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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风骨 大唐气韵 ——浅谈创作格律诗词之我见 ○文会春 从事格律诗词创作、研究多年，笔者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无论你是做诗，还是写其它文章，都要遵循一个法则，那就是“建安风骨，大唐气韵”。其它的在这里就不赘述，就说做诗这个话题，笔者想多唠叨几句。凡为诗者从取材构思、情节设置、整体布局、炼字炼句炼意，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应用，都必须经过诗人的深思熟虑、千锤百炼。切莫“草率下笔，轻易为诗”。只有这样做出来的诗，才能勉强成为“诗”。那么，用什么方法做出来的诗，才能成为诗之上品呢？愚以为，创作格律诗词除要严谨外，还必须具备一种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以及自身的文学底蕴、艺术涵养、兴趣爱好等等，然后才能为诗，才有可能做出好诗。当然，由于每位诗人的天赋秉性、品德修为、文化涵养、学识视野、生活空间各有不同，因而会导致其理想和追求上的迥异。不过，但凡称得上诗人的，其做诗过程中的思想境界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可以说是殊途同归，那就是他们都具有“建安风骨，大唐气韵”。 一、诗人应该具有“建安风骨” 秦汉以前，中国诗教一直遵循儒家学说，追求中庸之道，作品以抒情、叙事为主，其思想内涵很少出现慷慨激昂和苍凉悲壮的场面。然而，自从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创立“建安文学”以后，诗之作品或俊爽刚健、内容充实，或慷慨悲凉、情感丰富，读后令人陶醉其中，欲罢不能。从此，人们对文学的审美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爱诗捧诗，而诗也因其“风骨”凸显迅速在文坛走向主导地位。 何谓诗之“风骨”？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 对“风骨”的描述：“《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也就是说，“风”是指一种内在的东西，是推行风化的源泉，也是展示心灵的手段。它能感染人们的思想情感，成为精神支柱和生命源泉。诗有了“风”，就能拓展思想境界，使作品感情饱满，鲜明生动。可是，“风”毕竟是虚幻缥缈的东西，虽说它与诗的内容和情感有密切的关联，但这并不代表“风”是诗的内容和情感本身。故此，诗人在抒写情感的时候，“风”必先行；在推敲辞句的时候，“骨”乃首要。 古语云：“诗言志，志存高远。”这就是因为诗的“风骨”在作者、读者心中引起共鸣的原因。有一位大师级的诗论家，他在演讲时曾对“风骨”这样描述：“深谙‘文风’的人，写情必然鲜明；讲究‘文骨’的人，用辞一定精炼。”当你在欣赏一首诗时，倘若感觉这首诗“捶字坚实而难移动，声腔凝练而又灵活”那是驾驭“风骨”的效果；倘若感觉这首诗意瘦辞肥，杂乱无章，那是缺乏“文骨”的现象；倘若感觉这首诗思理不畅，无精打采，那是缺乏“文风”的证明。例如：唐·杜甫《曲江对雨》之颔联上联：“林花著雨胭脂湿”，其“炼字炼句炼意”之精准，就是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也自叹不如。据王彦辅的《尘史》记载：“此诗题于院壁，‘湿’字为蜗涎所蚀。苏长公、黄山谷、秦少游偕僧佛印，因见缺字，各拈一字补之：苏云‘润’，黄云‘老’，秦云‘嫩’，佛印云‘落’。觅集验之，乃‘湿’字也，出于自然……”在这里，苏轼的“林花著雨胭脂润”虽说“风骨”凸显，但比起杜甫的“林花著雨胭脂湿”，还是略输文采；而黄庭坚的“林花著雨胭脂老”、秦观的“林花著雨胭脂嫩”、佛印的“林花著雨胭脂落”，不但“文风”不如杜诗，就连“文骨”也大打折扣。 据资料记载：“从前潘勋为了曹操写《九锡文》，用笔取法经典，群才为之搁笔，就因为他的文骨挺拔。司马相如为了汉武帝写《大人赋》，号称有凌云之气，成为辞赋的宗师，就因为他的风力道劲。”其实，诗人创作格律诗词也是同理，只要诗人具有“建安风骨”，注重文章的气韵，形成独特的风格，其作品的成功率必定事半功倍。 二、诗作应该具有“大唐气韵” 当前，国内有许多学者普遍认为：“诗止于唐，后人无法超越。”对于这种说法，笔者持赞同的态度。在中国诗歌史上，建安的“古风体”和大唐的“格律诗”，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两座艺术高峰，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不朽的诗歌生命体，成为后世诗歌创作者学习的经典和遵循的范式。 只要你是中华儿女，一提到诗歌，你首先想到的就是唐诗。唐朝虽然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这样的遥远，为什么我们一说起诗就会想到唐诗呢？这是因为唐朝那“铿锵、爽朗、悲壮、慷慨”的大唐诗风、气韵，早已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并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可以说，唐王朝包容天下的气度和胸怀，唐王朝形式多样的改革和创新，为唐诗的发展成熟提供了温床。 其一，是初唐四杰“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和陈子昂的闪亮登场，初步扭转了齐梁以来绮丽余习，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江南的“小桥流水”走向西北的“关山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陆时雍的《诗镜总论》记载：“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例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尽管这是一首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诗，但此诗调子高昂，韵味深沉，纵横捭阖，变化无穷，体现出诗人高远的志向、豁达的情趣和旷达的胸怀；又如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此诗从诗题上看这是一首送别诗，从诗的内容上看这又是一首咏史诗。诗人凭借送别友人之际，咏怀古代英雄之事，以寄托自己对现实的深刻感慨。全诗开合顿挫，文情跌宕，气脉流通，意境旷达。以强烈深沉的感情，含蓄精炼的手法，摆脱了齐梁以来委靡纤弱的诗风。再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一首吊古伤今的生命悲歌，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陈子昂的诗歌，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二，是盛唐诗坛群星璀璨，各种流派层出不穷，将唐诗发展推向巅峰。