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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初年，可谓多事之秋。按说从庆历三年（1043）十月开始的“新政”，如能坚持下去，至少可以在宋朝立国八十来年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发挥关乎王朝走向的积极作用。可惜连皇帝老子也不得不向保守势力妥协，而于庆历四年六月将主持改革的范仲淹调离中央去应对西北边防的吃紧局面，转年正月，正式罢去范仲淹的参知政事（副宰相）职务，并罢去改革派富弼、韩琦的枢密院副使（分管军政的副长官）职务。这样，“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不仅如此，文坛领袖欧阳修也被视作范仲淹的同党于庆历五年贬为滁州“太守”，他在庆历六年写下了有名的《醉翁亭记》。也是在这一年，范仲淹写下了《岳阳楼记》。还有一位，即跟随欧阳修进行诗文革新的苏舜钦，因为一向主张改革弊政，支持范仲淹，受到权贵诬陷，在庆历四年遭遇免官，尔后写下了《沧浪亭记》。 这位苏舜钦，如后来欧阳修为他写的那篇《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里所说的：“位虽卑，数上疏论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难言。”《宋史·杜衍传》里也提到他“议论稍侵权贵”，被排挤是必然的。 可以想见，二十七岁就中进士的苏舜钦被免官后的心境。大概就在他写《沧浪亭记》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了一首五律《沧浪亭》：“一径抱幽山，居然城市间。高轩面曲水，修竹慰愁颜。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吾甘老此境，无暇事机关。”两相对照，可看出他决心隐居苏州，终老此身。看似超脱，实有心中块垒。 但不管怎么说，他心静如水，能在困境中“扁舟南游，旅于吴中（指苏州），始僦（音就，租赁）舍以处”，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这就是他在《沧浪亭记》一开头所记下的。只是住所狭小，闷热难当，一时间“思得高爽（高朗清爽）虚辟（空虚开阔）之地，以舒所怀（郁闷之情），不可得也。”这与贬为滁州知州（汉时称太守）的欧阳修，以及虽遭贬谪却仍担负地方要职的范仲淹不一样，他得靠自己创造一个寄情山水的安身之处。 也是一种机缘，他在文章中写道：“一日过郡学（苏州的官立学堂），东顾草树郁然，崇阜（高山）广水（阔水），不类乎城中。并水（沿水）得微径（小路）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一寻为古之八尺），三向皆水也。……予爱而徘徊，遂以钱四万得之，构亭北碕（音奇，曲岸），号沧浪焉。” 他所描写的沧浪亭之美是这样的：“前竹后水，水之阳（水之北称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榦（音干，小竹），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宜。”看来，清澈的流水、翠绿的竹林，一经山光亭影融于风月之中，真是美不可言。此时的苏舜钦，那颗郁闷的心终于得到了大自然抚慰。 于是，就像文章所记，他时常“榜（驾）小舟，幅巾（闲散而不著冠）以往，至则洒然（无拘无束）忘其归，觞（饮酒）而浩歌（高歌），踞（蹲坐）而仰啸，野老不至，鸟鱼共乐。”他在这种物我两忘的境界里，体悟到“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事理彰明）；返思向之汩汩（音古，急迫状）荣辱之场，日于锱铢（卑微小事）利害相摩嘎（摩擦碰撞），隔此真趣（指寄情山水），不亦鄙（可鄙）哉！” 正是这种体悟，他才能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惟仕宦溺人（使人沉迷）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指沉迷官宦）而至于死者，多矣；……尚未能忘其所寓（指寄情沧浪亭），自用是以为胜焉（用以克制自己）。”用今天的观点，似嫌消极，但只要放在庆历初年保守派是如何扼杀改革的历史条件下，这便是非常清醒的批判了。 难怪苏舜钦把建好的亭子“号沧浪”了。是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愿苏君魂归“沧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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