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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他们获得博士学位，是一个漫长考评的结束，如今却迎来了一个更复杂、更残酷的考评。一旦开始，个人就很难选择退出，那些公开宣布自己不再参与评选教授，只愿意好好当一个讲师或副教授的人，会被整个系统视为异类，最终，会想做一个普通讲师而不得。 这两天，一篇《某校青年教师：简直没法干事了》的文章，引起了很多高校教师的共鸣。一位刚刚回国的工科海归博士，应该是“某高校”的重点引进人才，他申请了一笔国际合作经费，邀请他在国外大学的导师来“某高校”访问。接下来，围绕这笔钱的使用，是长达35项的吐槽。最终，在老江湖的指点下，终于办妥，但是这些繁琐的程序和折磨，已让这位海归博士抱怨：简直没法干事了。  这位海归博士虽然已经懂得为自己和单位“匿名”，但毕竟还是单纯，他吐槽的内容，对国内高校教师来说，其实就是日常生活。2013年3月，青年学者张晖去世，在学术界产生很大震荡，尤其是他清贫的生活与社科院这样高大上东家的反差，让人为中国青年学者的生存状况忧心。学者施爱东与杨早在一次采访中感叹：“现有体制下学问不是贫家子弟能做的。”这篇三年前访谈的长文，经过“学术中国”公号的再传播，又一次引发强烈关注。 如果张晖还在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他肯定能申请到一些课题。他的大量时间，或许将耗费在这些课题经费的报账中。最近几年，中国高校教师似乎并不缺钱，国家科研经费井喷，对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来说，随便报一个正能量的课题，中标的可能性，比在街上勾兑女青年的成功率还要高。我认识的几位青年教师，刚参加工作那一阵子可能还有一点窘迫，但是，他们很快就能走向“正规”。科研经费向他们招手，只要不是太清高，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怎么能够合规地花掉这笔钱。有一位朋友，不小心中了一个国家级课题，虽然是文科，也有十几万。在他申请的时候，对科研经费的管理还没这么严格，最初那段日子，生活确实宽裕不少。但是，一年之后，政策变了，每一笔钱都需要发票才能报销，对发票的审查也非常严格，这让他非常狼狈。他不得不向我求助，有一段时间，我购书的发票都要为他留着，但是这种帮助，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他是一个自由散漫人士，不想为报销经费操心，最后甚至做好了退钱的准备。  像张晖那样专注于研究的学者，对这些报账程序不会太适应。所以，“在现有体制下”，他可能还会受穷。对广大青椒（青年教师）来说，要改变自己清贫的生活，其实并不缺乏路径。学会申请课题，学会报账，距离致富也就成功了一半。听说在有的大学，有专门的“太太群”，大量副教授和一小部分教授的太太，会集中探讨报账的技巧。再严格的审核，对中国人来说，似乎都不是问题，本文开头的那位海归，最后也是在一位“老江湖”的指导下，完成了手续。 副教授是比较尴尬的阶段，他们还年轻，刚刚取得带硕士的资格，还没有与学生一起战斗的经验。真正的老江湖，不用自己出手，很多教授，会把这些搜集、整理发票的工作交给学生，当然，很多课题本身也是学生参与做的。这是一个“致富”的共同体，因此，并不是工科教授的学生才喊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文科生，也有为老板打工的经历。熟悉报销流程，整理发票，这些都是分内之事。一个成功的教授，是不惮于多接几个项目，多带几个学生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不再是穷人家的孩子不能做学问，而是不会报账的青椒，很难做学问。对科研经费的使用进行审查和审计，似乎无可厚非，谁不痛恨那些中饱私囊的人呢。但是，中国的很多问题，都会有“层层加码”的习惯，教育部和财政部的“严加管理”，经过文件的长途旅行，到一个地方高校，就会严格到完全变形的地步。这种程序的严密，并不能真正杜绝虚报的可能，那些喜欢钻空子的人，不但可以继续钻，甚至会因为难度加大而获得某种快感。而那些像张晖那样真正沉迷于学术的青年学者，将会因此疲惫不堪。世间有没有既懂得报账的学问，又能做好学问的人？可能少之又少。  这种繁琐的报账程序与晋级机制一起，构成一个复杂的考评体系。这种考评体系对那些想献身于学术事业的青年来说，是一个新的教育系统。他们获得博士学位，是一个漫长考评的结束，如今却迎来了一个更复杂、更残酷的考评。一旦开始，个人就很难选择退出，那些公开宣布自己不再参与评选教授，只愿意好好当一个讲师或副教授的人，会被整个系统视为异类，最终，会想做一个普通讲师而不得。有的学校，甚至在制度上惩罚这些“不求上进”的人，到了一定年龄不评教授，还会有被解聘的风险。 某种程度上，这个考评体系仍然是一种“应试教育”。如果说备受抨击的应试教育会扼杀学生的创力力，只能培养出一些乖孩子，那么，这个针对教师的“应试教育”，最后的结果又会怎样？最近几年，在这种政策的刺激下，我们的论文产出能力大大增强了（那么多课题，都要求发表论文），但是，中国的科研水平是否真的有那么大提升？或许理工科要好一些，就我比较了解的几个人文学科来说，并没有看到学术的创造力有任何增强。这样的考评体制，要求每一个结题，都要出成果，对那些要寂寞读十年书，才能在一个领域内小有建树的学科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 曾经去拜访一位著名的哲学教授，因为他的研究与新兴的VR技术有关（其实，他更关注的是VR技术普及后的伦理问题），很多科研项目找上门来。他拒绝了一个上百万的项目，因为这个项目的报账要求，他必须有一个团队，他又不愿意为了获得经费而虚构一个团队出来。相比之下，他更愿意接受企业提供的研究资金，双方签订一个合作协议，资金完全可以自己支配。这位教授目前还住在学校提供的房子里，自己无车无房，有时候还会睡在实验室里——他是我见过的最纯粹的一个教授，一个为研究而疯狂的人。在我看来，这就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不用关心贫富，也不用关心成果，而是醉心于自己真正的兴趣。  资料图：描写校园生活的电影《死亡诗社》剧照但是，对广大的青年教师来说，他的经验没有参考价值。如果想达到这种状态，就必须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教授，而通往这个目的的道路是如此漫长，足以抹杀一切稀奇古怪的想法。等到从青椒熬成大教授，大多数人，早就忘了年少时的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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