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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战兴盛的时期中，战车数量的多少往往成为衡量国力的指标之一，如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等提法。西周、春秋时的许多战役都以车战为主，而且规模很大。前632年，晋、楚间的城濮之战，晋国出动战车七百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前607年，郑、宋间的大棘之战中，郑国一次就俘虏了宋国的战车“四百六十乘”（《左传·宣公二年》）。春秋晚期，各国军备激增，这时晋国的战车达四千乘，楚国战车的数量也与之不相上下。然而自战国以降，车战逐渐没落。汉代虽有“车骑将军”等名号，但在战争中，车辆多用于运输辎重或环卫营地。唐代发生安史之乱时，房琯曾循古制以战车御叛军，结果吃了大败仗，被舆论视为食古不化、不识时务。
声势浩大的车战为何竟走下了历史舞台？分析起来，原因大约有以下诸端。 首先，战车无论驾四匹或二匹马，都是一个庞然大物。虽然车体不算太笨重，但由于占的面积大，所以只在开阔地上才能纵横驰骋；水网、丘陵、林莽、沙漠地带均不利于车战。
早在西周时期，《不期簋铭》就说：“弗以我车函（陷）于艰。”即告诫车士要注意地形，不要陷于困境。《吴子·应变》说：“凡用车者，阴湿则停，阳燥则起。”前575年的鄢陵之战中，晋国的车队就“陷于淖”，几乎覆没。加以它们投入战斗时须编成作战队形，即所谓成列；如果不是在大平原上，就难以充分将队形展开。何况，单独一辆车固然可以快速奔跑，而成百辆车组成的车队再带上它们随车的徒兵，运动起来则比较拖沓。当时车队行军的标准速度是一天三十里。《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杜预注：“舍者，军行一日，止而舍息也。”并说：“一舍三十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杜注）。《孙子·军争》说：“三十里而争利。”《韩非子·说林》也说：“我行三十里击之。”春秋时1尺约合22厘米。1800尺为1里，约合396米。以现代用语表述，则车队一天才前进不到12公里。说明成队的战车不够灵活，这是它难以克服的弱点。 再者，车战的战斗方式也很特殊。古车一般只乘二人。乘三人的车不仅出现得相对晚些，而且三人中还有一人应是将领。即郑玄所说：“左、左人，谓御者。右、车右也。中军、为将也。”（《诗·清人》笺）杜预也说：“（将领）在中央当鼓，御者居左，勇力之士执戈在右”（《左传·成公三年》注）。但车上乘将领的机率毕竟相对要小，所以多数战车上只有左边的御者和右边的武士，这种安排既是传统也是常规。甲骨文中记载商王田猎时，多强调猎物在右方，如“射右豕”（《合集》28305,28366）、“射右鹿”（《合集》28327,28339；《屯南》495）、“射右麋”（《合集》28364,28365,28377；《屯南》641）、“射右兕”（《合集》28392）等例。因为二人乘一车，左边是御者，所以只能由居右的持武器者射击右侧出现的猎物。又甲文称：“癸未卜，王曰贞。右兕在行，其左射，及”（《合集》24391）。这里说的“左射”指左旋而射，与《诗·秦风·驷驖》“公曰左之，舍拔则获”的用意相同。进行车战时更是如此，双方的两辆车接近时，各自均应向左调转，称“左旋”，以利于双方右侧的武士交锋。也就是说，车战中有共同的规则，双方都必须遵循；否则乱打一气，势必成为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混战。《诗·郑风·清人》“左旋右抽”，即指这种战斗动作而言。但通行本中“右抽”的“抽”，实系误字。《说文·手部》“搯”下引三家诗作“左旋右搯”。搯训击刺，于义为胜。
世界各国均以步兵为最古老的兵种，然而在我国盛行车战的年代里，步兵却大都作为战车的隶属徒兵而存在。西周时，据《禹鼎铭》所记“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的比例推算，这次出动了一百辆战车，每辆车配备两名车士，十名徒兵。后来增加成“五伍共卫一车”的二十五人制。
春秋时，则如《左传·隐公元年》杜注所说，“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为七十二人制了。说明步兵的重要性在增加。但当时战车上的甲士最低也是“士”一级的贵族，而步兵却是庶民即“国人”。作战时“车驰卒奔”，即战车在前面冲锋陷阵，步兵在后面跑步紧跟。步兵不仅在编制上隶属战车，所执行的任务也是为战车服务。冲锋不必说，败退时也要首先保住战车。在晋、楚间的之战中，战败了的晋军“殿其卒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即让战车先撤，步兵在后面作掩护。我国南方多水网沼泽，故南方各国的战车不多。据《吕氏春秋》记载，在前505年的吴、楚之战中，吴国选“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又据《国语·吴语》，在前478年的笠泽之战中，“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这三千人和六千人都是步兵。吴国原来不会车战，直到前584年，晋国才派巫臣到吴国去，教会吴人射法、御法和车战阵法。在北方，戎、翟居山地，中原国家如果攻打他们，车战同样难以奏效。特别是当时的起义军，如所谓萑苻之泽的“群盗”等，都聚集在山林泽薮之中，也不是战车的用武之地。同时必须看到，如果战车陷于步兵的重围，还会丧失其机动性和冲击能力。在《左传》中，多次记下战车指挥官因感到步兵难以对付而发出的喟叹。