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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就是这样的另类和异端。周作人在一篇叫《道义之事功化》的文章里，把汉朝“疾虚妄”的王充、明朝李贽卓吾先生和清朝的俞正燮称为三个革命思想家。他说：“上下千八百年，总算出了三位大人物，我们中国亦足以自豪了。”夸张点说，这三位都算是几千年历史上罕见的自由思想家。 李贽是明末著名的思想家。在历史上，他被称为“古今第一思想犯”。李贽的思想，在今天看来未必都有道理，有些言论甚至也很“邪门”，但他独立思想，敢言心声，即便在比较开化的明季，也显得与众不同，让人大跌眼镜。关于他的言行事状，也许时人疏奏弹劾他的材料最能反映他的一生： “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剌谬不经，不可不毁。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而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亲手而不之恤。”（转引自《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 这是隐居在湖北麻城的李贽被当地士绅撵出，落难在通州时，一个官吏给皇帝上的奏折。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抄录这段文字，是因为这段文字的信息量极大。它基本上反映了李贽的主要思想、观点、著述、行为以及影响，也生动地反映出当权者的惊惧和嫉恨。除了个别地方如勾人妻女、携妓同浴等属于无稽的诬陷之词，绝大部分还是真实的。 李贽的代表做叫《焚书》，观其名，即知其实。这本书屡遭禁毁，乃历史上有名的禁书。对这些书的命运，李贽心知肚明，不用别人赘言，自己先给个“该焚”的定位。他叙说《焚书》取名的原因： “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焚书自书i自序》） 李贽生于福建泉州，其先祖曾从事商业和航海，祖父和父亲是回教徒，这样的家庭或对他拥有一个开放的文化心态相关。26岁时李贽中举。在那个把场屋博名作为无上荣耀的时代，李贽却声称自己读书应举是为“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并颇有几分玩世不恭的意思。为糊口而应举，这在正统文人看来是非常轻薄的，可李贽却不在乎。认真想一想，考科举岂不就是为了功名利禄？那些登上大位者，羞于承认这个动机，似乎他们生下来就是修齐治平的。好一个李贽，这让达官显贵们脸面当在哪里？ 李贽分别在河南、北京、南京、云南等地做过官，但因思想不能合群，兼以不能容忍同朝官吏的腐化和无能，所以对仕途很不为意。1580年，李贽干脆辞官，后又将妻女送回福建老家，自己独自移居湖北麻城芝佛院，一住就是二十年。这一举动真让人大跌眼镜。以往的士大夫辞官，或者归隐山林远离红尘，或者韬光养晦以图东山再起，最不济也开馆收徒，或悬壶济世。这下倒好，干脆做了和尚，这实在是不成体统。 但李贽做和尚，也不正儿八经的，他住僧院，谈佛经，却供奉孔子；他剃发为僧，自称和尚，但却留胡须，酒肉照旧享用。他的行为如此古怪，又让另一拨人难过。他却辩护说： “其所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绝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 他以剃发明志，以剃发表示一种不合流俗的姿态。李贽在麻城讲学期间，从者动辄成百上千，甚至女流之辈也冲破世俗偏见追随他。李贽主张男女平等，他自己就无视“男女之大防”，跟寡妇论道，成为一时的轰动新闻。他说： “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i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这其实就是说，头发有长短，见识无男女。 李贽“不畏死”“不怕人”“不靠势”“不信道，不信仙、释”，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反抗习以为常的礼教和习俗，其思想即使在今天仍然还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他蔑视古代“仕农工商”的等级划分，公开为商人辩护。他不无愤慨地写到： “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结交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 针对“存天理，灭人欲”，李贽公然为人的自然欲望正名，他说：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天伦无矣。”（《焚书·答邓石阳》） 针对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李贽坦然地说： “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财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 李贽痛斥道貌岸然者“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彻底撕破了权贵们刻意装扮的面纱，还他们以凡夫俗子的真面目。他讽刺说： “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饿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其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之矣。” 针对理学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压制个人情感和思想，李贽痛斥到：“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他嘲弄所谓的圣人经典：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奖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熟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 对照当今某些将孔圣人当做“救世仙丹”的所谓大师，李贽的话是不是更有道理呢？ 针对明代文坛“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倾向，李贽不遗余力地赞赏《水浒》和《西厢记》，认为这些作品高于“六经”和孔、孟，因为这些作品全是“出于童心”。 “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李贽评品作品，秉持“童心说“。他写到：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 李贽几乎把人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彻底翻了个过儿。与此同时，他也就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发表了振聋发聩的言论。略举两例。 安史之乱时，名将张巡守城，城中食尽，张巡出爱妾说：“驻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妾以犒劳士兵。后来，围困日久，马匹杀尽，就杀老弱病残作为食物，共计杀了三万多人。张巡一向被作为忠义之名将为人们传诵，他的杀人守城之举也向为人们津津乐道。而在李贽看来，张巡的行为很“丑”“可厌”“真不成话”，认为与其如此守城，还不如投降以保全百姓。的确，守城的目的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为了一座空城？老百姓都被守城的士兵吃了，那你还守城干什么呢？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家喻户晓，多数人对此持指责态度，可李贽却为他们辩护。他说：“（与其）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决择，忍小耻而就大计。〈易〉不云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云从龙，风从虎？归凤求凰，安可诬也。”（《焚书·司马相如》）这些鼓吹个人幸福而不顾“廉耻”的话，在当时，是如何激起社会的波澜，我们是不难想象的。 李贽这样特立独行的思想家，很难被当世的人们容忍。他遭到了卫道者们的围攻，他们组织起来向他发起集体攻势。但是，李贽对自己充满信心。他说： “自量心上无邪，形上无垢，影上无尘，古称‘不愧’‘不怍’，我实当之。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日与世交战而不败者，正兵在我故也。正兵法度森严无隙可乘，谁敢邀堂堂而击正正，以取灭亡之祸欤！” 最后，他终于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锦衣卫捉拿。在他76岁那年，李贽趁看守离开的间隙，用剃刀自刎，一时不能断气，两天后才彻底解脱。一个思想家就这样结束了生命。——这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在专制时代的必然命运。他有诗这样写到：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不是好汉》）
节选自余党绪《人文探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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