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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诚然，是带有主观情绪的东西的。 春秋时期，好多史册消失了，独有孔子加注自己政治主张的《春秋》留了下来。在董忡舒时代之后，儒家在文化领域影响近一步扩大。后人说，封建时期的历史是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形成的，不读也罢。其实，还是有几个了不起的人物，透过他们可以看道一丝历史的另外可能。 孔子说，后人赞扬他，会因为《春秋》，后人怪罪他，也会因为《春秋》.。 鲁国官员说，孔子不是史官，乱改鲁国史册，不合乎礼，如果天下人人效仿它，好多事情就永远说不清楚了。 孔子说，只要是人做出来的，是可以说清楚的，只要根据人的仁德礼仪。 现在看来，把人德礼仪换成人性利益与时代背景更妥。历史上除了孔丘之外有这样几个人这样做了。 第一个人，左丘明，做《左传》、《国语》的确是对孔子《春秋》的极大补充与包装。但是也不完全是按孔丘的意思。他的聪明在于，给后人留下了一丝暗示，一丝天机。在他编的书籍中常常有“子曰”之类的字眼，让人在领悟孔子思想的同时感觉到孔子个人看法对历史可能造成的干扰。它给后人暗示了一种思路，而且老年眼睛莫名瞎了后所编的《国语》也较《左传》有所补充暗示。 第二个人，吕不韦，在战国晚年，秦王嬴政准备统一六国之际，他为文化界做了件大事。秦始皇统一后，是进行了文化、经济诸多领域的统一。但是并没有毁坏诸子百家，因为吕不韦号召诸子百家做了一部旷世典籍《吕氏春秋》。.从这一件事情上看，秦始皇对文化并无毁坏。在吕不韦的组织下，诸子百家所写的《吕氏春秋》为后人提供了更多视角，不再是一个人的政治观点。 第三个人，司马迁，西汉时期史学家，他的《史记》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千古奇书。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史记》虽然受儒家影响甚大，但是不代表没有他个人的考证。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述了一些来自民间的传说，还有一些当时不被官方认可的书籍，例如《山海经》司马迁说，我不敢言，这样至少给后人提供了一种佐证，这种书籍是存在的。 第四个人，刘歆，西汉末年的人物，他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绝对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自由喜欢考究古学，幼年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读当时认为最早的《春秋》《尚书》.。刘歆长大后读了好多其他书籍，而且一生的时间都用来考校古籍，是个单纯的学问家。他的《三统历谱》《七略》包括诸多领域的成就都勘称大家。《山海经》在他的努力下正式面世，对之前的史学记载第一次去掉了“子曰”的东西，让史学典籍开始去个人影响化，为后人的别样读史提供了可能。 第五个人，班固，东汉时期史学家，也是一生研究史学的大家。他的《汉书》、《白虎通义》是后人引经据典、寻找论据的书籍，可见其权威性。《后汉书》突破《史记》受《尚书》的年代限制，把历史推向三皇五帝时代，第一次让人们正视儒家系统的黄帝并非最早人文始祖。班固的这一学术考究对后人考究上古文化提供了学术支持。 第六个人，司马光，北宋史学家（就是砸缸的那个），虽说宋朝之后无法谈史学，可司马光不一样。司马光时间早于心学、理学的兴起，司马光，山西人，是一个反对王安石（当时宰相）一气之下拍屁股走人去写史书，可见是有气节的人物。十几年时间编撰一部史学典籍《资治通鉴》。其实在《资治通鉴》之外《稽古录》文化价值更大，这是一部考究先秦上古的书籍，多被后人当权威参考。 第七个人，乾隆，这个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二十五史》。虽然后人对清朝的史学整理不太看好，可终归是有贡献的。 读书，要读根源上的书籍，在中国上古文化的考究、历史的研究上，这几个人的书籍是可以作为领路人与现行者而参考的。 孔子说：“只要是人做出来的，是可以说清楚的”。古人诚不我欺也！ 孔子本谦虚，奈何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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