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提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提到宋代文化，尤其是文学，许多人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是宋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一种重要形式，词早在唐代便伴随着燕乐的盛行而产生了。因其合乐演唱的性质，最初被称为曲子词，又称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这种文体的显著特点是每首作品都有一个调名，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牌”，比如《念奴娇》《浣溪沙》《水调歌头》等。词牌决定了一首词作的音乐特征与基本格式。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有一段关于“一代文学”的著名论述，其中，词被视为宋代文学的代表。的确，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宋词仿佛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以其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见证着中国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繁荣。 作为赵宋之一代文学，词的繁荣昌盛与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都东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丽丽指出，词这种文体早在中唐时期便开始流传，敦煌藏经洞保存下来的文献中就有不少曲子词。到了晚唐五代，经过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等人的大力创作，词体逐渐成熟起来。人们之所以提到词便和宋代联系起来，主要是因为这种文体在宋代达到了鼎盛。无论是从作家的角度，还是从作品主题、艺术风格等角度看，宋词都极为引人注目，以至于后代词人无不笼罩在它的光芒之下。可能有人会产生追问：从唐代一直到明清，直至当下，词的创作并没间断，为什么在宋代达到了顶峰？究其原因，除了文体自身发展规律、统治阶级倡导、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外，以东京汴梁为代表的宋代都市格局的发展演变以及都市娱乐经济的高度发达，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宋词这种文体，从本源上说属于音乐娱乐文学，与当今的流行歌曲比较类似，通常是人们在宴饮聚会、娱乐休闲时用于娱宾遣兴的工具，因此词的创作与传播，与娱乐业，尤其是都市娱乐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宋代自公元960年建立后，逐渐结束了自唐代“安史之乱”200年来的混乱局势，农业生产不断增长，工商业相应得到了发展，城市经济日趋繁荣。国都东京汴梁人口超过百万，成为当时国际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中国词学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克强曾专门探讨宋词的繁荣与都市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孙克强明确指出，词作为配合乐曲演唱的文学形式，与单纯的书面文本不同，词体在成熟之后相当一段时期主要靠歌妓的演唱实现传播，词体的兴盛与否，不仅在于填写歌词的作者，更依赖演唱歌曲的歌妓，也就是说，歌妓的生存状态以及她们演出的条件和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词体兴盛的基础。词体在经历了晚唐五代的成熟发展后，在宋初反而相对比较沉寂，直至建国70年之后才走向繁盛，这一轨迹，与宋代城市的格局功能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换言之，北宋城市格局功能的新变为歌妓的生存状态、演出条件带来了极好的发展空间，进而为词体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成为词体创作、传播繁盛的重要原因。 从中国古代城市演变史来看，宋代以前，不论大都市还是州县城镇，基本上皆实行坊市制度，即严格地将“坊”和“市”分离开来的制度。坊市制度的废弛不仅开拓了商业活动的空间，还增加了商业经营和消费娱乐的时间。随着宋代东京坊市制的逐步废弛，坊墙纷纷破拆，坊门成了虚设，宵禁无法执行，逐利的商人将经营时间扩展到夜晚，夜市应运而生。正如《东京梦华录》中描述：“灯宵月夕，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天街，宝马争驰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宇之异味，悉在庖厨。” 作为一国之都，东京自然是宋代精英人物的汇聚之地。