隐公九年郑伯与戎人作战时曾说：“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昭公三年晋国的魏舒与狄人作战时也说“彼徒我车，所遇又阨”，故“毁车以为行”；干脆放弃车战，改用步战了。 骑兵则出现得比较晚。上古以马驾车，不单骑。《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古代史学家刘炫、王应麟都认为“此乘马之渐”。而骑兵成为单独的兵种，则始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史记·赵世家》记武灵王的话说：“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又说，寡人“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顾炎武认为：“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出土的竹简本《孙膑兵法》也说：“易（平地）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传世的《孙膑兵法》更对骑兵的优越性亟口称赞：“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赵国建立了骑兵部队后，军威大振，几年之内就灭了中山国，占领了林胡、楼烦的大片土地，成为北方强国。在步、骑兵的这些优势面前，战车不能不相形见绌。 还必须看到，虽然到了战国，时代潮流和战争性质已经产生变化。但在春秋时，西周那一套宗法制度、礼乐文明尚未全盘崩解，还讲究“尊王攘夷”、“取威定霸”，还有人将战争的目的定为“争义不争利”（《司马法·仁本》）。交战时还多少保持着“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也”的老规矩（《公羊传·桓公十年》何休注）。晋、楚间进行城濮之战时，楚军统帅令尹子玉在阵前还对晋侯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即子玉）与寓目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个“戏”字有比武、比赛之意；可见这时还给战争蒙上一层彬彬有礼的面纱。更著名的例子是在宋襄公与楚人进行泓之战时发生的。临战之际，“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阵而后击之，宋师败绩。”战后宋襄公还振振有词地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头发花白者）”，“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简直把战争完全当成竞技表演了。再如鄢陵之战时，郑国随楚国对抗晋国。郑成公几乎被晋国将军韩厥捉住，当他尚未来得及跑掉之际，韩厥车上的御手杜溷罗说：“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的回答却是：“不可以再辱国君”（《左传·成公十六年》）。胜券已经在握，还要保全对方国君的颜面，而纵敌逃逸。不过这类情况只能发生在春秋时。这时在对峙的车队间，只要一方乱了阵脚，就很难重整队列，于是胜负立见分晓。所谓“一鼓作气”、“马到成功”，正可用于描述春秋车战中胜利者的气势。因此这时的大战，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鞍之战等，都在一天当中结束战斗。规模空前的鄢陵之战，“旦而战，见星未已”；楚师就坚持不住，自己“宵遁”了。可是到了战国，不仅战役的时间拉长，兵员的人数也猛增。前341年的马陵之战，魏国出兵十万。前274年，秦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251年燕攻赵，出兵六十万。前226年秦攻楚，出兵也是六十万。同时兵员的战斗力和行军速度也大为提高。这时魏国的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日中而趋百里”。楚国的军队“轻利剽速，卒如飘风”（《荀子·议兵》）。齐国的军队“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战国策·齐策》）。一日行三十里的春秋车队已无从望其项背。而且战国七雄都“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战国策·赵策》）。如魏“围邯郸三年”（《吕氏春秋·不屈篇》）。齐相孟尝君组织联军攻函谷关，“西困秦三年，民憔悴”（《战国策·燕策》）。战争的残酷程度更是骇人听闻。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赵军被围，“赵卒四十万人降”，秦军“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这样的大屠杀在全世界的古代史上也极罕见，“不禽二毛”等要求在它面前已经完全没有考虑的余地。根本原因是，春秋时华夏诸国间的战争是争霸之战，而战国时则是为统一全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帝国而战，以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为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时没有谁再去理会那些恍若隔世的车战游戏规则，它的没落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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