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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商时期，由于祖先神地位的上升和“帝祖合一”观念的出现，作为天神的“帝”逐渐消失，“帝”成为先王的祭称。由此，周祭产生并发展起来。周祭促进了现实中王权的发展，人的主体意识和政治理性也获得进步。这种人神关系的新发展，乃是晚商时期深刻而影响深远的变化。
帝祖崇拜逐渐合一
在晚商甲骨卜辞研究中，对“帝”的研究历来侧重于其性质和权能。“帝”的性质比较复杂，或被认为是至上神，是全能的上帝，或仅仅被视为天神。“帝”的权能极大，其管辖事项包括自然现象、年成、战争、建邑、佐王与否等。
在《甲骨文合集》卜辞中，有关“帝”的卜辞共454条，集中于卜辞早期时段。虽然商末也有“帝”类卜辞，但此时的“帝”已是祭祀先王时的尊称，而并非对至上神或天神的尊称。与后期“帝”卜辞锐减相左，晚商有关宗庙建筑的“宗”类卜辞却在日渐增加。宗庙作为祖先崇拜的物化形式，商末一直呈现渐增趋势。朱凤瀚认为，商代晚期，先王、先妣宗庙的设置有四个原则：一是直系先王可有自己单独受祭的宗庙；二是直系先王的单独宗庙可世代保存，未有毁庙之制；三是为近世直系先王增设祭所；四是只有部分近亲的先王配偶可以有自己单独的宗庙或其他祭所。
结合对祖先神的称“帝”现象可以看出，晚商时期，祖先神的神职在扩大，并日益兼具“帝”的职能。在早期卜辞中，“帝”曾掌管风雨、年成、城邑、战争及王的福祸等，“帝”的权能具体而明确。然而，到商朝末期，这种因事而举的贞问或祈请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宗”类卜辞的增加以及周祭祭祀的发展和完善，祖先神逐渐成为晚商社会的最高神，由此出现了帝祖崇拜合一的趋势。
在对天神“帝”祭祀淡化的同时，部分直系先王却被冠以“帝”的尊称。在早期卜辞研究中，曾有学者认为，既然天神称“帝”，人王也可以称“帝”。然而，目前研究表明，晚商卜辞中并不存在人王称“帝”的现象。无论生前或死后，商王都不加称有帝王意义的“帝”，“王帝”这一称谓在卜辞和金文中是不存在的。在卜辞中，人王之前所见的“帝”，均是对先王的祭称。在晚商卜辞中，这种对先王称“帝”的观念始于祖庚、祖甲时代，此时也正是周祭开始发展之际。周祭与先王称“帝”的同步产生与发展似乎在告诉我们，晚商时期，祖先神的权能逐渐扩大，宗教观念出现“帝祖合一”现象。
出于现实需要和宗教传统，把对“帝”的尊崇和祭拜逐渐迁移到对人主祖先神身上，这种现象在宗教生活中并不陌生，更非绝无仅有。卜辞中没有祭祀“天”的，商人也没有尊“天”的习惯，卜辞中所见的“天”多为“大”之意。周代方有敬“天”观念，周人立国之后，逐步利用殷人的“帝”观念而传播自己的“天”观念并扩大其影响。周人宣扬其先祖可以“克配上帝”，同时又说其祖先后稷“克配彼天”或“配天”。其实，周人畏惧的不是“上帝”，而是“天威”或“天命”。这一点在古籍和铜器铭文中都有明确反映，如《班簋》中有“ （仰）天畏（威），否（畀）屯陟”，《大盂鼎》铭文中也有“盂，不显玟王受天有大令……享奔走，畏天畏”之句。在当时“上帝”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周人正是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慢慢地模糊“帝”与“天”的界限，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提及“上帝”者计21处，其意皆为“上天”或“天”。《召诰》篇中的“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更把“皇天上帝”并称，于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帝”、“天”之别日渐消匿于无形，而周人的“天”就这样逐步取代了殷人的“帝”。
朱凤瀚认为，虽然商人的“上帝”在商代神灵系统中有崇高地位，但并未与祖先神、自然神形成明确的上下统属关系，既非至上神也非商民族的保护神。这一神灵是商人在思索与追溯统一世界的根本力量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神，是不成熟的产物。卜辞中“帝”类卜辞的时代分布，也说明了“帝”这一神灵只是商族早期信仰中创造的功能性天神，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人世界观的变化，这种变化莫测、令人难以捉摸的天神“帝”最终为商人所遗弃，在神灵的整合中，先祖被赋予“帝”的荣耀和厚望。商周更迭之际，周人对殷人宗教加以改造，剥夺了殷先王称“帝”的传统。直至《诗经》中，才出现用“上帝”指代人王的现象，这种称谓又为战国神话历史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人王称帝”现象埋下了伏笔。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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