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2号慕尼黑发生枪击案那天，我的朋友、《华尔街日报》记者顾蔚正在那里，结果度假也变成了工作，她当天就写了一篇《中国女记者慕尼黑亲历袭击》在微信上流传。  资料图：慕尼黑枪击案现场这让我很是妒忌，9/11发生时我和顾蔚都是在纽约学新闻的留学生，虽然当时并不认识，却因为这场劫难在认识之前就被预先联系在一起。如果“肯尼迪遇刺时你在哪儿”是经历过60年代的人们相认的暗语，“世贸大楼倒塌时你在哪儿”就是20世纪初住在纽约的人结识的契机—不用别人介绍，不用担心找不到共同话题，只这句就够了。 但顾蔚早几年就已经从纽约这个遇袭指数一直非红即橙的高危地区搬回了相对安全的香港生活，照常理，如果我们两人中有人先亲历袭击，怎么说也应该是我。当然，就如今这个高度流动的世界而言，“爱斯基摩人用不着冰箱”的常理早就过时了。全球任何地方发生的袭击事件，受害人都可能来自全球任何地方，而对于滥杀无辜的袭击事件，全球任何地方也都已经没有绝对的免疫力。 做新闻的人都渴望亲历现场，不管是什么现场，不管以何种方式。当然这也犯不上整天盼着巧遇恐袭，但如果这种“巧遇”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争先恐后至少对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有了意义。安迪沃荷尔在60年代曾经预言“将来每个人都会得到15分钟的名气”，50年后这个预言随着英特网的普及而实现。如果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提供一个类似的预言，那一定是“将来每个人都会经历15分钟的恐袭”，照目前袭击发生的频率看，这个预言变成现实绝对用不了半个世纪。 这听上去是个令人沮丧又胆寒的预言，却也是基于令人沮丧又胆寒的事实之上。9/11之后的15年，在反恐这场正邪两道的斗法中，正道一直是历尽沧桑，受制于人却仍然占不到上风。别人发明了藏在水里的炸弹，我们进机场就不能再带水，别人发明了藏在鞋子里的炸弹，我们过安检就不能再穿鞋，别人用双肩包背着藏了炸弹的高压锅，我们不仅不能再背着双肩包进剧场，连上网买个高压锅都会招警察上门盘问。 结果呢？走了凯达来了伊斯兰国，走了一个本拉登来了成千上万的圣战士，这还不算那些跟伊斯兰无关的极端分子。袭击仍然在发生，只不过发生的更加频繁。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敢光顾越来越多的地方，我的朋友Nick在9/11后就不再坐飞机，我的邻居Sherry在尼斯遇袭后取消了她已经订好的巴黎渡假。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改变，每个人都胆战心惊， 每个人都忙着躲避下一场灾难，忙得都没时间想一下9/11前后的两个世界到底有没有本质的不同。  “恐怖主义”这个词虽然风行于今世，最早却源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敌间的暗杀和倾轧。维基百科对这个词的定义是“使用暴力，或以使用暴力做威胁来达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如果你认同这个定义，那恐怖主义自进入人类语汇系统以来就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过。在我们出生之前或之后，在我们身边或远处，那些大大小小的战争大抵都可以被划入这个范畴。它们的杀伤力远远大于当代的恐怖袭击，从远的说，20世纪全球有一亿6000万到两亿人死于战争，从近的说，2001年开始的阿富汗战争至今已经夺去了近三万人命，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至今也造成十万人丧生。这么说来，今天的世界虽然不够好，却也并没有比昨天更糟糕。 当然，“恐怖主义”还有别的定义，比如西方国家对这个词的通行定义基本只锁定在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发起的进攻，按这个标准，慕尼黑的这次袭击甚至算不上恐袭。而对于美国主流媒体来说，任何发生在欧美之外的恐怖袭击都可以一笔带过，所以上个月发生在伊拉克和孟加拉的袭击，虽然总共造成30名无辜者丧命，美国读者观众看到的也只是只言片语。  但即使你认同这个视角，也无法得出恐怖主义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结论。 恐怖袭击之所以“恐怖”是因为它可以随时随地无缘无故的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没有预兆，没有规律，防不胜防，但这些不也正是死亡本身的特质？在恐怖袭击这个概念成型之前的成千上万年，死亡就已经是这样跟人类如影随形，不管你如何小心翼翼，都随时可能遭到伏击。恐怖主义或许为死亡提供了一种新的落地方式，但对于死亡机率的计算等式来说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从统计学的角度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美国总统奥巴马显然是深明其中的道理，2013年，在脱口秀名嘴Jay Leno的节目中，奥巴马就曾说过，人们死于恐怖袭击的机会比死于车祸的机会要小得多。今年春天，《大西洋月刊》又报道出奥巴马对属下说过，死在浴缸里的美国人比死于恐怖袭击的要多得多。这种说法虽然被政敌诟病却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美国每年有近500人淹死或摔死在浴缸里；2010年死于恐怖袭击的美国人有八名，死于雷击的人有29名；根据美国疾病防御署的数据计算，美国人死于心脏病的机率是死于恐怖袭击的17600倍，死于癌症的几率是死于恐怖袭击机率的12571多倍；根据《华盛顿邮报》的统计，自9/11以来，美国人遭遇恐怖袭击的机率低于被没放稳的电视机砸死的机率。 或许统计数字太过抽象，那我们不妨从自己的生活里找点论据。2014年夏天我在北京挤上一辆正在关门的地铁时被车门夹住了肩膀，几个月后在纽约本地一份华文报纸看到一则短消息，标题是《一女子被北京地铁门夹死》。今年春天，我在曼哈顿下城一家星巴克闲坐，一个疯汉端着个冲锋枪模样的家伙闯进来，对着店里的人做出扫射的姿势。店员报了警，疯汉被带走了，我们运气好，枪是塑料的。  我不知道我的一生已经有过多少次这样的侥幸，因为大难不死很多时候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不确定是生命中最可确定的东西，平安的活过每一天都是一种运气，有没有恐怖袭击都是如此。 即是这样，与其每天绷紧神经备战备荒，还不如继续没心没肺的傻玩傻乐，该干嘛干嘛的好。就像9/11之后的这些年里，我曾经无数次想过“我遭遇恐怖袭击会怎么办”这个问题，最终却明白读逃生秘笈、练功夫、背可兰经保命的招数都是扯淡，唯一一个有用的结论是：如果没死就多拍点照片，毕竟要能逃过一劫，还得在新闻这行混着。  或者用一个更优雅的说法，来自9/11纪念馆设计师麦克阿拉德。2011年纪念馆开幕时，他的三个孩子中最大的才8岁。我问他孩子们生活的世界会好吗？他想了想，说：“也许战火还是会发生，有些生命还是会无谓的死去，但我们所能做的是在劫难中坚守自己的意志和信念，不让它改变我们是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