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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 梁骏逸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生于斯塔吉拉，十七岁时进入柏拉图的学园，在那里待了二十年。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后，他旅行到梅西阿的阿索斯，从那里又到米提棱奈，据说他回雅典开办过修辞学学校。公元前342年菲力普任命他来教他那后来称为大王的儿子亚历山大。七年以后他回到雅典，在题献给吕克昂太阳神阿波罗的体育馆建立一所学校，从而这个学校在历史上以吕克昂得名。因为亚里士多德有在散步时进行教学的习惯，他的学派又称为逍遥学派。他用演讲和对话教授学生。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突然逝世，亚里士多德在雅典被反马其顿党恐高有渎圣罪，被迫逃往攸波阿，于公元前322年死在那里。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有高尚品质的人，他的个性体现了他在伦理学体系中所教诲的节制与和谐的希腊思想。他极爱真理，判断准确、不偏不倚而且尖锐。他精通论辩学，探究入微，博览群书，观察缜密，是一个专家。他文笔的风格有如他的思维，清晰、科学、平易，没有雕琢和空洞的幻想，乃至有点枯燥。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很少感到他自己品格的锋芒，只有在罕见的场合他表现他的感情。在这些方面，他不想他的著名老师柏拉图。精读他的著作时，我们似乎是位于一个冷静而无个性的理性面前。但是，他是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一个博学的天才。他对许多论题写有著作：逻辑学、修辞学、诗学、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意见，在物质方面的永恒的运动，逻辑上以永恒的不动的推动者，即促成运动而本身不动的东西为前提。如果它本身运动，那么，它就得被别的某种运动着的东西所推动，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这仍然没有说明运动。运动必然开始于某处，而不为运动着的某种东西所引起。因此，有一个永恒的不动的推动者，它是自然中所以有一切充满活力的力量的决定性根据。这第一原因既然不动，它必然是没有物质的形式，纯粹形式，绝对精神；因为有物质，就有运动和变化。 亚里士多德通过他的模仿学说解释音乐如何影响行为。他写道，音乐模仿情感或灵魂的状态，如温和、愤怒、勇敢、克制和它们相反的方面。模仿某种感情的音乐就会引起听众的同样的感情。习惯于听引起卑劣感情的音乐就会扭曲一个人的性格。总之，那种不好的音乐会造成那种不好的人，而好的音乐则会造成好人。 柏拉图认为音乐的常规一旦确立，就不能更改，因为艺术和教育中的无秩序不可避免地导致行为上的放纵和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篇》对柏拉图关于特殊节奏和调式的限制放松了一些。他主张，音乐除了为教育服务外，还可以用来娱乐和智力享受。他也认为，像可怜和恐惧这样一些情绪，可以通过劝导人们接近音乐和戏剧而加以消除。 “模仿”(mimesis)一词大概源于古希腊时期宗教祭祀、典礼的礼仪活动。公元前五世纪，这一术语应用到哲学和艺术领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艺术是“模仿”，但二人的“模仿说”却有很大不同。 柏拉图的“模仿说”主要集中在《理想国》第十卷。他认为这现实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神创造的，是真实世界。现实世界是模仿理念世界而来，是理念世界的“影子”。而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因此认为模仿的艺术是不真实的，而且还会“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继承了柏拉图的“模仿说”，但更多的是对柏拉图的批判。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集中体现在《诗学》中，他认为艺术是对于实物的模仿，但因模仿的对象、媒介、方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种类的艺术。他还认为模仿是人的本性，模仿的艺术不仅可以给人们带来快感，还可以帮助人们“求知”。 1.模仿的对象 柏拉图认为，艺术家模仿的是现实世界可感的实物，而现实中的实物并不是本质，不是真理，这些实物是理念世界的复制品。柏拉图将理念世界中的概念称为理式，每种物体都有一个理式，而且这个理式是唯一的。他认为，理式“先于现实世界、高于现实世界，是世界的本原，先有理式然后才有个别的具体事物”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用“床”的例子阐释了艺术、实物以及理念世界三者的关系。他认为，床有三种：“神制造的”、“自然中本有的”、“画家制造的。”同样，制作者也有三种：创造理式的床的神，制作床的形的木匠，以及模仿床的形的画家。神根据自己的意志，制作了床的理式，那个就是床的真实体。木匠根据这个理式，用一定的材料做成具有一定形状的床。而画家再根据木匠做出来的床的形，画出不同的床。这三种床只有床的理式—床之所以为床的规律—是永恒不变的，一切床都依照它而成，包括木匠做的床和画家画的床。木匠的床是这种理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而画家的作品是木匠的床的反映，是反映的反应，模仿的模仿，与真理隔着两层。画家仅仅是个模仿者，他们虽然能把人物画得很像，却对所模仿的知识却一无所知。诗人也如此，虽然可以把事情描述得很逼真，却对所描述的事件并不清楚。比如，荷马很擅长写战争，但他却没有亲自“指挥或参谋”过哪一场战争。艺术所模仿的只是“影子”，因此艺术是“影子的影子”。不仅如此，艺术模仿的东西还是丑陋的，是“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是应该禁止的。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艺术主要指诗和音乐。他也认为艺术是模仿，“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一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模仿。”但是他并不像柏拉图那样认为艺术是虚假的，和现实世界“隔着两层”。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真实的，艺术所模仿的不是现实世界的外形，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本质和规律。