渚出土的单面石镰90%都是供左手使用的。这是否意味着良渚人以左撇子为主？并造成了这一代尚左的习俗？”另据《良渚古人大多是“左撇子”》（《苏州日报》2013年7月12日），苏州大学博物馆的“太湖沉宝·古吴石器展”也是按照左手握柄的方式来展出石镰的。王明达先生指出：这些石镰的刃口是单面刃，也就是从上面向下斜着磨，底面却是平整的，反过来拿就割不动农作物和杂草了。并断定“由此证明，良渚人大多是‘左撇子’！”  二里头遗址的石镰也可以分为单面刃（84页图46：12）、双面刃（180页图111：3）两种类型。两种石镰在报告的线图中都是按照“右撇子”的习惯摆放的。单面刃的石镰如果用左手操作，则刃部与地皮之间有很大的空隙，因此只能由右手操作。双面刃的石镰则既可以由左手操作，也可以由右手操作。从逻辑上讲，还应有一种专供左撇子的单面刃石镰，可惜至今尚未发现。在现有资料条件下，有专供“右撇子”的单面刃者对照，我们也可以将双面刃者理解为左撇子专供。《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里，二里头一期有2例，全为单面刃。二里头二期有4例，1例为双面刃。二里头三期有7例，6例单面刃，1件双面刃。三期合计共有13例，其中双面刃者3例，约占15%。  图5/10 有意思的是，郑州商城出土的石镰几乎都是双面刃（《郑州商城》606页图417），与二里头遗址以单面刃为主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明显区别，似乎在以前讨论两大遗址的异同时被忽略了。按照上面关于二里头的单面刃石镰为“右撇子”专用的分析，郑州商城占主流的双面刃石镰应是左、右撇子都能使用。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变化？经初步查考，淇县宋窑遗址辉卫文化出土49件石镰，报告中有图像的7件都是双面刃（144页图54）。泗水尹家城岳石文化出土两件石镰，都是双面刃（《泗水尹家城》184页图127）。据此可以初步推断，郑州商城以双面刃石镰为主流的现象，应是受了二里头文化之外其它文化的影响。  图6/10 在主要属于晚商时期（个别或可延至周初）的“族徽”文字中，有一组手拿兵器或屠刀的图像。其中既有右手持械者，也有左手持械者。我们统计了容庚先生《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里的四种图像：015号：正面立人单手持戈、钺或刀。共5例，均为右手持械。016号：正面立人一手持戈，一手持盾。共11例，左手持戈者3例（以上1027页）。021号：斩首图像，正面立人无首，其上之钺刃部朝下作砍杀状。共10例，左手持斧者2例（1029页）。213号：宰猪图像，由猪、刀和人手三部分组成。共6例，左手持刀者1例（1081页）。四类图像共有32例，其中左手持械者6例，约占19%。  我们还对王心怡先生《商周图像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的正面立人一手持戈、一手持盾的图像进行了统计。总计26例，其中左手持戈者5例，约占19%（115-6页）。  “右撇子”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主流 通过图像观察和数量统计，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右手持械还是左手持械对图像文字本身的意义无差别。 第二，右手持械者远多于左手持械者。关于“左撇子”在整个人群中所占比例，网文中都很多统计数据。归纳起来，大约有三种，一是约5%，二是约10%，三是约20%。可惜见到的统计数据没有一个提供原始出处，也没有说明是对哪些人群进行的统计。 第三，图像文字中左撇子所占比例，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左撇子所占的比例。我们所做的两个统计与上文所引的20%比较接近。至少，左撇子仅占少数的情况，应与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相合。除了极个别的家族，例如上面提到的科尔家族之外，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社会的左撇子居多数。 第四，图像中左、右撇子的选择值得思考。族徽是家族的形象代言，其在青铜器上的制作应是比较严肃的。决定族徽图样者不外乎定作者和制作者，而这两种人中还有可能细分为决策者和执行者。照常理，如果不是科尔那样的左撇子家族，一般人只关心族徽是否正确。根据同一族徽中兼有左撇子和右撇子的情况分析，定作者似乎并不关心图中之人是否左撇子，因此四种族徽中左撇子、右撇子的选择应是匠师所为。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匠师对左撇子、右撇子的选择呢？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推理就是左撇子习惯于做一个左撇子，右撇子习惯于做一个右撇子。或许正因为如此，族徽图像文字中左撇子的比例才会与社会中左撇子的比例接近。 在以“右撇子”为主导的世界中，很多器物、枪械的制作仅仅考虑到“右撇子”们的使用习惯，从而使左撇子们遭遇到各种不便。左撇子们往往要多花很多的气力去练习，才能用右手进行操作。在考古材料中，有的器物明显是按照右手操作的习惯设计的。爵是考古家们最熟悉的器物之一，其制作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以二里头遗址1975年发现的1件铜爵为例。其流、把、尾的相对位置，显然是按照右手操作进行设计的。经初步查考，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陶爵中，尚未见到可以用左手操作者。不难想象，二里头遗址的左撇子们，只能悲剧地用右手十分不自然地执爵。  图9/10 自古至今军队中的“左撇子”都是比较痛苦的，都是被强制改造的对象。最近在网络新闻中看到军队中开始装备适合左撇子的枪械。举世闻名的秦始皇兵马俑里面也有左撇子。考古家曾经发现了几件左手姿势怪异的兵俑，右臂前曲折肘，右手拇指与四指呈空心环状，做持长兵器状，左臂则下垂，左手大拇指与四指空握，手臂用力向外侧扭转，拳心向上。对于这种怪异的姿势。刘占成先生认为这是“左撇子”的体现，这说明秦俑里也有左撇子。只是刘说仍有未尽之处。这些左手怪异的兵俑的总体姿势也是右手在前、左手在后，与“右撇子”相同。其怪异的左手实际上只是象征性或习惯性的用了左手在前的姿势。这应是军队中被强制改造过了的左撇子。  总而言之，人类文化遗存中有不少可供辨识左撇子与“右撇子”的材料，不过相关的研究仍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还有很多现象尚待研究。只要我们将左撇子与“右撇子”放在心上，就不难把有关的信息从遗迹、遗物中提取出来，从而更好地理解古代的左、右之别，尤其是礼仪中左右的意义。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平台“考古河山”，经授权转载，原标题为《“左撇子”的考古学观察》，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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