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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两妇人,成败一萧何”，是被刘邦称为“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有着“汉初三杰”的美誉的韩信悲惨一生的真实写照。只是这位两千年前的战神，不精通备伴君术和为臣之道，最后却落得兔死狗烹、夷灭三族的悲惨下场。笔者通过熟读历史文献，可以看出许多名人志士既对韩信的死怀有怜悯惋惜的，也有因其矜功谋反遭到唾骂的；那么韩信为什么被吕后处死，为什么作为一个功盖天地、国士无双的一代战神会有一个悲惨的结局呢？这得从2200年前风云突变的秦汉之际说起。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饮，人多厌之者，尝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饮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下。”於是信孰视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史记·淮阴侯列传》 通过司马迁对韩信未发迹前的描述,可以看到早年韩信是无良好的品行、不治生产、不懂得经商，非常贫困的；却是一位有抱负、虚怀若谷、能容忍屠中少年的欺辱的奇人，根据当时的情况而言，韩信必定是一位没落贵族，因为当时平民百姓是不能佩剑的。虽然在早期的生活中历经坎坷，却有的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毅力寻找着自己前途的人。  当项梁的起义军渡过淮河，向中原进军时，韩信“仗剑从之”，在项梁领导起义军时是“未得知名”，在项羽时期是“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在刚刚归附刘邦时是“上未之奇也”，可见在刚归附刘邦时，在萧何未引荐前，也没有得到重用，最多是治粟都尉（相当于现在军中的司务长，分管汉军的整个粮草是非常有实权的），但还是没能阻止韩信离去；后经萧何力荐与刘邦，经登台拜将后韩信才真正迈进中国历史的舞台；“世或以韩信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擒魏，取代，破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资治通鉴》 通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以看出韩信在项羽灭亡前夕，对汉王朝的建立和华夏的统一是功不可没的。  项羽灭亡前后刘邦对韩信的提防。刘邦作为“善将将”的一代帝王，对一个非故里人、亦非友人的韩信，授之与数万军队的指挥权，难道心里就十分的放心吗？况且在秦汉之际的战乱时期，诸多诸侯王非降汉即归楚，答案是否定的，刘邦对韩信的提防是有的，共计四次： 第一次 在公元前二零三年六月，“汉三年六月，汉王出成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耳军脩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史记·淮阴侯列传》，此事发生在公元前二零三年六月，公元前二零四年九月至十月韩信用奇计，背水一战，“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泜水上，禽赵王歇。”此后的后经过八个多月的时间，韩信既没有挥军东攻齐、北服燕，也没有亲率军支援困守在成皋的刘邦，而是在赵地进行了八个多月的休整，这作为一位三军统帅且身处困境的刘邦来说，是最不应该的，也是刘邦第一次认为韩信有不臣之心，而后“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此次刘邦只对韩信、张耳进行了表面的安抚，让韩信从左丞相升为相国（其实也仅只是个空头衔，当时的汉丞相为萧何），率领麾下军队攻打齐国。 第二次 在公元二零二年一月，“五年……驰入齐王壁，夺其军”在项羽自刎于乌江后，刘邦立即夺取韩信的军权，然则在以后的各种文献中，再也没有看到刘邦赋予韩信统帅全军的兵符了，而是让他去到齐国当诸侯王去，因为韩信作为能征善战的大将，其使命已经终结，让其继续掌握军权只能是对自己的将来的皇权构成强大的威胁，所以从汉王朝的安危的角度来考虑，必须夺取所有将军（即所有异姓王）的军权，使之就国，这才是自己将来能安稳登基为帝的先决条件。 