关于诗的真实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九章做了详细阐述：“诗人的指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由此可见，诗模仿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事物，不是偶然性的现象，诗要能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个别事物中显现必然性。至于模仿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模仿的是“在行动中的人，而这种人有必然是好人或坏人一只有这种人才具有性格，他们所模仿的人物不是比一般人好，就是比一般人坏”这点与柏拉图的诗模仿“人性中的低劣的部分”的观点也不一样。 2. 艺术才能的来源 艺术模仿自然的发展过程，而上帝是一切自然界运动的原动力，包括艺术创造。柏拉图认为模仿的诗人对所模仿的事物一无所知，本身也不具备什么艺术才能，而是要靠神来给予启示和“灵感”。在《伊安篇》中，他用磁石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附着。”因此，诗歌的最终创作者并不是诗人，而是神，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当然这些由神创造的诗是应该推崇的高尚的诗，如酒神诗、颂神诗、合唱诗、史诗等，并不是所谓的通过模仿“影子”、迎合非理性的东西。有了神的依附，再愚蠢、平庸的诗人也能“唱出美妙的诗歌”。在这里，柏拉图把一切功劳都归功于神，贬低人的力量。 相反，亚里士多德则很重视人的智慧与能量。他认为模仿是人的本性，人与禽兽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善于模仿。他在《诗学》第四章中提到，“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模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由临时口占而作出了诗歌”。由此看来，创作诗歌的才能来自于人本身，而且这种才能是天生的。模仿也不像柏拉图说的那样都是低劣的，而是有高尚的也有低劣的。“比较严肃的人模仿高尚的行动，即高尚的人的行动，比较轻浮的人则模仿下劣的人的行动”。尽管有些作品是模仿低劣的行动，如喜剧，但它同样能给人带来快感，“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 3. 艺术的功用 柏拉图认为艺术不仅不能反映真实，还会欺骗人，使人远离真实，阻碍人们对真实的认识。如，他在《理想国》中说：“我们必须考虑这些争辩着是否碰上了魔术般的模仿者，受到他们的欺骗”。柏拉图对模仿本身也是鄙视的，“模仿术是卑贱的父母生出来的卑贱的孩子”。诗歌能激起人性中的低劣部分，因此应该驱逐出境，“他会把灵魂的低劣成分激发、培育起来，而灵魂低劣成分的强化会导致理性部分的毁灭，就好比把一个城邦交给坏人，就会颠覆城邦，危害城邦里的好人”。这里的“人性中的低劣部分”是指诸如爱情、愤怒、悲伤等纯粹的感情，柏拉图认为这些感情是毒药，应该控制，而诗歌却偏偏助长它。“当我们必须让这些情感枯萎死亡的时候，诗歌却在给它们浇水施肥，诗歌却让感情统治了我们”。由此可见，柏拉图是推崇理性，反对情感的。情感会让人生活得更糟糕，甚至会腐蚀人、毁灭人。而诗歌则是激起人罪恶的情感的导火线，因此必须禁止。但是，柏拉图却没有否定所有的艺术，而留住了他认为是高尚的艺术，“只有歌颂神明和赞扬好人的颂歌才被允许进入我们的城邦”。 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不仅不应该受到谴责，反而应该发扬光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 (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仿而来的)”。模仿不仅能让人获得知识，还能让人感到快感。有些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会让人痛苦，但却也能让人快乐，其原因在于求知。求知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哲学家如此，一般人也如此，只是一般人求知的能力比较薄弱罢了。“我们看见那些图像所以感到快感，就因为我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悲剧在观看时让人感到痛楚，但是人的情绪却可以由此得到放纵，“也就可以得到减轻、缓和或解除”。另外，艺术还能让人的情感得到宣泄以达到平衡，让灵魂得到“净化”。艺术中的音乐可以营造让人愉悦的气氛，让疲惫的人获得必要的休息，让苦闷的人忘却痛楚。悲剧能够“陶冶情操，使人对喜怒哀乐形成正确的感应”。“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亚里士多德并不像柏拉图那样反对一切情感，而是认为健康的、平衡的情感对人的心理健康是有益的，而艺术刚好就是平衡情感的催化剂。 4.对艺术的态度 柏拉图认为文艺应为贵族统治阶级服务，反对现实主义，否定文艺的真实性，其“模仿说”带有一定政治色彩。他认为艺术只是对虚假的现实的模仿，它无法超越理念世界而得到其中的真实与那种纯粹的美。他甚至认为那些模仿的艺术都是低劣的，会毁掉人的理性，甚至毁灭一个城邦，因此应该将其赶出自己的城邦，而只保留一些“歌颂神灵或好人的颂歌”。诗人也应该被驱逐出去，因为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像”。 而亚里土多德承认艺术反映现实，具有高度真实性，并且认为艺术可以高于现实。与柏拉图截然相反的是，亚里士多德对艺术持肯定态度，认为艺术可以“教育”人，“净化”人的心灵。“净化”指通过艺术，让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因而恢复和保持心理的健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音乐应该学习，同时为着几个目的，那就是教育，净化”。此处指宗教的音乐可以净化过度的热情和“受其他情绪影响的人”。而《诗学》中提到悲剧可以爱怜和恐惧两种情绪。另外，艺术还可以激发人求知，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益的，因此应该加以发扬。 尽管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师徒关系，两人的思想却有很大差异，尤其是“模仿说”。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它与真理—神所创造的理式—隔着两层；艺术创作需要依靠神的启示和“灵感”；艺术毁灭人性甚至一个国家，应该禁止。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艺术是真实的，模仿的是现实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艺术创作是人的本能；艺术能让人获得快感；艺术应发扬光大。可以说，柏拉图对人通过模仿形成的艺术持否定态度，将一切归因于神的创作，而亚里士多德对艺术持肯定态度，更重视人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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