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史】漫谈湖州铜镜

铜镜，古名鉴，以现在常人意识来说，主要是为了照容之用。但在古代，她历经几千年才真正发挥实用功能，进入寻常百姓家。她经历了神器、礼器、法器、贡器、赏器、实用器等历史阶段。古人认为铜镜有照煞、驱邪、镇宅、祛病和藏风聚气之功效；用铜镜照面，久而久之，人的精神魂魄就不会飞散，邪气就不能侵入人体。
　　铜镜还有统摄、培固人的精气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镜乃金水之精，内明外暗，古镜如古剑，若有神明，故能辟邪魅忤，凡人家宜悬大镜，可避邪魅。铜镜无毒，主治惊痫邪气，小儿诸恶，辟除一切妖邪、飞尸蛊毒。”因此，古人常在居室中放置一面铜镜，认为常照会有祈吉、防病、驱邪之妙用，亦有审美和调节时空、气场之功效。而宋代及以后湖州制镜业的兴起和发展，是铜镜走向实用的转折点。
　　湖州镜崛起于宋代
　　湖州镜始于北宋晚期，盛行于南宋初期和中期，从下列一些纪年墓中出土了带有“湖州”铭文的湖州镜可以反映出来：浙江衢州市清水公社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蔡汉模墓出土“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浙江新昌南门外绍兴二十九年(1159)墓出土“湖州石十五郎炼铜照子”；浙江杭州老和山绍兴年间墓出土“湖州石十五郎真炼铜照子”；四川温江约当绍兴年间窖藏出土“湖州祖业真石家炼铜镜”；浙江新昌新溪乾道五年(1169)墓出土“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浙江新昌新溪淳熙元年(1174)墓出土“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浙江天台县红旗公社淳熙四年(1177)墓出土“湖州李十郎炼铜照子”；四川成都淳熙九年(1182)墓出土“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浙江诸暨县庆元六年(1200)墓出土“真正石家炼铜照子”；浙江金华白沙嘉泰三年(1203)墓出土“湖州真正石家炼铜照子”；诸暨陶朱乡嘉定元年(1208)墓出土“湖州石家青铜照子”；湖北武昌卓刀泉嘉定六年(1213)墓出土“湖州真正石家无比炼铜照子”等等。
　　制造这些铜镜的年代要早于纪年墓葬，是毫无疑问的，有的可能比墓葬的年代早得多。湖州这时期兴起制镜业与当时的政局是分不开的。
　　北宋靖康二年(1127)，金兵大举南下，徽宗、钦宗被俘，北宋灭亡。赵构即位后，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北部的大片土地相继沦陷在金统治者手中。“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起居舍人兼权给事中凌景夏言：“切见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

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临安府以外的湖州、越州、衢州、婺州等地，也集中了来自北方的大量民众。两浙人口在南渡前的崇宁元年(1102)为370多万人，到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就达到430多万人，六十年间增加近60万人。
　　随着人口的南迁，经济重心南移。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空前发展起来，丝织、制瓷、印刷、冶炼、造纸等行业，不仅规模扩大了，技术也超过前代。湖州所产的镜子闻名全国。
　　湖州镜的产量很高，销路甚广。在浙江，杭嘉湖和宁绍平原，东海之滨的台州、温州，浙西南的金华山区，都发现湖州镜。远在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州、福建、内蒙、吉林、黑龙江，也都发现有湖州镜。周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也经常出土湖州镜。
　　明清再度繁荣
　　元朝时期，湖州镜继承传统，但因时局和经济发展速度并未扩大规模。
　　明清时期，湖州镜再度崛起。成化《湖州府志》云：“郡中工人铸镜最得法，世称湖州镜。”这一时期湖州镜以薛氏所造最著名。谢肇淛《西吴枝乘》云：“镜亦以吴兴为良，范金固不殊，其水清冽，能发光也，最知名者薛氏(据明版)。”谢肇淛是福州长乐人，字在杭，明万历进士，除湖州推官，累迁工部郎中。上述这条记载的时间，应该是谢肇淛任湖州推官之后(约万历二十年)、《西吴枝乘》成书之前(约万历三十六年)。另外，《翥声遗诗》中明人陆贤《西吴竹枝词》自注云：“案：薛，杭人也，而家于湖州。”明人刘沂春编的《乌程县志》也说：“湖之薛镜驰名。薛，杭人，而业于湖，以磨镜必用湖水为佳。 ”