第三次 在公元二零二年二月，“皇帝曰义帝无後。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此时笔者不禁要问，刘邦登基后，为什么将韩信徙为楚王？而不继续做齐王？我认为徙韩信为楚王，更有刘邦作为开国帝王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因为有以下三点：  其一，当时在垓下会战前夕，封韩信于齐国，其国土形式险要、富足广阔（《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由于萧何的功劳，刘邦也知道齐国在封给韩信在其治理下会日渐强盛（当时韩信的封地也很广阔，“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对初建立汉王朝将产生巨大大的威胁，一旦发生谋反叛乱很难加以控制，这也是具有战略眼光的韩信，当初要做“齐假王”的原因，所以刘邦宁可设郡于齐，也不会真心的封韩信做齐王的。 其二，基于上述考虑，刘邦为了安抚战功卓著的韩信，只有再一次另选其它的地方封王，从汉初的形势来看，刘邦的大本营在巴蜀、汉中、关中、渑洛之地，所以这几处也要予以排除分封的可能；河东魏地（今山西省）、河南韩郑地（今河南省中东部）毗邻关中、渑洛战略意义不亚于齐国，所以也要排除封国可能；辽东、燕代、吴越、长沙、黔中等地与外族接壤，一旦具有异心与少数民族相互联合，也必定是后患无穷，封国与韩信的地方必定是一个易攻难守、地窄人稀（无兵源可征）的地区，而此时可以考虑的只有楚地，这时的楚地不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之地，而是项羽时期的西楚之地（项羽自号西楚霸王），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江苏省长江以北、山东南部和安徽东北部地区，此地区皆为平原地区从战略上来讲是无险要地段据守的，况且此地多年遭受战争的创伤既无可征之兵，又无法与经济富足的关中、魏、赵、齐等地方相抗衡，即承灭楚封王之诺言，又将天下富足之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招可谓之滴水不漏、天衣无缝！  其三，从联合各路诸侯王灭项羽到成为皇帝，汉与之同时并存的诸侯王只是在战略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结成的政治军事联盟而已（类似于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刘邦都不具备对封王地区（齐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代王韩信、长沙王吴芮、燕王臧荼等所统治地区）行使行政权、财政权、司法权、人事权等，同为王何来服从之说？即便是成为皇帝，也只是天下共主而已（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周天子），若不承现灭楚之前的诺言齐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等人还会结起反刘邦的大旗，天下定会大乱，说不定自己也会身首异处，最好的结果只有以汉王朝中央政府的号召力，将其各个击破，事实上这条路线非常符合汉初的政治军事形势。 最后 ，在公元前二零一年初，用陈平计生擒韩信，押解京城长安，不使其就国，将其长期软禁在自己的脚下；可以看出此时的韩信彻底被刘邦制服，身边既无兵可调又无法就国称雄一方了，爵位连降两级至侯爵，此时的韩信只能是 “日夜怨望，居常鞅鞅”，作为一个战功卓著的功勋人物落至这下场可以看出韩信内心中是十分的沮丧的，对刘邦而言，他已经将韩信对自己的危险指数降到了最低点。  韩信是刘邦称帝建国后首要剪除对象。读者若对这件事存有疑虑，笔者可以从以下三点予以说明： 第一点，韩信为首的异姓王是刘邦称帝建国后最大的危险因素；当时汉王朝刚刚建立，由于韩信在刘邦最危难之时曾经要挟他（刚刚平定齐国，遣使与刘邦封“齐假王”），在分兵平定魏、赵、燕、齐等国时曾经有三次表现出不臣之心，作为反楚盟主的刘邦，始终是要对韩信怀有戒心的，且徙封韩信为王本身就不是出于刘邦己的本意；另外韩信善将兵，一旦联合梁、淮南、燕、长沙等异姓诸侯王举起反汉大旗，刘邦新建立的汉王朝就会顷刻间土崩瓦解。 第二点，太子年幼，主弱臣强，自己旧病易复发，首先应剪灭最容易谋反的韩信。