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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北宋谏官的一次集体大行动 北宋的谏官，天不怕，地不怕，敢于据理力争，抗颜进谏，被称为“殿上虎”，连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往往会畏惧几分，奈何不得。北宋王朝一百六十七年，这样的事例有很多。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被后世所传颂的包拯。 包拯,字希仁,庐州人(今安徽合肥),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九九九年),卒于宋仁宗嘉祜七年(公元一O六二年),享年六十四岁,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 包拯为后世所歌颂和怀念，不仅是由于他当时为百姓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强大人格力量。他敬佩和效法唐朝的魏征，自称：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冤仇。他多次批评仁宗朝令夕改、失信于民的行为，并谏请仁宗广开言路，听取逆耳之言。。对违纪违法官吏的弹劾，更是不避显官贵族。史载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其者皆惮之”。 包拯任监察御史，从庆历三年末至庆历六年六月，共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他尽职尽责，论列时政，弹劾赃官酷吏，激切忠直，震动朝野。这是包拯精神在朝庭开始大发扬的时期，使他威名暴响全国。那磨，他这个监察官究竟做了哪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呢？除了解救陈州灾民和出使契丹为国争光之外，主要就是弹劾贪官赃吏，肃政纲纪。 包拯担任谏官，弹劾“国丈”张尧佐便是包拯谏官生涯的高潮了。 张尧佐，字希元，河南永安人。中举后，任过宪州、筠州（今江西高安）推官，汜水县（今河南汜水镇）、犀浦县（属今四川）知县，开州（今四川开县）知州。后来回到京城，判登闻鼓院。 张尧佐仪仗的是他的一个侄女。张尧佐的弟弟张尧封，在中举后，授石州（今山西离石）推官之职，但还未赴官，就在京师病死。张尧封一共留下三个女儿，他的妻子想带三个女儿，到在四川做官的伯父张尧佐那里投靠，但张尧佐一路途遥远，不肯收留。张尧封妻子的母家钱氏，是当时的大贵族，同真宗的章献明肃刘皇后有姻亲关系。张尧封的妻子同三个女儿孤苦无依，后来就想办法把三个女儿送入宫中，其中第二个女儿，在保庆宫侍侯章惠太后，逐渐长大后，人既漂亮又聪明伶俐，很得仁宗的宠爱。她在康定元年当上了才人，在下一年庆历元年当上了修媛。但在那年张修媛得了一场病，她向仁宗来一番花言巧语说什么我资薄宠厚承受不了这份福气，所以招了灾闹了这场大病。我愿意自动贬秩再降为才人。仁宗当然依从。其实这是欲进先退的手法，主要是向仁宗讨好，进入中年以后，仁宗最宠爱的女人是张才人。张才人后来进封贵妃，虽然她在死后才被追册为皇后，但其生前的威势，并不亚于正宫娘娘曹皇后。 而做为张贵妃伯父的张尧佐实际上也是仁宗皇帝的伯父了，有了这样的裙带关系做了这样阔气的皇亲国戚张尧佐自然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张尧佐判登闻鼓院后，在庆历四年当上了开封府推官。当时的谏官余靖，看出了无原则任用外戚的苗头，对仁宗上奏说：“张尧佐是修媛的伯父，他的进步不应该太快。前些年郭皇后被废之祸，起因于杨美人和尚美人，不可不借鉴。”仁宗回答的冠冕堂皇，他说：“我那里以后宫后妃的关系用人，也是因为有臣僚们的推荐。所以加以任用。如果舆论认为并不合适，当然可以考虑让他到外地担任州郡长官。”仁宗尽管这样说，然而有张贵妃的缘故，并不这样做。张尧佐还是留在京师，而且官职一步比一步升高。没有多少时候他当上了三司户部判官，马上又当上了户部副使。后来又晋升为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刚加上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又晋升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正式担任三司使。 包拯认识到三司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机构，关系到全国财政经济大权，而张尧佐并不胜任，一定会贻误大事。更重要的，通过张尧佐，反映出了张贵妃擅权、外戚重用的倾向，这是政治上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 包拯与陈旭、吴奎联合一起弹劾张尧佐，他们上奏说：“三司使张尧佐，是个凡庸之人，只是由于得宠，骤然升到显要职位上来。自从他被任用以来受到普遍的讽刺，你皇帝陛下为何庇护这样一个张尧佐，从上来说，违背天意，从下来说，酝酿成这样一个危机，我们实在替你陛下痛心。”包拯还从摆脱国家财政困难，三司主持人这一角度来弹劾张尧佐，他专门奏上一个《请选内外计臣》疏，指出：最近全国财政用度，从公私两方面说都很紧张困难。对于主管财经的官员，近则三司使，外则转运使，希望能够精加选择拔用，委任有才能得人，以免将来败事。 过了月余，张尧佐不但没有贬低，反而提升为比三司使还要高的宣徽南院使，并同时兼任另外三项重要任务，这次弹劾的结果，张尧佐的势力更大了。仁宗的这一举动，无异是最大的一次挑战，矛头是对着以包拯为首的谏官。皇帝的任命一出，群臣议论纷纷。当然，以包拯为首的谏官们，也不会就此缄言。包拯在3天内又上了第二个奏章：“陛下继位三十年来还没有失德的行为。而最近五六年间，屡次三番提拔张尧佐群臣议论纷纷。但愿其过失不在陛下，在于你身边的后妃之辈、宦官以及执政大臣。更尖锐地指出张尧佐是窃踞高位，不知羞愧，是盛世的渣滓，白昼的魔鬼！其用词已经达到异常的尖锐。” 包拯的这个奏疏具有一定的策略性。他不归罪于仁宗，而归罪于张贵妃和执政大臣，这在一定程度上揭出问题的所在。 过了几天，未见动静，包公又趁热打铁，发动第三次弹劾，指出张尧佐一日而授四使，比之过去，史无前例，访之今日，人心不安，这不仅破坏了章典，损害皇上的威信，也损害了国家社稷的利益，是万万使不得的。仁宗皇帝仍听不进这些意见。这时不仅唐介、张择行、吴奎群起参加弹劾，连平时很和气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挺身而出，批评张尧佐恩宠过甚，使忠臣齿冷，义士心寒；如不采纳，请罢御史中丞之职。台谏已经发展到大臣要掼乌纱帽了，仁宗仍然下不了决心。王举正不得已亮出最后一张王牌，要求廷辩。也就是与仁宗当面诤谏。在这次廷辩当中，包公作了长篇发言，措词激烈，情绪激动，唾沫溅到了仁宗的脸上。满朝文武大臣，大惊失色，仁宗处境尴尬，摆驾回宫。这就是北宋有名的御史台和谏院谏官的一次集体大行动。 这次廷辩震动了全体朝臣。聪明多智的张贵妃从中疏通，张尧佐自动请求辞退免去了一些职务。但是仁宗皇帝玩了一个缓兵之计，只过了几个月又把宣徽使的重任委给了张尧佐。包公又继续与吴奎联名上章，指出张尧佐贪欲过盛，不能逞其私欲，熏灼天下。4天不见回音，包公又连续上章，提醒仁宗，大恩不可频频给人，给多了就降低了君王的威信；群臣的舆论不能固执地违背，抵触过分了就会失去人心，造成动乱。 这样一再地劝谏，终于说动了仁宗，张尧佐不再升迁。张贵妃又病死，外戚擅权的危险局面才算暂时缓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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