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杜甫：他的深情你想象不到

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公元759年，他抛官弃职，举家西行，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全家暂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于现世污浊，晦暗之摒弃，“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一切的一切，构成了绚烂斑斓的文化艺术史，纵横勾勒出忧国忧民的集大成者的形象，胸襟气度足以令方巾气卫道士们为之汗颜。简淡素雅的茅屋体现着杜甫不为五斗米摧眉折腰的意趣天然，回望杜甫的一生，总会使人的心境回旋上升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境界。

 

虽然他的生活已经沦落到拾野果野菜为食物，家中儿女们经常饿得啼哭不已。

寄托在沉雄间的是本质的泣血孤独和灵犀泫然的悲悯，世间的人文沦丧暴虐横行都在诗歌的升华间缈于一瞬，定格的是雄浑的苍郁和挽既倒之狂澜的情怀。自我的历史、既定的文化惰性基因早已归入沧海桑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之后绽开的是普世性的灵感和欢颜。

诗句的忧患、深沉的哲思带来的是天籁般的回响，简约的风格、雅致的构思体现的是性灵的依归。杜甫就像一个文化符号，深度嵌入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中。

 

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712—770)，祖籍襄阳，出生于巩县（在今河南省），唐朝伟大诗人。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与“诗仙”李白并称“大李杜”。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生计艰难，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但杜甫却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乾元二年(759)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

虽然杜甫在当朝不为世人所知，但经过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翻看吉川幸次郎的《读杜札记》时，看到他关于《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评论：杜甫有一个诗人的良心，作为诗人的良心就是要关心广大人民的不幸。由自身的不幸，而想到广大人民的不幸，这也正是杜甫的思想主张。

 

其实翻开很多评论，杜甫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以一个道德楷模而高居，成为了正能量的挑夫。我们崇敬杜甫，其实更像是崇敬我们套在他身上的道德光环，对于他其人，却了解甚少。

三、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文学、史学界针对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种死因，而且各执一词，发人深思。

一、病死说：翻阅莫砺锋、童强著《杜甫传》，关于杜甫的死，书中是这样写的：“冬天到了，诗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岳阳的舟中，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寂寞中陨落了。”

 

二、溺死说：此说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观的名义写的《杜拾遗补遗》。这种说 法自提出后，后来历朝历代的学者对此说进行批驳，并明确指出此段文字中的“硬伤”，唐玄宗死于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怎么能又在770年赐死子美杜甫呢？

三、自沉于水而死说：此说源于伪托唐朝韩愈名义撰的《题杜子美坟》提出“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的说法。三人怀沙自沉，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丝毫根据的想象。

四、食物中毒而死说：提出此说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郭沫若的这种说法同样具有猜测性，几乎没有文献作为依据纯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

五、消化不良而死说：此说较为可信。杜甫的死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

 

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杜甫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时年五十九岁。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 的生活，但却写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

杜甫的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

 

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做出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四、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陈寅恪先生讲“同情之理解”，就是在强调一种情感的共鸣。

 

佛家里讲“他人之命运即我之命运”，于是才有普渡众生。杜甫一生，或许好恶在变，对帝王朝廷的认识在变，但对于人民大众的悲悯同情却从未改变。

 

在一些关于杜甫的传记中，常可以看见这样的话语“这些磨难对于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没有意识到，他从那狭窄的天地中解放出来了，对于他诗歌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恩惠。

 

杜甫成为了我们设定的英雄，似乎少了九九八十一难，他就注定平庸一生。然而在那段岁月里，还存活或新生着很多诗人，可面对战乱频繁，民生哀苦，也只有杜甫发出了最尖锐、最沉重的喟叹。因为最终造就人的不是经历，而是心境，对杜甫而言，即是深情。杜甫的诗歌中有一首很特别。

《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在战乱年代，每个人都是颠沛流离，悲苦生存。杜甫如是，但他却专门写信给这位新的房主：原是无食无儿一妇人，就不要再阻栏她扑枣了。诗中用尽委婉，不过只为寡妇求得几颗枣而已。

 

在奔波逃亡的路上，有多少人是擦肩而过便生死相隔，生命是如此卑微。可杜甫却愿意为一位偷枣的寡妇申述，了解她、同情她、帮助她。尾联“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说的是那位妇人，或许更是自己。由一位妇人便发出如此沉重的喟叹，不是深情怕不至于此。

晚年的杜甫漂泊夔州湖湘，没有有了壮年时的尖锐激烈，他的心开始收束，厚重，但内心却越发饱满深情。《江南逢李龟年》写作于杜甫逝世的前几个月，李龟年是杜甫年少时在洛阳的一位朋友。

 

当四十多年后，李杜再度相遇，又是怎样的情感呀，一种恍然如梦、世事难料之感。可杜甫却荡开一笔，“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不谈过去，也不想未来。梁文道先生评论这首诗曾说：从来谈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诗太多太多，杜甫的这首诗这么有名，是因为他把情感藏的最深。

第一次认识杜甫，觉得这个人太过伟大，在众生奔波的路上，他居然愿意为他人而思，没有“我执”，没有“墙隙”。

 

今天，流行解构与建构，当我们剥掉杜甫的道德光环，将他还原成一个普通人时，他又会给予我们怎样的生命指引？

 

现在的我们每天都在奔忙，用实用的态度审视周围的一切，不懂老庄的“无用之用”，也不明白博尔赫斯的“水消失在了水里”，我们似乎让生命变得很单薄，慢慢走向宗白华先生说的那条“平淡幻灭的路”。

 

现在的我们苟且同生，还有谁会体察民情，还有谁会关心他人。杜甫，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当他正用的笔照亮大唐诗坛的星空时，他正衣衫破烂，饥寒交迫，不仅心酸不已。百无一用，盛世也有失意人。

 

所以，杜甫的深情便显得尤为可贵。

西凉楼主：田适之（俗称甜柿子），90后，行吟诗人，漂泊于乌鲁木齐。塞北之地一介布衣，浪荡世间，不求闻达于诸侯，只求逍遥人世间。夜久频挑灯，霜寒剪刀冷。写小说，写诗歌，学绘画，兼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