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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俨被白血病死亡的教训
这个惨痛的教训屡见不鲜，却没有人去总结。为什么？大家都对白血病的成因治疗不了解。病人或其家属不了解是情有可愿的，而医生不了解是不可原谅的。高俨之死的的第一步，是听了那个省级大医院的电话。那医生对白血病的来龙去脉毫不知情，对干细胞移植毫无研究和了解，却胡说八道认为不去做干细胞移植会有巨大危险。为高俨治病的那家省级大医院，就一再通知高俨必须回医院做最新体检。检查后又一再强调高俨基因突变，非常危险，必须接受他们刚从美国学到的最新治疗白血病方法——干细胞移植，才能解除危险。于是高俨才受骗入院，接受检查，使自己走上了不归之路。 大医院的的迷信 在我国民间，本来都没有办医院的，行的是走坊郎中。所以，在那个赤脚医生时代，流行一首《赤脚医生之歌》：“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这说明，很多常见病，根本不需要那么费劲，抽血检查了，根本不需要摆弄很多带有射线的仪器，本来健健康康的一个人，一检查后就变成了不可救药的病人。有意思的是，医生认为马上需要检查，如果不检查不治疗，就没多久好活了。但事实却正好相反：如果不治疗，还可以几十年活下去；一治疗，就没几天了。温州农科所有个职工发烧，送到医院里打针，越打越高，打成了白血病。家属不相信，转杭州治疗，因路上耽搁了好几天不用药，没几天就退烧病愈回来了，哪里是白血病？ 一个省级大医院，到底治好了几个白血病人只有鬼知道，这个是永远不敢公开的数字。但是，它对于一个已经逃生的年轻高中生也不放过，这家大医院只是要为它找个最近才从美国学回来的治白血病的新疗法——干细胞移植——找一个医疗祭坛上的牺牲，才这么积极地给他家打电话。 高俨母亲告诉徐老后，徐老极力劝阻，但高俨母亲面对大医院的警告，心中天平失衡了。徐老是治好高俨白血病的老中医。凭着他的经验或直感，徐老劝阻高俨的母亲，但无效，这才是悲剧产生的关键。我的朋友吴锡铭与我讲过他所在的村子里，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十分类似的故事：吴的一个熟人三代单传。孩子只16岁得白血病，在医院里做化疗因感应剧烈，他父亲就请来南京的两个中医驻温治疗，治好后。大医院不断地打电话来，说治好后再做几次化疗就可以断根。南京中医劝阻不了，其父把孩子送进医院，还只一次化疗就送了命。其父当场晕倒在医院里。单传因此成为绝代。 医院制度因何而来 白血病、癌症，治这些病几乎没有几个病人能活着，也就是说，现代医学的医生对治疗的有无效果毫无把握。但是，它却成了医院医生的美食。《广州日报》曾发表过一篇报导：《各科室为何特爱癌症病人？》。“患癌必死，不死不是”被广泛认同，癌症成为死亡的代词了，这才使人人闻癌色变。但是，医院的各科室却为什么又如此“特爱”癌症患者呢？难道医院治死的人越多名声就会越好吗？当然不是。是因为，一、通过癌症治疗能赚病人很多钱；二、治死了不需要医生负任何责任。 “在中世纪，人们不愿意到医院里去的原因是：从那里活着出来的希望几乎是渺茫的。那些有幸捱过庸医和护士‘治疗’的人们，最终仍可能死于病房中的交叉感染。”（Vernon Coleman著，朱毅译：《别让医生杀了你》第5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这个记录说明，内科治疗本是医生个人对病人个人的负责行为，但在西方，内科医疗的无效，内科病人送到外科医生那里，不会看内科病的医生就假装会看病，疗效很差，大多数给治出了毛病。内科医疗的无能，才导致了医院制度的产生。医院只能由政府出面管理。 内科医疗本只属于病人与医生的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看病的医生只能在临床中才能学会治疗，这个责任要自己承担才能珍惜教训，但它却给政府承担了，这才使得西方内科医学不能进步。如果稍有一点责任感的医生就决不会这么做了。即，把一个完全健康的人当做自己还完全没有把握的危险疗法当试验品。因为，让一个完全健康者做自己毫不知情的疗法做试验，发生死亡事件，就无异于谋杀，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此行为在现代医学的医院里为什么？关键是医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 到西方化学药品出来后，患者的许多生理异常表现（西方称为病理）可以因这些药品的压制而取得暂时见效，药品被作为商品经过市场的炒作，社会的慈善之被利益的大水淹没。这才导致杀医事件的发生。而发生之后，受到西方医学教育洗脑的行政管理者，仍然运用“对抗疗法”对付被认为医赖的患者。结果是杀医事件不仅没有被遏止，反而逐日增多。对抗疗法在治疗中“表现”不好，对医患关系处理也不好。这样做实际在制造政府与民众的对立，因为，人人都可能成为患者。这不是把政府放在群众不满的火上烤吗？可谓愚蠢之极。 医学与医疗，只有回归中医原创，不再跟西方的尾巴跑，至于吸收西方医疗中真正的精华，充实中华医学医疗的不足，那是另一码事，我们决不能为检芝麻而丢了西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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