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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实行新政。由此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我们称其为“清末新政时期”。在这10年中，晚清政府进行了一场较之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更为全面、更为深层次的改革运动。“清末新政”作为20世纪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在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这次改革运动也给满汉两民族进一步融合提供了巨大的契机。
满族入关以后，为保证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一直推行“首崇满洲”和贬抑汉族的政策。满族在政治、经济、民事、司法各方面均享有各种特权，而包括汉族在内的各被统治民族则处于受歧视的不平等地位。由于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不平等所导致的矛盾日趋尖锐。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清王朝内忧外患，统治也日趋衰弱，已不能容许满汉矛盾的激化。为此，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纷纷建言献策，要求以“平满汉畛域”来保“皇位永固”。在此背景下，影响满汉关系的各种政策渐次被废除，满汉的民族隔阂也随之逐步消释。没有了政治上人为设置的阻隔，已在文化上相互认同的满汉两民族的融合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一、晚清的满汉危机
清朝的民族政策推行到了晚期，遇到了其200多年来所未有之局面。原来推行的“八旗制度”和“首崇满洲”的原则开始遭遇一系列的挑战，“满贵汉贱”的现象也随着清末满汉势力的此消彼长而改变。同时革命党人的“排满”舆论也使清政府寝食难安。
满族初兴，合族人为黄、镶黄、红、镶红、蓝、镶蓝、白、镶白八旗。所有八旗人丁实行兵农合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两事，未尝偏废。入关之后，八旗人丁则不事生产，专职为兵。以后清政府一再强调八旗为国家根本，并给予旗人优厚的待遇。经济上，不交产，优养旗人，坐食粮饷；法律上，不同刑，旗民差别对待。此外，旗民（民，又叫“民人”，指不在旗的汉人）不通婚，严禁旗女嫁民人。总之，官方严格控制着旗民界限。但世事变迁，到了晚清，随着政府财政的日益穷蹙，旗人的粮饷已不能按时按量发放，经过上下官吏的盘剥克扣，下层旗人生计日窘，不得不想法自谋生计，或私自逃离驻防地，或从事手工业，或沦为小商小贩。另外，清代驻防旗人与民人的通婚也屡见不鲜。这些破坏“八旗制度”的行为客观上促进了满汉差异的减小和彼此的相互认同。
清顺治帝曾标榜:“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实际上，在咸丰（1851-1861年）之前，清王朝都是以“首崇满洲”原则为圭臬的。官缺分满汉，满族官员可任汉缺，汉族官员却不能任满缺，同一职务如尚书、侍郎，满族的权力大于汉族。再者，满族主要出任较高级别的官职，保证满族在政府权力中占有绝对的优势。有人据光绪《大清会典》，对内阁、军机处、六部等15个中央机构所有的2303个缺额进行统计，满官缺额竟占到了总数的55.2%。而对于地方督抚人选，乾嘉年间，陕、甘、川、云、贵诸省督抚中，总督是满人的约占七八，汉人占二三；抚缺十五六，汉人仅占六七。而到了清晚期，由于八旗军不可恃，为挽救颓势，清政府不得不重用汉族官僚。汉人在督抚中的人数占尽了优势，以至于同治三年五月，8个总督只有1个旗人。而同期15个巡抚缺中，旗员也只有安徽巡抚英翰1人。淮系集团的首领李鸿章更是作为汉族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进入了清朝统治的中枢机构，“除领有直隶总督的本任外，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并且戴有大学士的头衔，部下又有兵有将”。继之而起的张之洞、袁世凯亦成为能左右清朝政局的股肱之臣。这些汉族官僚崛起的事实对于清王朝原来推行的“首崇满洲”原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重的民族危机中，革命党人看清了清王朝出卖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事实，认识到清政府为“洋人的朝廷”，渐知“满汉二族利害关系全然相反，欲求自存，非先除去满人不可，于是汉满种族之问题渐生，而排满之风潮起矣”。邹容在《革命军》中，对满人垄断权力的现象曾痛加斥责。《民报》也说：“夫以民籍计之，满人之数，裁当汉人百之一，而服官者，其数乃等于我，天壤间不平之事未有若斯之甚者！”革命排满的主张使满洲贵族感到惊惧。1905年，清政府专门下诏严禁革命党排满之说，“我朝自开国以来，政尚宽大，朝野上下，相与义安。近复举行新政，力图富强，乃竟有不逞之徒，造为革命排满之说，煽惑远近，混淆是非，……著各将军督抚，督饬地方该管文武官吏，明白晓谕，认真严禁”。但随着满汉之间各方面不平等导致的危机越发严重，满汉之间的关系问题已成水火之势，清政府如果要稳定政局，在实行新政的过程中已经无法再回避满汉危机这个问题。
