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点击上方蓝色小字关注我们  在史学研究中，与莫斯科留里克王朝末代沙皇费奥多尔1598年死后俄国发生的严重王朝危机相关的事件被称为大动乱或大动乱年代。这一用词始于当时的外交衙门书记官格里戈里·科托希欣，他于1664年逃离俄国并在瑞士写下有关俄国政治秩序和社会情况的著作，用了“大动乱年代（Смутноевремя）”，或“大动乱（Смута）”来指代俄国17世纪初的历史事件。 学者们对大动乱的结束时间认识基本一致，即1613年缙绅会议选举米哈伊尔为新王朝第一位沙皇。但对大动乱的开始时间看法不一，如普拉托诺夫从1584年伊凡四世去世算起；更多学者如克柳切夫斯基、萨哈罗夫则认为从无子的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1598年死后无继承人时就显露出了动乱的征兆；西方学者梁赞诺夫斯基赞同1598年的观点，而莫林·佩里则强调大动乱是俄国的“内战”，认为应当从1603年伪德米特里对莫斯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沙皇的正统地位发起挑战开始。笔者从政治的角度考察，赞同以王朝中断为开端，即从1598年至1613年。 研究者们对大动乱开始的原因及后果也没有达成一致。С.М.索洛维约夫认为，大动乱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旧的亲兵原则与新的国家原则相冲突，它表现为莫斯科君主（鲍里斯·戈都诺夫、瓦西里·舒伊斯基）与波雅尔和哥萨克的反国家意图作斗争。Н.И.科斯托马罗夫则将教权、波兰国王、僭位王德米特里的阴谋视为大动乱的主要原因。С.Ф.普拉托诺夫认为动乱的根源在于伊凡雷帝的统治，正是伊凡四世缺乏理智的外交和内政导致了俄国社会分裂为敌对团体。他将大动乱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又包括8个小的关键环节：争夺莫斯科王位（波雅尔内讧、动乱扩至军人群体）的“王朝阶段”、破坏国家秩序（公开社会斗争的开始、国家在图希诺和莫斯科政权之间分裂、图希诺和莫斯科政府的垮台）的“社会阶段”和尝试重建国家秩序（王权专政“королевская диктатура”的建立及垮台、第一个自治政府“зем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的建立与解体、第二个自治政府的建立及其胜利）的“民族阶段”。 苏联史学放弃了“大动乱”的术语，替而代之的是“反对农奴制的农民战争”的概念。17世纪初的事件开始被称为“И.И.波洛特尼科夫领导下的第一次农民战争”。后来Р.Г.斯科伦尼科夫重新使用“大动乱”的术语，并开始认为，这一时段发生了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俄国的所有社会阶层都卷入其中。А.Л.斯达尼斯拉夫斯基对这一时段提出了新的术语——国民战争。他认为，它的主导力量是哥萨克。美国学者Ч.丹尼克提出，大动乱的原因是，广大人民群众拿起手中的武器开始与“温和的沙皇德米特里”作斗争。德国史学家Г.诺利特认为，这一时期发生了俄国边疆普通民众为得到更多独立而与中央政权的斗争。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引起动乱的原因绝非王朝中断和僭位复辟这么简单，而是社会各阶级都依次卷入动乱，说明大动乱有其深刻的潜在原因。综合历史学家们的分析，大动乱有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社会各阶层不满情绪蔓延。俄罗斯所有社会阶层，首先是土地占有者有不满的理由。由于尤里节的废除和税赋的加大，16世纪末农民状况急剧恶化，相当部分的农民逃往国家的边区，企图藏匿于“荒野”。世袭领地和封地逐渐荒废，而在国家的南方聚集了大量不满的人。这些现象的根源都在伊凡雷帝时代。他“以自己的狂妄措施把国家搞得精疲力尽，就像一个狂热的车夫在赶精疲力尽的马”。其继承者不但没有找到其他手段以摆脱危机，反而令形势更为加剧，从而招致全面不满并加深了各阶层的不和。 第二个原因，如果说社会各阶层不满是“架起的火堆”，那么王朝危机就是“点燃火堆的火花”。