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由于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中国人至今有挥之不去的民族自卑感。其实中华民族是十分了不起的伟大民族。在过去的二十个世纪里，有十八个世纪，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老大。然我中华民族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就是在有能力荡平周边各国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像西方列强一样向周边国家武力殖民，而是以一种非常和平的方式——朝贡制度维系着最早的国际秩序。
从远古时代开始，华夏祖先就一直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的统治者自然是全世界的统治者，即所谓“天下共主”。朝贡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域外之国向我天朝称臣纳贡的制度，其始于商朝，周朝之后，这一制度被进一步细化、完善。我们把中国之外的国家称为藩属国。藩属国的国王必须臣服于中国皇帝，服从中国中央集权的影响和管理。当然，中国也会给予这些藩属国政治庇护。
汉朝时， 我中华军威远播中亚、欧洲里海、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 。周边国家畏惧中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也希望得到中国的政治、军事庇护。另外，它们羡慕中国的富裕、文明，也愿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这些藩属国的国王要得到汉朝皇帝的册封，才能取得统治的合法地位。如日本、南越等。这些受封的国家对中原政权要定期进贡土特产，比如朝鲜的高丽参、越南的翡翠、中亚的宝马等，都是我中国皇帝所喜欢的。藩属国王还必须定期亲自朝拜中国皇帝，朝拜时不但要下跪磕头，而且要磕得“触地有声”。
唐朝时，中国富强的声名远播印度、阿拉伯和东欧地区，前来依附的国家就更多了。可谓是四夷来朝，八方纳贡。那时这些游牧民族尊中原的统治者就叫做“天可汗”，就是拥戴中原皇帝为他们共同的君主。唐朝时不再册封藩属国国王王号，而是赐予和直属官员相同的官职，任命各民族上层首领担任地方长官。到唐太宗晚年，漠北地区各部又相继归附，为了方便来长安朝拜唐朝皇帝，他们在大漠南北专门开辟了一条大道，称为“参天可汗道”。
十五世纪前期，随着郑和空前强大船队的远航，以及永乐帝朱棣对北方蒙古势力的扫荡，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达到了巅峰。在明朝陆海军的“威慑”和“厚往薄来”政策的诱惑之下，向明朝政府朝贡的国家和部族一度达到了六十五个。还与南亚、非洲东部的一些王国建立的外交关系。
清朝，包括中亚的一些游牧民族国家，朝鲜、越南、日本、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都还是中国的藩属国。 到十八世纪中叶，中亚很多国家也加入到朝拜中国的队伍之中。
这种朝贡体系耐人寻味，有中国强大武力的庇护，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多余的军事力量，就是发生区域内部的纠纷也完全可以由中国来裁决，就像现在的日本、韩国由美国罩着一样，可以一心一意谋发展，而没有外敌入侵的顾虑。而且，这些藩属国可以享受进入中国货物“无关税”的特殊恩典，这无疑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由贸易区。
做中国的藩属国不仅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更是出于对汉族先进文化的认同。臣服中国的各族从心理上摆脱了蛮夷的身份，所以周边各国大多主动依附中国。
在朝贡体系影响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以汉学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文化圈内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各民族都以华夏正统自居而以蛮夷身份为耻。明朝灭亡后，日本提出所谓之论华夷变态论。朝鲜也一直以小中华自居，视清朝为蛮夷，其对内文件仍然沿用明崇祯年号，称清帝为“虏王”。越南也以中华文明继承者自居，其在印度支那半岛半岛非常执着地推行汉化政策，强迫柬埔寨国王接受汉姓等，甚至“越南”这一国号亦为清嘉庆皇帝所定。
东亚文化圈里的日本、朝鲜、越南受中华文化的熏染最深，在民族精神上与中国表现出了某些方面的一致性。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这些民族都具有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东亚民族很难征服。对这种独特的民族精神领教最深的当属美国。
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完全不同于武力征服下的殖民体系。曾经不可一世的殖民大帝国都已经灰飞烟灭了，而只有朝贡体系下天下共主的中国依然生机盎然。我中华民族有爱好和平的文化基因，有怀柔四海之气度，处强而不凌弱；有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处弱而不屈服。中华文明以德服人，这让周边各族慕风向化，这对中国今后重建国际秩序不无启发。
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中国取代美国重新主宰世界已是大势所趋。若干年之后，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必然是一个不同于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国际新秩序。这个秩序必然是各国平等相处，世界各民族以诚相待，在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被充分保护和尊重。那时的世界将没有贫穷、没有霸权、没有战争而趋于大同。届时，人类终极梦想中的理想社会就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