无论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还是经历科举后跻身上层社会的官员，无不与这座都市发生着各种联系：或是被其繁华富庶所吸引，或是得到了富贵与显达，或是体验了考场或官场的失意，或是经历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感情故事……文人士大夫们通常会把自己丰富的人生体验用各种文体形式表达出来，因此，词这种文体与东京这座都市，便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柳永是词史上第一位大力作词的文人，在宋代词坛的地位十分重要，时人流传一句话：“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也就是说凡是有人烟的地方，都在传唱柳永的词。这位福建武夷山下的才子，在20岁左右，一路北行来到东京，渴望通过科举实现人生理想，然而却屡屡不得志，直到仁宗景年间年逾50方才及第。柳永人生最重要的时光大多都定格在开封，在这30年的漫长岁月中，他“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可以说柳永的一生，无论悲欢离合、荣辱得失，都与这座城市有着密切关系。其词流传至今212首，其中近2/3便产生于开封。在柳永笔下，这座代表着北宋气象的都市曾多次被歌颂、被吟咏。比如： 玉金阶舞舜干。朝野多欢。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凤楼临绮陌，嘉气非烟。雅俗熙熙物态妍。忍负芳年。笑筵歌席连昏昼，任旗亭、斗酒十千。赏心何处好，唯有尊前。 这首《看花回》，为我们展现了当时北宋首都东京的繁华富庶，以及流光溢彩、欢歌笑语的情景。孙克强认为，这首词作在艺术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高妙的地方，然而却是一首具有特别意义的作品，因为它描写了北宋国都的风貌，展现了城市发展的新时代，同时也昭示了中国传统韵文——词在宋初渐趋繁盛的原因。 北宋时期的开封，是一座发展迅猛、日新月异的城市，是一个繁荣的大都会。在这里，柳永尽情展示着自己的艺术才华，赢得无数喝彩乃至追捧，也因为离经叛道而经历坎坷。在一千年之前的开封街头，一位才子词人，用他敏锐的触角，感受着城市变化发展的新气息，写下了这首《看花回》。也许这首词只是抒发他一时的愉悦之情，然而却不经意间为后世记载了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新变。 除了《看花回》外，柳永笔下多次出现对宋都的描绘，无论是《玉楼春·皇都今夕知何夕》《长相思·画鼓喧街》中对上元佳节的记录，还是《破阵乐·露花倒影》中对金明池竞标的铺陈以及《长寿乐·繁红嫩翠》等众多艳情词中对勾栏瓦肆、歌楼妓馆生活的刻画，无不给我们展现出北宋东京歌舞升平的盛世风貌，其中尤以《破阵乐·露华倒影》最为典型。北宋的金明池，又称西池或天池，在东京顺天门外道北，与琼林苑南北相对，为东京四大园林之一。每年三月初一至四月初八，金明池举行水戏表演和龙舟争标，是都城最热闹的盛事之一。柳词中的“灵沼”“金柳”“龙舟”“虹桥”、“雁齿”“水殿”“曼衍鱼龙戏”“凤辈辰游”“开镐宴”“竞夺锦标”等，皆为写实之笔，在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以及当时的官私文献中亦可得到印证。 除柳永外，北宋的著名词人几乎都与开封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周邦彦是宋代词坛上的又一位大腕儿，被称为北宋词的集大成者。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这位23岁的后生辞别家乡临安，以布衣西上，游京师，入太学，有隽声。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七月，在太学读书的周邦彦“献《汴都赋》万余言，神宗异之，命侍臣读于迩英阁，自太学诸生一命为正。居五岁，益尽力于辞章”。太学时期的周邦彦，疏隽少检，浪漫不羁，以至于后世文人附会演绎出他与李师师的浪漫故事。这一时期寓居东京的周邦彦，一方面沉溺于歌楼楚馆，留下了《少年游·并刀如水》《一落索·眉共春山争秀》《虞关人·金闺平咕春云暖》等言情之作；另外也写下《浣溪沙·楼上晴天碧四垂》《一落索·杜宇思归声苦》等羁旅行役之词，真实记录了自己久客京华、仕途偃蹇的生活和情绪。到了徽宗年间，这位爱好文艺的皇帝对曲子词极感兴趣，特地设置了大晟乐府，周邦彦曾被招致其中短暂任职，屡屡被后代词论家们所言及。 谈到宋代词史，女词人李清照是不能回避的一位。这位才情、胸襟不让须眉的词坛女杰，虽然祖籍济南，但却与东京开封有着深厚情缘。李清照的童年和少女时期是在开封度过的，与赵明诚结婚后，也有6年的时光生活在开封。易安词现存40余首，分为南渡前和南渡后。早期的词作不少带有帝都色彩，比如《怨王孙·帝里春晚》，开篇就清楚地表明是京城开封。这首词是李清照新婚后不久所作，写女主人公暮春黄昏在汴京一处深院楼上怀远，寒食节夜晚离愁难遣之情，愁浓语淡，言有尽而意无穷。南渡后，晚景凄凉的李清照更是时常追忆东京的欢乐时光，其后期代表词作《永遇乐·落日熔金》中，这种眷恋情感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首词上阕写临安城里盛极一时的元宵景色，自己却无心去观赏；下阕笔锋一转，回忆当年东京元宵盛况，历历如在眼前。往日的故都盛景与今日的憔悴哀伤形成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 随着李清照为代表的南渡词人的谢世，词坛进入到了南宋中兴阶段。北宋都城东京已经不再是词人们步履所至之地，而成为他们心中的一个眷恋，一个追忆。然而，北宋时期随着都市娱乐文化而兴盛起来的曲子词，却依然绽放着无比绚烂的光彩。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