无子的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在1598年1月寿终正寝成为骚乱的开端。这时既没有留下费奥多尔的在世兄弟（11岁的王子德米特里还在1591年便死去或可能是被害），也没有留下伊凡·卡利达旁系后裔的任何一个代表，留里克王朝中断。此前，居民在很大程度上对自己的“天生的君主”是没有怨言而绝对服从的，但当王朝中止和国家成为“无主”状态的时候，全国上下就不知所措而动荡起来。在复杂的形势下通过缙绅会议选举产生新君主成为合法途径。在牧首约夫的主导下，鲍里斯·戈都诺夫成为第一个“选出来的沙皇”（1598年）。鲍里斯深知自己的地位不稳，所以谨慎行事。他寄希望于习惯的力量迟早会让人民和显贵把他及其后代视作“真正的沙皇”。 但第三个原因随之立刻起了作用，因特辖制而在经济上削弱、道德上受辱的莫斯科最高阶层波雅尔贵族，展开了混乱的夺权斗争，竭力不惜任何代价要把自己的傀儡推上王位。憎恨鲍里斯的波雅尔利用他缺乏沙皇族系出身的致命要害，开始支持与鲍里斯对抗的僭位者（самозванец）。大胆的冒险家格里戈里·奥特列皮耶夫，宣称自己是意外得救的、长期藏匿的伊凡雷帝的小儿子德米特里，1605年他成功成为“合法的”、“天生的”君主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沙皇，史称“伪德米特里一世”。但他很快被杀，其成在波雅尔，败也在波雅尔。策划对僭位者阴谋的头目瓦西里·舒伊斯基曾公然宣称：他之所以承认伪德米特里为沙皇只是为了摆脱戈都诺夫。随后他自己成功变成了“波雅尔沙皇”。不过，相比而言，波雅尔沙皇在社会各阶层眼中更加缺乏继位合法性，他的继位引起了更多阶层加入动乱。 第四个原因便是王位争夺导致的外国干涉。为来自立陶宛的“德米特里王子”提供军事政治和财政援助的正是波兰大地主和罗马天主教会。显然，第三个和第四个原因是紧密相连的。用克柳切夫斯基的话说，僭位者“只是在波兰的炉子里烤熟，而发酵则是在莫斯科”。随着时间的变化，这种隐蔽的干涉在伪德米特里二世出现后就变为直接的干涉。直接干涉的顶峰即波兰国王西吉蒙德三世违背让其儿子弗拉基斯拉夫改宗东正教并就任莫斯科沙皇之约，打算自己占据莫斯科王位。自此，大动乱开始变成了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解放运动。 总体上看，大动乱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俄罗斯的社会结构还不稳定，不成熟，国家集权化的过程还没有完成。在一些地区，俄罗斯的管理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还存在巨大的差别。客观地说，上述原因都不同程度地破坏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过去，历史学家们要么强调外国干涉的作用，要么强调社会矛盾的因素。特别是苏联史学界基于阶级斗争理论形成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大动乱是一场浩大的“农民战争”，其顶峰就是伊凡·波洛特尼科夫领导的“农民起义”，波克罗夫斯基甚至称之为“农民革命”。这样的观点显然过于片面，大动乱远比农民战争要复杂得多。与其说它是一场“农民革命”，不如说是莫斯科国家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全面动荡。首先，它的直接和最严重的后果是国家陷入可怕的破产境地。其次，在社会结构上旧的世袭波雅尔贵族力量和影响进一步削弱，他们要么在动乱中死亡或破产，要么由于自己的阴谋、摇摆不定以及与国家敌人结盟而使自己的道德地位下降并自毁声誉。最后，在政治关系上，当聚集的国民力量恢复被毁坏的国家时，他们表明莫斯科国家并不是自己“主人”——君主的“世袭领地”和创造物，而是“整个大罗斯王国所有城市和所有公职人员的共同事业和共同创造物”。 大动乱的历史更像是一种“钟表式运动”。最初是“倾斜”，破坏性过程不可抑制地增长，国家的所有阶层一个接一个地加入到大动乱之中。但是，在走过下面的最低点后，钟表进入上升期。社会逐渐团结、克服混乱，国家开始恢复的过程。大动乱沉重打击了统治阶层的财产关系和私有权，商人破产了，地主的农民跑散了。统治阶层的总体私利要求恢复国家和重建秩序。为了恢复秩序，社会开始成熟。继第一支民军（1611）失败后，1612年秋，第二支民军（1611~1612）胜利地从外国人手中解放了莫斯科。