刘邦建立汉王朝时年纪已经是五十三岁了，然而自己的太子刘盈年方九岁，是非常年幼的，自己曾经在战争中中箭时刻有旧伤复发的威胁，他也看到分封的异姓王始终是汉王朝最大的威胁，武涉、蒯彻虽然没能说服韩信背汉自立，但是不能保证没有人说服韩信举起反汉旗谋反；自己一旦归西，汉王朝将会是第二个秦朝了。  第三条，杀鸡儆猴，震慑其他诸侯王和汉王朝中央政府的功臣。在汉王朝刚刚建立的景象是，“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当时汉王朝刚刚建立，许多功臣是刘邦的同乡、好友，虽然刘邦“善将将”，在生擒韩信之前（汉王朝建立一年左右），许多功臣并未能合理的厚赏封爵，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诸多功臣、异姓王等心悦诚服地尊服刘邦，每个人都有可能听从蒯彻之类的辩士而谋反，只有先难而后易方式进行剪除这些功臣对初建汉王朝的威胁力，杀鸡儆猴而立帝王之威，才是驾驭群臣的最好办法。 由于韩信在刘邦最危难之时曾经要挟自己，刘邦一直将韩信当做自己灭除项羽的一把利剑而已，并未象萧何等人进入新建立汉王朝的中央政府决策层，刘邦始终是要对韩信怀有戒心的，况且分封异姓王本身就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意，废除不是出于本意分封的诸侯王，是刘邦维护新建立汉王朝的必由手段，所以徙封为楚王的韩信，在位期间无论是否有无谋反的动机、条件、证据，都将是刘邦最先提防、剪灭的对象。 自身个性的弱点，促使一代名将的陨落。读者不禁要问，与韩信同时代的萧何、张良、曹参、陈平等人为什么却能善终呢？我通过研究《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典籍，总结出韩信的本人自身个性的弱点，来分析造成韩信本人的悲惨下场的原因： 一是，刘邦所剪灭的诸侯王（韩信、彭越、英布三人），对刘邦的为人处事、驾驭群臣的权谋知之甚少。韩信从登坛拜将，徙封楚王，再到淮阴侯，直至被杀于长乐宫钟室，前后历时十余年时间，在读者看来十余年时间是非常漫长，但是韩信从公元前二零六年登坛拜将到二零一年六年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外独自领兵与他国作战，不在刘邦周围，不知道刘邦驾驭群臣的能力；自己贬为淮阴侯之后虽居住在长安，但是仍然不受刘邦经常召见，始终未象萧何等人进入刘邦为首的中央决策层。 二是，不善交际，与刘邦周围的权臣贵戚不和（或者是交往不深），以至于自己危难时刻无人为自己在刘邦面前辩护。笔者从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查阅后发现，当刘邦吕后等汉王朝最高统治者欲擒诛韩信时，无论是韩信曾经的部下、还是当时并称为“汉初三杰”其中的萧何、张良二人都并未发一言相救；另外，“六年…十二月，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202年末，“左右争欲击之”，虽然刘邦的“左右”（应理解为刘邦的将领，诸如樊哙、周勃、夏侯婴等人）有建功进爵的思想，但是仍可以洞察出，刘邦的“左右”没有与韩信交往甚深的人，更没有为其伸言的人，甚至说韩信是刘邦的“左右”得而诛之而后快的人；可见韩信与刘邦周围的权臣贵戚关系处的并不融洽，是个不善交际的人。  三是，恃功恋权，要挟刘邦。汉四年…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於荥阳，…汉王大怒，骂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徵其兵击楚。韩信受命平定齐国后，看见自己的部下（张耳、樊哙、夏侯婴等人）都封王封侯，而自己却挂着大将、相国的空衔，荫及自己子孙的封地（指爵位的封号，如王、公、侯等）却一寸没有，或许韩信借平定齐国后的时期，提醒刘邦应当对韩信裂土封国，但是此时却不是最佳时机，事与愿违，此事进一步让刘邦认为自己具有不臣之心了，也是刘邦、吕后诛灭韩信最主要的导火索。 笔者在前面讲由于韩信自身原因的限制，他做走的要挟刘邦封己于齐的险棋，无疑给自己走向鬼门关买上了门票；又因为自己在汉王朝的中央政府内没有知己，没能与贵戚权臣攀上亲密的关系等自身个性弱点，致使自己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悲夫？！ 本文特约作者 李宏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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