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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是与《竹书纪年》同等类型的先秦典籍，但在中规中矩的封建文化里却是主流文化所不允的异类。相比于《竹书纪年》的三次被毁“新旧混淆”《山海经》好了很多，可依然生存艰难。从记录方法上看，相比于《竹书纪年》的刚直犀利《山海经》多了几分圆滑浪漫。 《山海经》的成书与作者考证有诸多争议，暂且不做罗列，我们可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山海经》的真实性、远古性。春秋之后，周典籍被毁，世人都以孔子编撰《六经》中的《春秋》《尚书》做主要历史考据。虽然百家颇有说辞，奈何仲尼曾具古典籍而编，况战国后期儒家人数发展疯狂，所以仍为主流。可是从《庄子》《列子》《九问》等同为春秋典籍的记载来看，庄子、列子、屈原之类的人显然是见过类似《山海经》的典籍的。《春秋》存在争议，后世多次组编过不同版本的春秋。秦始皇时代吕不韦编《吕氏春秋》里也有和《山海经》吻合来看，显然战国末期仍有不少学者见过类似《山海经》的典籍。 后世儒者甚至说《山海经》为东汉末年杜撰的伪书，那么司马迁的《史记》便耐人寻味。《史记》记载：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说明司马迁是见过《山海经》的，而且是当作史料参考的，只是不敢谈。说明一点在那个时候《山海经》在那个时代的生存模式是不见光的。 《山海经》艰难生存离不开四个人的传承拯救，还有一个朝代的官方正名。第一个人，刘歆，有人说他是儒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不敢苟同，从其生平来看他与儒家唯一的关联便是从小读过《尚书》。这是受其父亲影响认为《尚书》是最古老的书籍。动机是为了考古，可是他处在西汉末年，死于王莽篡政。那个时候他编校古典籍是受到当时儒者是古今对立的。所以刘歆当时其实是受到学者排挤的，甚至到清朝康有为认为《山海经》为刘歆在王莽政权时的伪作。可是刘歆一个对圆周率都有研究的人物，一定是考古求真的。虽然同样被毁与战火，依然有抄录本流了下来。 第二个人，郭璞，两晋时期山西闻喜人（属中原文化后人），道家人物，训诂学家。当过将军，通天文占卜。由于地理原因，在晋朝《竹书纪年》出土的时候刚好在山西境内，郭璞在对《竹书纪年》中的部分作注释为后人所知的《穆天子传》时，通过《竹书纪年》印证了刘歆所编《山海经》的真实性。进而为《山海经》做注释，这才让《山海经》这部古书真正具有了生命力。到现在对《山海经》的研究还是以郭璞版本为权威。 一个朝代，就是在隋朝，《山海经》才真正从官方对其历史价值给予肯定。因为从西汉末年刘歆到两晋时期郭璞再到隋朝《山海经》一直是不受主流待见的。从隋朝开始《山海经》只是被列入史学的地理系。在之后漫长的唐宋元明时代《山海经》默默地唉书籍角落存活下来。有人转注，可是都是刘歆版本，并未起波澜，只是成了文人二次文学创作的资料。 第三、四个人，清朝，毕沅、郝懿行，在乾隆到嘉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做过注释。没有太大突破，把《山海经》定义为志怪类小说。这个虽然是所有对《山海经》定义中最为不靠谱的一种，但还是对《山海经》的传播起到了作用。 近代之后，《山海经》被外国人所重视研究。我们国家也开始研究《山海经》的历史价值，袁珂注释的《山海经》是市场上份额最大的一种。一本上古奇书，在历史的起起伏伏中终于算是传承了下来。 对大多数人来说，《山海经》的历史价值依然没有的到认识，所以，我们应该考证上古文化，打开《山海经》的远古密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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