1613年2月缙绅会议选举了16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成为新沙皇。这一事件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大动乱的结束。克服大动乱的严重后果还耗费了很多年，它在社会政治关系上所引起的变化影响到俄罗斯以后的发展。 二大动乱年代的新政治机遇 传统的教科书中通常认为，17世纪初俄国在大动乱危机中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国家在外国军事干涉下失去主权而覆亡，要么重建原有的国家机制（几乎不受限制的君主制）并摆脱外国干涉。学术界的认识则大有不同，研究者们在大动乱中发现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些新机遇和可能性。的确，大动乱时期俄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 （一）最高政权合法性的新来源：选举沙皇 纵观俄国历史，基辅罗斯最高权力继承的传统是，大公之位由家族中的长者继承，即兄终弟及的横向继承与父死子继的纵向继承相结合，且横向继承优先。14~15世纪莫斯科公国通过遗嘱方式强化了父死子继的传统。15世纪末至16世纪，随着莫斯科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建立，最高政权的传承基本延续父死子继的传统，但同时专制君主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开始强调个人独裁的意志。伊凡三世早就宣称过：“难道朕，我大公对自己的子孙和公国不能做主吗？朕想给谁，就把公国交给谁统治”。伊凡四世更是反对波兰—立陶宛的选举国王，强调沙皇是“按上帝的意旨”，而非“按芸芸众生的愿望”登基的，因此他可以按自己的决定行事：可以拒绝它（他三次退位），也可以将它转交给他人（如1574年他将鞑靼人卡西莫夫汗萨英—布拉特加冕为“全罗斯大公君主”）。也就是说，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上帝拣选”和“王位父子继承”的原则。 大动乱首先开启了另一种产生沙皇政权的方式——“选举”沙皇。1598年1月，在无子的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死去后，莫斯科宣誓效忠他的寡妻、皇后伊琳娜，但伊琳娜拒绝登位并出家当了修女。莫斯科突然陷入没有沙皇的境地。这时牧首约夫极力推荐并坚持使人们接受执政者鲍里斯·戈都诺夫为皇位候选人，但鲍里斯一直拒绝，表示他从没有登上沙皇皇位的想法。于是莫斯科国家召开所有城市官员代表的缙绅会议，会议一致推选鲍里斯·戈都诺夫为沙皇，宣称他是应“俄罗斯国家全国神圣的会议、波雅尔、虔信基督的军队和全体东正教会”的要求并经选举而登上沙皇皇位的。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选举”更像推选、拥立。 后来，瓦西里·舒伊斯基也以相似的方式登上了沙皇之位。当时的文告说，1606年在推翻伪德米特里一世后，宗教会议、波雅尔和所有人选出了瓦西里·舒伊斯基为全罗斯的专制君主，但实际上并未进行所谓的选举。瓦西里害怕各城市、各省派来的候选人，于是他自作主张，不召开缙绅会议。对他的所谓“选举”是这样进行的：有爵位的波雅尔集团中少数拥护他的人在小圈子内承认他为沙皇，然后一大群被他发动起来反对僭位王和波兰人的忠于他的莫斯科人，在红场上大肆吹捧他。用索洛维约夫的话说，他“不是选举出的，而是被喊成了沙皇”，或者用同时代人的话说，“那些不知羞耻的波雅尔官员自行把他送上沙皇之位”。 比较符合选举意义的一次是1613年选举米哈伊尔为沙皇。第二支民军顺利解放莫斯科后，全国贵族民军和哥萨克民军的首领——波扎尔斯基和特鲁别茨科伊组成临时政府，号召在莫斯科召开从所有城市和所有公职人员中选举代表的“全国会议和国君选举”。1613年1月和2月举行缙绅会议，参会代表的组成是莫斯科历届缙绅会议中最广泛的，包括了居民中的所有阶层（除了奴隶和地主的依附农）。