二、清末各方势力的推动
由于满汉民族矛盾深刻制约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加上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故早在维新时期，改良派便已高呼“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冀以此来挽救民族危局。梁启超更进一步主张中国现在应该“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强调满汉同族一体。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于1898年9月5日上书建言五条，其中之一便是“融满汉之见”。他请将除宗室外的满蒙各旗编入民籍，归地方官管辖；允许满汉互通婚姻；任旗民自谋衣食，准许旗民转居别处；京师及各省驻防旗营设劝工学堂，以便解决旗民生计问题。1902年，叶恩在《上振贝子书》中也指出：“今日列强并立，无不以民族帝国主义为方针，故国民团合，视国家为一体，兢兢焉与万国争强，今满汉也，皆黄种也，同一民族也。同一民族，则宜团为一体，不宜歧视。”
对于满汉之间的不平等，在晚清迅速崛起的汉族官僚也深感不满。1900年底，英国驻汉口代理领事法磊斯（E．H．Fraser）在一封信中转述他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谈话说，“他和我所见到的所有汉人官员一样，憎恨满人，因为他们把持中国，搜刮民脂民膏，他们不顾自己的能力和是否胜任，总能升官发财。中国要想改革只有一法，废除满人一切特权，不论是旗人的俸禄还是仕途特权。”张之洞对满人享受特权的不满代表了绝大多数汉族官僚的态度。随后一年，由张之洞、刘坤一合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摺》的第二摺中，提出“筹八旗生计”的建议，他们主张鼓励旗人自谋生路。同时暗示应逐渐将满族人民编入与汉族及其他族人民一样的户籍，与一般人民一样对待。到了1904年，张之洞便进一步“力请两宫化去满汉畛域”，并具体建议“如将军、都统等官，可兼用汉人。驻防旗人犯罪用法与汉人同，不加区别”。慈禧太后对此表示同意。
作为满族权贵的端方在1906年8月上折指出“满汉畛域为中国新政莫大之障碍，为我朝前途莫大之危险”，认为这是造成中国国内纷争不止的原因，“家无论贫富，而兄弟阋墙者必败；国无论大小，而人民内讧必亡”。早在1901年，端方在所上《筹议变通政治摺》中，就曾建议让旗民移屯，“民旗杂居，耕作与共，婚嫁相联，可融满汉畛域之见”。1907年7月，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代安徽旌德廪贡生李鸿才上《条陈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摺》，内容包括“满汉刑律宜归一致、满汉通婚、取消满汉分缺等”。同年8月15日，端方再上《请迅将帝国宪法及皇室典范编定颁布以息排满之说摺》，要求清政府“宜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弥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接着，8月24日，端方又上陈《均满汉以策治安宁办法四条摺》，提出平均满汉的四条办法，大略是：1.满族人就原住地方照军籍例编为旗籍，与汉人一律归地方官管理；2.旗丁分年裁撤，发给10年钱粮，使自谋生计；3.移驻京旗兵屯垦东三省旷地或自耕或招租，取租以资养赡；4.旗籍臣僚一律报效廉俸，以资助屯田经费。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扫除旗人以往不事生产，只知享乐的怠惰之情。由于端方的满族身份，加之其深受慈禧太后的信任，他的呼吁对清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另外，历来满人都被视为晚清改革的保守势力，以往都称其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对西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采取抵制的态度。但随着中西方文明剧烈碰撞，整个中国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抱残守缺无异于自灭于时代洪流中。