⑴以王维和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例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此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读者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以自然美来表现人格美和社会美。再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一首在艺术上极有特色的抒写羁旅之诗。特别是结句“天和树、人和月”的关系，写得恰切逼真。⑵以王昌龄、高适、岑参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把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此诗被誉为“唐绝第一”，王昌龄也因此被誉为“七绝圣手”。这是因为全诗以平凡的语言，纵越千年，横跨万里。一气呵成，唱出雄浑豁达的旋律，吟之令人拍案叫绝。又如高适的《塞下曲》：“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且凭王子怒，复倚将军雄。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魄悬琱弓。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此诗浓墨重彩描写边塞沙场征战那种宏阔悲壮的氛围。手法大气豪壮，有声震山岳的雄威气势。再如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此诗为表达戍边将士高昂的爱国情怀，诗人采取反衬的手法，极力渲染、夸张戍边环境的恶劣，从而褒扬诗中人物不畏艰险、精忠报国的精神。全诗文思涌现，奇句入理。气势奔放，慷慨激昂。读后感同身受、身临其境。⑶是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以及王维、孟浩然等诸多诗人组成的盛唐“诗人方阵”，成就了唐代诗歌的最高艺术。例如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诗人登临古迹黄鹤楼，被眼前景物所陶醉，触景生情，诗兴大发，脱口而出，一泻千里。传说李白登此楼，目睹此诗，大为折服。叹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此，此诗被后世誉为“唐人七律第一”。又如李白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望庐山瀑布》、《秋浦歌》等名篇，诗人往往在想象中，带着夸张的成分。写“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天姥山的高大巍峨，竟然是“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写《将进酒》时，竟然看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写庐山瀑布时，还怀疑是“银河落九天”；写因愁生出白发，还长到了“三千丈”。像这种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的想象，一定是出自一位天才诗人的大手笔，庸人根本无法企及。再如，诗圣杜甫的 “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无不以诗人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融入诗中，故事情节真实感人，催人泪下。 其三，是中唐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多样化的艺术主张和不同诗歌流派相互并存的现象。①以韩愈、孟郊等为代表的奇险派诗人，面对盛唐挺拔巍峨的诗歌艺术巅峰，根本无法逾越，只能独辟蹊径，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特”的美，重主观，破常规，常常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最具代表性，他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瑰丽奇峭，形成非常独特的风格。世称“鬼才”诗人。②以白居易、元稹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浅易晓畅，妇孺皆知。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不少作品愤世嫉俗，如白居易的《卖炭翁》、《琵琶行》等，揭露社会黑暗，抨击丑恶现实。 其四，是晚唐诗人或走向淡泊、或走向自我、或走向华丽的“诗风”，已经将中唐的那种改革锐气消失殆尽，诗歌发展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晚唐诗人的风骨和才情，以及大量涌现传世的咏史诗，却完全弥补了这一缺陷。以杜牧、许浑等为代表的咏史诗，令读者的精神为之一振、眼睛为之一亮。其实，在晚唐的诗人群体中，大都是善于表现心灵历程的诗人，他们对于历史的思索感叹，就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叹息。例如，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李商隐，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世的艺术才华，将唐诗拓展出一个充满朦胧、凄婉、幽雅的美，让读者反复咀嚼、陶醉回味在诗的境界不能自拔，从而再次把唐诗推上新的巅峰。特别是李商隐的爱情诗，感情浓郁炽热而又真挚细腻、刻骨铭心而又不易索解。有一位专门研究李商隐的学者，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李商隐是晚唐诗歌造诣最高的诗人，也是一位非常神秘的诗人，他有不少诗特别是无题诗，情思流动是跳跃式的，意象组合是非逻辑的。不过，其诗意旨朦胧而情思可感，往往可作多种解释。他的艺术技巧，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极大地扩大了诗的感情容量，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最后的贡献。” 最终，大唐的诗韵流露在李商隐的笔下“蓬山此去无多路”、“此情可待成追忆”而缓缓落下帷幕；大唐的诗风安躺进杜牧的文集里“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成为历史。大唐帝国虽然随着朝代更迭而永远逝去，但大唐帝国所开辟的“大唐诗韵”却不会因为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如果当今诗人能够持继承与发展态度，将“建安风骨，大唐气韵”发扬光大，诗之梦想定可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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