会议比较容易地达成了以下协议：“不得选立陶宛和瑞典的国王和他们的子弟，以及其他任何异教的、非希腊规矩的基督教信仰国家的人登上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国家王位，也不得选玛琳娜和她的儿子（即伪德米特里二世的妻儿）登位”。会议决定在“自己人”中选一个，但立刻就开始了分歧、争论、阴谋和混乱，因为在莫斯科大波雅尔家族中的人，先前不是与波兰人结盟，就是与图希诺贼结盟，都不是名副其实的、受欢迎的候选人。经过长久的争论后，1613年2月7日选举人同意16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候选人，他是受难的、被波兰俘虏的大主教菲拉列特的儿子。会议秘密派出忠实和严守教规的人探访所有人关于国君选举的想法，这种秘密警察式的调查，很可能还带有宣传鼓动，这对会议来说，仿佛成了“一次投赞成票的全民表决”。于是，缙绅会议在1613年2月21日一致选举并隆重宣布米哈伊尔为沙皇。选举文告说，“全莫斯科国家的所有东正教徒”希望他当沙皇，同时又强调他与前朝沙皇的亲属关系：新沙皇是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侄子。 17世纪初的“选举”沙皇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意味着，除了“上帝拣选”和“王位父子继承”外，俄国还出现了另一种产生沙皇政权的方式：“民选”（“由所有等级的人们选举”）。这种方式反映了17世纪人民与君主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经不仅具有宗教性，而且具有世俗性，意味着把对沙皇效忠不仅看作基督徒的义务，而且是对沙皇本身甚至是对国家的义务。大动乱向人们演示了政权与人民之间关系的不可分割性：没有人民的支持，国家在任何时候都难以经受危机的考验；从另一方面来看，人民同样也常常寻求保卫者和来自国家的庇护，对于人民来说国家的人格化就是君主。在所有的起义中人民从来不反对沙皇：起义者反对波雅尔、官员、地主，但不反对君主。僭位王这一现象本身证明的，首先不是降低沙皇政权的权威，而是提高它的权威。在僭位者声称有权登上王位时，人民群众看到的是真正的“好”沙皇，是黎民百姓的保卫者。在危急的情势下人民直接向沙皇提出自己的请求。1605年伪德米特里一世（1605~1606年）就曾亲自接见呈文者。沙皇与平民“击手”这一事实本身表明在人民意识中存在着政权与人民之间具有不可分割联系这一明确观念。科布林则赋予其更高层次的意义，认为“选举君主——这是君主与臣民之间达成的协议，这意味着向法制国家迈进了一步”。克柳切夫斯基认为1613年的选举是“真正人民代表制的第一次实实在在的经验”。 “选举”沙皇也使具有等级代表意义的全国会议（即缙绅会议）的职能扩展到顶峰。新沙皇须在形式上或实际上获得全国人民的认可，在此后的沙皇即位中成了例行的规则。“全国会议有权决定谁当、谁不当沙皇；没有全国代表，沙皇不能决定任何问题”的新观念随着大动乱进入了人们的意识中。先前很少为人所知的用语，如全国会议（совет всеяземли）、全国缙绅会议（общий земский совет）、全民大会（всенародное собрание）成了表达支配社会意识的新概念的流行语。这些概念将“全国会议”选举君主的思想深深铭刻在社会意识中。1609年，造反的梁赞贵族松布洛夫在莫斯科广场上召集了一群人，要求波雅尔推翻瓦西里。但在人群中却有人驳斥道：“虽然沙皇不合你们的心意，但是没有波雅尔大贵族和全民会议的决定，就不能把他从王位上赶下来”。以波雅尔为首的“全民会议”似乎被认为是唯一的解决此类重大问题的全权机构。这一看法也不仅仅只是人民的想法，沙皇瓦西里本人也如此认为。当松布洛夫们冲进王宫，沙皇瓦西里这样说道：“你们这些违背誓约的人，为什么这样嚷嚷和无礼地来到我这里？如果你们要杀死我，那我准备去死；如果你们要把我赶下王位，在全体波雅尔和各级官吏没有集会之前你们是办不到的。不论全国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准备按决定行事。”也就是说，全民缙绅会议“不仅有权选举沙皇，而且有时还有权审判沙皇”。自此，缙绅会议获得了真正的最高权力。 长按下方二维码后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对本微号予以关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