“洋缎、洋布、洋粉、洋取灯儿、洋钟、洋表，还有洋枪，像潮水一般地涌进来”，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传入使得满族原有的生活形态同汉人一样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满族妇女逐渐抛弃原有的传统服饰，穿上了经过改良的旗袍；饮食上也受西方影响，在食品类别和餐桌礼仪上有了进步；西式的建筑和交通工具也逐渐被满人所接受。下层的旗人为谋生计，赴工厂学工、做工的也多了起来，成为近代的产业工人。在老舍的笔下，一些旗人甚至信了基督教。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下，汉族人没法拒绝，满族人也没法拒绝，这样两个民族便不自觉地有了共同的生活方式，相同的价值观念。这种满汉同化的事实为“平满汉畛域”、“融满汉之见”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三、新政中满汉关系的变化
1902年2月1日，慈禧太后下令准满汉通婚，“旧例（满汉）不通婚姻，今则风同道一，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1906年官制改革之后，新成立的各部中，官缺分满汉之制彻底废除。同时满官也被要求循于汉官之礼教伦理，1909年3月，清廷下令官员不论满汉，父母丧时一律丁忧三年。而在司法审判上，1908年1月10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拟定办法50条，“请嗣后旗人犯罪，俱照民人各本律本例科断，概归各级审判厅审理。所有现行律例中旗人折枷各制，并满汉罪名畸轻畸重及办法殊异之处，应删除者删除，应移改者移改，应修改者修改，应修并者修并”。对此建议清廷予以批准。而在最关键的旗人入籍上也取得了一定进展，特别是东三省，满汉实已无差别。原本人身受各项旗规限制的满人也可以走出八旗，自谋新生。即便是皇亲宗室，也成立了“宗室生计维持会”，以开垦东陵、避暑山庄荒地作为皇族谋生的手段。
▲科举废除后，作为新式学堂的女校得到迅速发展，图为北京慕贞女校的毕业生。
其实早在清前期，处于绝大多数汉人包围下的满人在接受文化教育，进行新的文化创造时便已不可避免地陷入“汉化”的轨道。清廷为提高满人的文化水准，多翻译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等作为满人教育的参考书，而像《水浒传》《西厢记》《三国演义》等汉人小说、剧本也在八旗子弟中大量流行。康熙时期，颁行《圣谕十六条》于八旗，便已将汉人的儒家思想作为旗人的统治思想。乾、嘉以后，满族旗人间已通行汉语、汉文，许多旗人文士所作汉文诗词小说水平已经和汉族文人不相伯仲。到了晚清最后10年，随着满汉藩篱的被打破，聚集而居的旗人迅速走向民间，与汉人杂居起来，说相同的汉语，写相同的汉字，逐渐开始抛弃原有的满汉成见，以中华民族保国保种为大计。如满洲旗人英华在1902年创建天津《大公报》，以中国人的视角来指出清王朝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祸源，积极宣传“民权”思想，鼓吹要改变中国人屈从专制的旧俗。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满汉在文化认同上已高度一体化。
在一些民间习俗上，满汉两族也是相互影响，渐趋融合。如满族流行过汉人节日，实行汉人的土葬，甚至满人的名字也大量汉化，汉人也开始对旗人的习俗感兴趣。至今仍在流行的旗袍便是由满人女子服装演变而来，又如烧烤、白煮等满人饮食烹调方法也在汉人中流行，至于那道著名的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则集满、汉烹调之大成，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古典宴席。由此，在清王朝的最后几年里，在各方面的推动和努力之下，满汉两族不仅消弭了先前的矛盾，使突出的“满汉危机”得以化解，而且更进一步，几乎融为一体，形成了“满汉一家”的局面。
当时，清朝的统治权仍掌握在满族权贵手中，而调整满汉关系关乎其自身利益。要让一个习惯特权的群体主动放弃特权是困难的。因此，起先清朝统治者在面对上文提到的满汉危机时表现出了其对外界事物的麻木和反应的迟滞。同样，其后来能够顺应时势，当断则断，也显示了一定的政治眼光和政治勇气。
破解满汉危机，实现满汉一体是清末各项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也被证明取得了显著成效。辛亥革命之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可谓是中华民族之幸，而这一事实也从侧面佐证了晚清民族政策改革是基本成功的，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也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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