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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一位姓刘乳母，也常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荣华尽头是悲哀的意思，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所以，13岁的李叔同就能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的诗句，佛意十足。用佛学的眼光看，他已经具备通达佛门的“根器”和法缘了。 和他相对照的是，鲁迅的童年也有类似的经历，他曾经拜过一个和尚为师，并取法名为“长庚”。不过，他接触到的是佛经中的因果报应，那些“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所以还当过骑马招魂的“义勇鬼”。而老祖母和长妈妈给他讲的故事中，也多太平军等排满的故事。 此外，母亲以及他的日籍妻子也是心头之痛。李叔同奉母至孝，却对母亲有强烈的负罪感。母亲24岁守寡，44岁早逝，用屈辱、痛苦的小妾生活换来了他的快乐童年。李叔同由此对一夫多妻没有好感，他的原配夫人是芥园大街俞家茶庄的小姐，结婚的时候，他18岁，整个婚姻由母亲包办。而在日本期间，他又娶了个日籍女人，这个妻子，他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好事者附会的名字有千叶子、福基、薰子等等。 因此，他难以面对九泉之下的母亲，也同样难以面对异国他乡的弱女子。道德感强烈的李叔同，默默忍受着自责带来的痛苦，最终，他出家为僧，一了百了，“岂为阿女恋尘世，真爱合当断情痴”，正是古代士人们的惯常法门。
所以，遁世说和幻灭说的某些方面是合理的。不过，他的遁世，是为了化解自身内心的道德煎熬，他的幻灭，是对王后将相方面事功的幻灭。但他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也没有对一切说空。他依旧关注自己的儿子的成长，也终身不敢忘记母亲的养育，而当国难当头的时候，佛门高僧发狮子吼，誓以佛门残躯“殉教”救国。 不过，尽管他从儒家的教条出发出了家，当身处佛门的时候，他还是成了真正的佛教徒。谭嗣同说：“佛教精微者极精微，诞谬者极诞谬。”上至慈禧太后、恭亲王，下至深山贫妇、市井贩夫，用佛教来超度亡灵，祈福避祸、生子发财时，大智大慧如弘一法师，看到就是佛学的精深义理。正如章太炎一句话“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 除了佛教精深的义理，弘一法师对戒律也很有兴趣，他选择的是戒律最严的律宗。之所以这样，或许是他内心的结依旧不能完全释然。母亲，异国妻子，还有家国之事，都难让人心安。 他的守戒，让人瞠目。以不杀生为例，他对生命的重视达到了精微的程度。据丰子恺回忆，请弘一法师到自己家小坐的时候。法师每次在藤椅上坐下时，都要把椅子摇一摇。屡次三番，丰子恺忍不住问，大师会答：“椅子藤条间，或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要把它们压死。先摇一摇，以便走避。” 修行期间，穿粗布衣衫，一日两餐，不吃菜心、冬笋、香菇，因为这些菜蔬价格比其他的贵。夏丏尊曾赠送一个进口白金水晶眼镜，他转送泉州开元寺，变卖折大洋五百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 纵观弘一法师的出家，首先是在儒学的指引下，开始寻求隐逸的生活，而后，佛教拓展了儒学资源中的隐逸方式，让他过着一种完全苦头陀的修行生活，苦其心志，而修其精神。幻灭，挫折，失意，都是幻像。 李叔同出家拒见妻子 妻子跪求相见无果 三十七岁时，李叔同与佛结缘，思索良久，最终决定出家。他将自己多年来视若珍宝的书籍、字画、折扇、金表都赠送给了友人，就连衣服也一件不留。同事、朋友纷纷相劝，他都丝毫不为所动，携带了几件布衣和日常用品就头也不回地去了杭州虎跑寺。 去了之后，他立即换上僧人的衣服，屋子自己动手打扫，支个木板就当床，别人想帮忙，他一律不许。而且只吃素食，就连白菜里加点香菇，他都不会动一下筷子。 为了避免家人阻挠，他事先甚至没有跟妻子沟通。直到他进了寺院，妻子才得知消息，到寺院寻找。可是，无论妻子在房门口如何苦苦哀求，他都避而不见，妻子索性跪在那里不走。见此情景，连同去的人都忍不住落泪，李叔同却只是托人捎了一句：“当作我患虎疫死，不必再念。” 虽然已经出家，但家人并没有忘记他，还是偶尔会写家书来。每逢收到家书，别人都拆开细看，唏嘘不已，李叔同却一眼也不看，托人在信封后面写：“该人业已他往，均原封退还。”别人觉得很奇怪，家书看一下又没事，只要不回就是了，为什么非得退还呢?李叔同答：“既然出家，就当自己死了。如果拆阅，见家中有喜庆事，定会开心，若有不祥事，易引挂怀，还是退了好。” 为了避免亲人朋友打扰，他的禅房上贴着四个字：“虽存若殁”，将所有探访的脚步阻止在门外，真是绝情到极致。 丰子恺说，李叔同是一个“做什么像什么”的人，无论诗词音乐，还是绘画戏剧，他样样认真到极致，就连出家，他也比别人做得决绝、彻底。或许，正是因为做什么事都如此专心，断绝其他念头，他才能成为令人景仰的弘一法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相关阅读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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