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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像故事 | 他们,影响的不止一个时代

 方远图书馆 2016-07-28

  受欢迎的书分两种,一种是畅销书,像一阵风吹过,过了就过了,还有另外一种“常销书”,这一种弥足珍贵,是人们精神世界的背景音乐,有时候你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细琢磨却滋味无穷,”国学“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一种存在,是所有学科里的“常销书”。

  “国学”不仅现在热,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便涌现了“国学研究热”,那是一个文化大哲们此起彼伏的年代,是一个令人无限向往的年代。走近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蜡像艺术展”,走近那个时代,今天来聊聊清华、聊聊“四大导师”。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说到“清华四大导师”就绕不过“清华国学研究院”与清华大学的历史。清华大学是上世纪初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于清华园创办的“游美学务处”,后改称“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清华学校”,隶属北京政府外交部管理,此后每年逐批派遣毕业生赴美留学。1925年增设大学部、国学研究院,始向完全之综合性大学过渡。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清华学堂在创立之初,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在校以学习英文与欧美文化知识为主,因此屡被社会指责为“洋奴学校”,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梁启超就曾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胡适等人发起了“整理国故”运动,1922年秋,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也分别于1923年、1926年设立研究国学的机构。为扩大运动的影响及壮大实力,时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之委员的胡适,不失时机地向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建言,“中国办大学,国学是主要的”,“办研究院首先应办好国学门”,希望清华亦设同样的研究机构,并拟代为推荐教员。受种种因素影响,曹云祥校长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建研究院,“以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解决“如何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科学观念来整理国家固有的文化”这一教育的当务之急。限于当时的财力、人力及研究方向,最终决定先设“国学门”一科,此即后来被社会广泛称道的国学研究院。


  王国维

  “国学研究院”咋办?

  为继承中国古代书院的传统,曹云祥校长吸收英国牛津等世界著名大学实行导师制的经验,对国内外学人进行广泛物色和严格选拔,并于1925年2月,专门成立了“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吴宓任筹备处主任。吴宓一就任,就拟订出《研究院章程》,阐释了研究院的宗旨、科目及办院目的:

  一、宗旨 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二、科目 本院拟按照经费及需要情形,逐渐添设各种科目。开办之第 一年(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专在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

  吴宓在国学研究院开学日的演说词中,还进一步强调了研究院之地位:(一)非清华大学之毕业院(大学院),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二)非为某一校造就师资,乃为中国养成通才硕学。”

  上述可见,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学术建制及治学精神等方面,都表露出其鲜明的特性,这也正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真实魅力之所在及其培养人才之多、影响之远的原因所在。

  延聘名师

  根据此办院宗旨与目的,吴宓广延人才,对教授、讲师的资格认定务求国内硕学重望,而并不看重文凭。清华国院导师必须具备以下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与学生以个人接触、亲近讲习之机会,期于短时间内获益至多。”据此,聘请学界泰斗王国维、梁启超与刚从美国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以及尚在德国学习的陈寅恪为教授,这四人便是为人津津乐道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梁启超

  “四大导师”为何没有李济

  其实,当时还聘请了考古学家李济为讲师,但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李济的学问不足以胜任教授,而是由于李济当时正和美国费利尔艺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事宜,在时间分配上,考古发掘占相当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300元,清华每月发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王、梁、陈、赵“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因清华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给个特别讲师的称号。


  清华国学研究院部分师生合影(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其时,陈寅恪尚未到校。)

  最后一个赴任的陈寅恪

  当时的校长曹云祥还提请胡适为导师,但胡适表示自己不够格:“非第一流的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梁启超)、王静安(王国维)、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三人里,除章太炎未肯受聘,梁启超、王国维先后于1925年迁入清华园。

  陈寅恪是“四大导师”中最后一个赴任的。他“奔走东西洋数万里”,却未猎取任何学位。在他看来,虔心为学者无须博士头衔装点门面,为猎取学位者而“学”则有做幌取巧之嫌。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学界的威望,因此他尚未回国便破格受聘为研究院导师。


  陈寅恪

  这从梁启超和吴宓分别向曹云祥力荐陈寅恪的故事可知一二:

  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曹云祥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启超应:“也没有什么著作。”

  曹云祥摇了摇头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一听这话,顿呈不悦之色,他情动于衷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向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加上吴宓详细向曹云祥介绍陈寅恪其人其学,以及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的一致性推重,曹听罢,没再表示异议,“最终破格”同意聘请。

  清华国学研究院由于其周详细密的学术建制、治学精神,最重要的是集聚了“古今贯通、中西融汇”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等一批著名学者,虽然仅存在了短短四年(1925—1929),却培育了一大批专事文史研究的学术后劲,其中几十位在中国现代人文学界中成为独开风气的学者兼思想者,成才之多,影响之远,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学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创造的辉煌与影响奠定了清华初期的学术声誉,以“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开创了清华大学早期人文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对后来清华各个学科的发展都有示范的意义,也构成了清华人文学科上世纪30至40年代卓越发展的先导。正如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赵元任的92字短文


  赵元任

  《施氏食狮史》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

  十时,适十狮适市。

  是时,适施氏适市。

  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

  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

  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

  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

  食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石狮尸。

  试释是事。

  陈寅恪的“四不讲”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梁启超、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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