　　湖州薛氏作镜数量最多、质地最好的是薛惠公所造。以方形镜居多，镜背铸四言铭文，并落款，如：“既虚其中，亦方其外。一尘不染，万物皆备。湖城薛惠公造。”“如日之精，如月之明，水天一色，犀照群伦。苕溪薛惠公造。”“金精玉英，日光月彩，仁寿扬辉，照临四海。薛惠公造。”尚有带柄圆镜，背面中间刻铸双“喜”字，周饰蝙蝠纹，下方刻铸“湖州薛惠公造”。
　　光绪《乌程县志》卷二十九载：“薛，名晋侯，字惠公，向时称薛惠公老店，在府治南宣化坊。近年玻璃镜盛行，薛镜久不复铸矣。”戴璐《吴兴诗话》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薛镜为苕溪独产。杭堇浦……云：尘海何日不毁方，苦心良治见锋芒。辉煌素璧真无翳，较量元珪惜少光。巧制薛家笼玳匣，新磨苕水汲银塘……苕娘苕子纷投赠，携向红楼镇日张……申笏珊(甫)和云：祥金跃治赋形方，出匣应腾四照芒。肝胆棱棱增壮气，须眉历历有余光。霜明鸳瓦临高阁，日射坚冰裂浅塘。尽爱薛家新制好，碧湖春浪片帆张。”从诗意中可以看出，这指的是薛惠公制造的方镜。戴璐是今湖州人，乾隆三十八年进士。他写《吴兴诗话》是在嘉庆元年。由此可见，薛惠公老店制造方镜的时间应该在乾隆年间。阮葵生《茶余客话》云：“陆子刚治玉，鲍天成治犀，朱碧山治银，濮谦治竹……及近时，吴兴薛晋侯铜镜……皆名闻朝野。”阮葵生生于雍正五年(1727)，死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证明薛惠公铸镜“名闻朝野”的时间是在乾隆时期。
　　衰落与余辉
　　当时湖镜曾作为贡品向朝廷进贡， “相沿已久，历年所积，宫中存贮者甚多。”所以《浙江通志稿》载：“嘉庆十九年(1814)二月诏免浙江岁贡嘉炉镜。”究其原因：一是历年进贡，宫中存贮甚多；二是受玻璃镜冲击，制镜业萧条，无精湛新颖之镜呈贡；三是朝中对传统铜镜观念淡化，是清镜衰退的征兆。鲁迅在《坟·看镜有感》中说：“铜镜的供用，大约道光、咸丰的时候还与玻璃镜并行。我们那里，除了婚丧仪式外，全部被玻璃镜驱逐了。”清末玻璃镜的普及昭示了铸镜的结束。鲁迅家乡绍兴，与湖州相距不远。
　　在道光、同治直至民国年间，玻璃镜进一步占据市场。湖州镜停铸，只有那些制造铜器的作坊兼铸铜镜，以满足民间传统，如将铜镜用于婚嫁陪品、丧事仪式；沿袭习俗用铜镜作辟邪、法器，悬于门庭、屋梁上用以镇宅驱恶。如今所见清晚期铜镜系用黄铜浇铸而成的圆薄片小镜，钮形多样，有高圆柱、站立片、梭形钮等，缘内有双线弦纹环，多粗劣之作，无照容功能，只能称民间湖州铜镜的镜影余辉。
在市场见到一面生坑湖州铜镜。
1、铜质：一眼明清铜质，锡的含量减少，铅的比例上升，锌的含量也有增加，质地白中闪黄，质软粗糙，纹饰模糊。
2、造型：圆形。
3、纹饰：构图疏简，内同心圆、圆宝钮。
4．铭文：八字联排：“湖州祝家”、“青鸾宝鉴”。
古湖州，今浙江正北湖州市吴兴区。湖州附近有铜铅锡山，自古兴盛铸铜。南宋时湖州铸镜业兴起，原因也简单，是“靖康耻”也。当是时，北人南下，南宋百业兴盛，亦包括铸铜业，据说当时湖州产铜镜已经堪称铸镜业中的翘楚。南宋“招牌式”的湖州镜应该是这样的：几乎没有花纹，仅在镜背刻铸作坊主姓名等，铭文多以一家姓石的为准，有“石家”、“石小二哥”、“石二郎”等字。南宋湖州石家铸镜作坊应在湖州仪凤桥附近，有三枚镜铭佐证：“湖州低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湖州仪凤桥南石三郎青铜镜，门前银牌为号”。据嘉泰《吴兴志》载，仪凤桥在当时湖州闹市区，桥造得很考究。1956年曾在桥边河床泥土里找到许多铜渣屑，可能即与古代铸镜有关。南宋当时便有“山寨版”湖州镜出产，往往加铸“真”或“真正”的字样，有的还标明价格，“湖州真正石家炼铜镜子”、“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湖州真石三十郎家照子”、“无比炼铜每两一百文”等。不过从记载里也可以看出，南宋湖州镜是按重量计价的。从镜铭分析，南宋湖州镜大都称“照子”，原因是宋人避赵匡胤之祖名“敬”，所以“镜子”也只能改为“监子”或“照子”。南宋绍兴三十二（1162年）朝廷规定“敬”字可以不避讳，而绍熙元年（1190年）重新颁布应当避讳，这倒为“断代”提供方便：凡是铸刻“镜子”字样，或既铸“镜子”，又铸“照子”字样的湖州镜，应该是这段时间的产品。
湖州镜产量很高，销路甚广，至今全国各地寻常可见。直到明清时期，湖州镜业再度兴盛，其中明代湖州镜以薛氏所造最为著名，如“湖州薛惠公造”、“湖州薛怀泉自造”等，也有“湖州孙家”、“湖州祝家”，我见到的这面直径八点二的“湖州祝家”镜当是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