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整个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柏拉图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贤”。  柏拉图年轻时喜爱诗歌，并且爱好古希腊悲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他能倒背如流《荷马史诗》中的一些篇章，他还创作了不少诗歌作品，文辞华美，富于韵律。 比如他创作的《乡间的音乐》这首诗：
这首诗只有寥寥数语，却在不经意间，用最轻松柔和的方式传达了音乐恒久不变的魅力，诗情、画意和琴声在静谧的乡间美景中完美融合。 在《大希庇阿斯篇》里，通过借用老师苏格拉底的名义，柏拉图探讨了“什么是美”。他说道：“美的人体，所有的装饰用品，图画和造型艺术都能使我们开心，只要我们看见他们，而他们又以美的形象出现。此外，优美的音响，以及作为整体的音乐，还有论谈和充满想象的故事，这些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可见，柏拉图是有着强烈文艺情结的，对于美学有着独特和深刻的见解。  2然而，当以哲学作为其终生事业后，就他将自己写的诗歌全部烧毁，并且极力贬低文艺的作用，比如他认为“诗歌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等等。 他的思想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转变呢？ 首先，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起。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是古代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代”，这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繁荣时期，也是古代希腊城邦制度的全盛时期。柏拉图的理想是建立以“正义”为核心的贵族当政的城邦国家，他的文艺思想就服务于这一政治目的。 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柏拉图将城邦成员划分为三个等级：生产阶层、护卫阶层和统治阶层。只擅长生产技艺的人，就应该去从事生产，这是等级最低的阶层；擅长作战技艺的武士，就应该去守卫城邦，这是层次较高的阶层；而最高的阶层，就是道德、智慧、能力都非常出色的人，他们是城邦的统治者。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他提倡贵族政治，反对民主制度，因此，他必然会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 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理性、意志、欲望三个部分组成，其中，理性居于最高地位，其次是意志，最低是欲望。只有充满理智的人才是“理想国”里理想的统治阶级，因此，统治者应该由最理性的哲学家来担任。他说：“国王应是哲学家，或应该让哲学家做国王。” 从政治的角度，柏拉图推崇哲学，鄙视艺术，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在对待文艺的看法上，柏拉图否定了文艺的认知功能，他是把艺术仅仅看成一种摹仿。在《国家篇》中，他做了一个精妙的比喻。他说，世界中有三种床：第一种床是自然中本来就有的，是“神”造的，是理念上的，是床的真实体；第二种床是现实中个别的床，是由木匠按照第一种床的理念打造的，是对理念的床的摹仿；第三种床是艺术中个别的床，是由画家按照现实中个别的床打造的，是对现实中个别床的摹仿。 柏拉图认为，第三种床，即艺术中的床，相对于第一种床，即理念的床来说，是“摹仿的摹仿” , 同自然中本有的床“隔着三层”。在他看来，艺术是由摹仿现实世界而来的，艺术只能摹仿现实世界的外形，不能摹仿现实世界的本质，只能是感性形式下对物质世界的摹仿。所以，柏拉图说：“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象，并不曾抓住真理。”艺术不可能向人们提供有关理念世界的真知识，因此，艺术也就达不到真理的层次。  在对待音乐和文学两种艺术上，柏拉图都有着鲜明的态度。 柏拉图比较重视音乐对陶冶情操作用，他认为好的音乐可以是人变得“高尚优雅”，这点和孔子比较相似。但是，他对音乐的标准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他认为音乐作品应该让人具备勇敢、节制、讲究礼仪等良好品质，在这个基础上，他选择保留了富于战斗意味的多利克式和富有节制的弗莱吉亚式音乐，因为“这两种乐调，一种表现勇敢，一种表现聪慧”。 如果说对待音乐的态度上，柏拉图还有所保留，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他就十分苛刻了。比如他说，悲剧满足人的哀怜癖，让人从同情旁人的痛苦中得到快感，人们在剧院里观看了作品后，在剧场里放声痛哭，任由自己的情感肆无忌惮地奔涌，就像一个女子一样软弱；喜剧则迎合人类“本性中诙谐的欲念”，使人丧失羞耻感。 他说：“诗人的创作是真实性很低的，因为像画家一样，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他认为，诗歌不能给人们实际的技能和知识，诗歌的创作应该符合法律的标准，如果不符合，那么真正的立法者，他应当说服诗人，如果说服不了，就应当强迫诗人。 他不但对诗歌的内容有严格规定，甚至对诗人的身份也有严格规定：“让诗人去赞礼那些胜利者——但不是任何诗人，而是首先超过了五十岁以上的年纪的诗人，是在城邦中完成过崇高业绩的诗人，其他的人则没有这个自由。”  3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柏拉图的文艺观富于理性主义气息。 柏拉图将理性视作人的最高品质。他认为，公民的最好的品质是智慧，而真正的智慧就是用理性去获得那种能实体知识，而不是由感官经验而来的不可靠的东西。 柏拉图认为对永恒实体知识的热爱，关注每个东西的存在本身，才是真正的“爱智者”，才是一个人应该去做的事情。他在《理想国》中说：“一个真正专心致志于真实存在的人是的确无暇关注琐碎人事，他的注意力永远放在永恒不变的事物上。” 这种永恒只能靠人的理性来获得，因为人的感性都是暂时的、不可靠的，所以柏拉图把感性当作敌人。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脱离了理性生活，是十分危险的，即使走对了也是偶然的。他说：“那些脱离了理性而有某种正确意见的人，和瞎子走对了路有什么不同吗?” 柏拉图认为人一旦脱离理性而被激情控制，生活就会铺张无度，他说：“我认为在一个 人的心灵被一个主宰激情完全控制了之后，他的生活便是铺张浪费，纵情酒色，放荡不羁。” 柏拉图坚决反对感性的情感，而文艺恰好就是要用情感来控制人。 在这个理论指引下，柏拉图进一步得出了一个结论：诗歌和一切艺术对人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国家篇》中说：“诗人既然要讨好群众，显然就不会费心思摹仿人性中理性的部分。”在他看来，一切艺术都是一味满足人们的情感欲望，使人失去理性。 他说：“我们倒是可以问一问荷马，有哪一个城邦是因为你而治理好了的吗？有过什么战争是在他指挥或策划下打胜了的吗?”他认为，人不能只沉醉在那些带来感官愉悦的艺术作品中，“爱智慧”才是一个人的追求。为了追求智慧，为了心中的“理想国”，柏拉图不得不极力贬低文艺的作用，并对文艺作品痛下杀手。但是，他自己并非不知道文艺的魅力所在。  4可以看出，从理性出发追求永恒不变的普遍知识，是柏拉图衡量评价所有事物和现象的出发点。文艺天生就是感性的、具象的；智慧则是理性的、抽象的，文艺与智慧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就像两个分别朝不同方向开行的列车。因此，柏拉图自然就会把文艺看作一个低层次的事物。 柏拉图出于“理想公民”教育的需要，对文艺也并非持完全否定态度。他肯定文艺对人的情感的净化与心灵陶冶的作用，只是鄙视那些亵渎神灵、丑化英雄、迎合情欲、放纵欲念的文艺作品。  柏拉图是矛盾的，也是痛苦的。在理智与情感中，他进行着艰难的抉择。最终，他抛弃了感性，选择了理性主义。 综上所述，柏拉图反对文艺的根源，一方面是为了建构心中的“理想国”的需要；另一方面就在于他的唯理性主义思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