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确认识和宣传医疗选择的重要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调研时说，如果一定要以现代科学的标准去衡量中医，那会严重阻碍中医的发展。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就是中医药与现代医学的体系是不同的，没有必要放在一起比较，中医药要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在针对某些疾病上，中医比西医治疗效果更好。 中医的发展需要有中医文化的积淀，中医药大学要培养具有中医文化、中医思维方式的医学人才。在大数据时代，通过数据的大量积累，包括家庭数据、心理数据、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数据可以在新的层面上证明中医的有效性，不需要做任何解释，因为人类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韩启德：以现代科学标准衡量中医会严重阻碍其发展《中国中医药报》2014年8月8日 星期五 第一版） 现代医疗在不断妖魔化的同时，医疗行为无时不刻在毁坏我们的社会基础——家庭。我的《医学理念》是：“医疗可以救人性命，也可以谋财害命。”由于集体医疗的个人责任消失，一些医生为了回扣，开大方，蒙病人乱用药，乱做手术，乱装支架者比比皆是，这既是大医院的“优势”，也就会制造大医院迷信，给有钱有权的患者带来危险。无怪乎社会传言“有钱有权的死得快”。社会上的这种传言，确有一定的依据。 现代集体医疗被神化的现在，没人知道医疗的选择重要了。没有人知道有时候是一次生死选择，极其重要。现在宣传普及医保，意思是看病只要有报销就好。殊不知，有报销就是有钱治病，这可靠吗？找错医疗方法反致送命者很多，而没钱报销不去治疗却保全了性命者不少。谁能知道宣传医保而不讲究医疗选择的做法，其目的不是为了病人，而是为了医院的生意——良心大大地坏了！一些人贪图报销被送掉性命，就是因为不知道医疗选择的危险性。 到医院里看病才有报销，但很多病，例如癌症、白血病等，医院里不仅没有疗效，而且还越治越坏。很多医生用语言诱导病人买进口的、不能报销的化疗药，只有这样，他们就能拿到更可观的回扣。而疗效恰恰相反，用了这些高级进口药的患者，比用普通药的患者死得更惨。美国的经验是不治疗者活5年，而去治疗的则只能活1年，这不说明了问题吗？ 医学作为一个学科，是通过医疗实践而成长起来的。也就是说，医疗是医学的实践行为，这一实践行为的好坏，决定了医学的好坏。现在，现代医疗作为这个时代的主流，这一百年来，全凭假说拿老百姓的生命与健康做实验，它所产生的问题，我们应该好好研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医学博士约翰·马森·古德说：“医学所杀死的人，要比战争、饥饿和瘟疫加起来更多。”“人类最显著的特点（可能也是最危险的特点），似乎不是自己的智慧，而是不愿承认自己的无知。不仅不愿承认自己无知，而且轻易为某种假说举杯庆贺，经常在缺乏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就相信其正确性（例如使用骨髓移植、干细胞移植治白血病的试验，至今为止，没一个治好的，却为什么有人愿意倾家荡产去治疗？），因而‘神话’便产生了。”（见《现代医疗批判》第56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6月）。西方很多人冤死于医疗，是因为他们心目中只有现代医疗，根本无法使他有正确的选择。而我国有中医，还有无数的自然疗法，我们选择的迂回余地很大，为什么也被迫走上这条“唯一”的道？是因为中医被“专政”了。 现代主流医疗出了大问题，此问题就是西方医疗实践的方法、方式。这种方法、方式包含它的医院式的集体医疗体制。这种体制实质是把医生的个人责任取代了。这种取代方法的巧妙就在于行医医疗是医生与病人之间发生的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病人把生命与健康交给了医生处理，医生通过医疗来维护病人的生命健康。也就是说，医生承担的医疗工作，面对病人的生死和健康。做得好，病人生命与健康得到了维护；做不好，病人的生命与健康受到了损害。医生个人接受病人个人的托付，与医院法人无关。但现在医院体制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病人与医院的关系，使病人遭到侵害无处诉求，医患矛盾才不断升级，白热化，导致医生被杀事件出现。 这个问题，现代医疗的代理人采用了“对抗疗法”：医院建警卫室，以暴制暴。这种做法，只能使矛盾激化。当医政部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有没有想一想，美国、英国等其他国家的医院里，有否建警卫室的？这种西方文化与中国的集权制文化的混合，生产出来的我国现代医疗体制，才是一个真正的，在潘多拉盒子里被放出来的妖魔。我认为，我们实际应该做的可分为：短期：规范医院、医生的医疗行为；长期：应建立生命医学社会学来解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