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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魏晋金质官印 《印章集说》：“金印，汉王侯用之，私印亦有用者，其文和而光，虽贵重，难入赏鉴。古用金银为印，别品级耳。”由于金质较软，故秦汉以后，多掺以杂金属，便于制作及保存。 两汉·魏晋金质官印仅授予王侯、贵族和高官，存世量极少。特别是西汉和东汉政权稳定时期，官印的管理较为严格，尤其是金印的管理，回收融毁制度执行较严，因此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金印少之又少。目前存世的两汉·魏晋金质官印有说存世二十几方的，也有说约三十方。我们先来看看西汉金质官印的情况 西汉金质官印一览表： 编号 名 称 断代 钮制 发 现 地 点 收 藏 情 况 1 文帝行玺 西汉龙钮 广州南越王赵昧墓出土 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 2 右夫人玺 西汉 龟钮 广州南越王赵昧墓出土 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 3 泰子 西汉 龟钮 广州南越王赵昧墓出土 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 4 石洛侯印 西汉 龟钮 清嘉庆年山东日照北乡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 5 诸国侯印 西汉龟钮 1979年山东即墨汉代皋虞县故地小桥汉墓 即墨市博物馆 6 宛朐侯执 西汉 龟钮 1994年江苏徐州簸箕山宛朐侯墓 徐州市汉兵马俑博物馆 7 关内侯印 西汉末 龟钮 1976年新泰县东石莱出土 山东省博物馆 8 邑率众侯印 新莽 龟钮 出土情况不详 早年流入日本京都有邻馆 一、西汉 “文帝行玺”金印 方形龙钮金印，通高1.8厘米，边长3.1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98％，印面呈田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4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腾飞疾走。这枚金印铸后局部又用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槽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说明金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印。“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 赵眛是我国岭南地区南越国的第二代国王，于公元前137年自称“文帝”。此印文为庄重静穆的阴刻篆书，印钮为象征皇权至尊的盘龙。龙首上昂，隆腰卷尾，尤其是弓起的龙脊，既利于手持，又强调出龙身S型腾翻的动势，集实用功能和装饰效果于一身，构思设计十分巧妙。 二、西汉 “右夫人玺”金印 “右夫人玺”金印，边长：2.15厘米，宽：2.15厘米，通钮高：1.5厘米，重：65克；是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出土的3枚金印中尺寸最小的一枚，但为四个夫人中唯一黄金印玺。金印以龟为钮。按照汉代礼制，夫人是皇帝和诸侯王妃妾的称号，可以推断，右夫人等四位夫人的身份是南越国后宫的妃妾。右夫人的随葬品数量多、品质精。汉代以右为尊，说明她应是诸妃之首。 三、西汉 “太子”金印 “太子”金印，西汉，方形、龟钮，印台长 2.6 厘米、宽 2.4 厘米，通钮高 1.5 厘米，含金量 98％强，重 74.7 克。印面阴刻小篆“泰子”二字，有边框和竖界。印系铸制，又经局部凿刻而成。印面光平如镜，铸制工艺比 “文帝行玺”印更为精致。在传世玺印中没有印文作“泰子”的印章，此次出土系首次发现。据研究，泰子即是太子。墓主赵眛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孙，不应封称太子，所以推测这枚“泰子”印应是赵佗之子，赵眛之父的遗物。这位当年的太子竟活不过他的父亲，未及嗣位就死了，将“泰子”印留给了他的儿子赵眛。眛死，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将它们（另有一枚玉质“泰子”印）一起放入墓中。 1983年10月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山西汉南越王赵昧墓出土，广东省广州市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四、西汉 “石洛侯”金印 西汉 “石洛侯”金印，龟纽，高1.8厘米，边长2.4厘米，白文篆书“石洛侯印”四字。《汉官旧仪》卷上：“丞相、列侯、将军金印，紫煱绶，中二千石、二千石银印青煱绶，皆龟纽。”此印当是实用之物。 清代嘉庆年间，山东日照县北乡出土一方汉代“石洛侯”金印，此印有确切的年代可考。据《史记》、及《汉书》所载，石洛侯为城阳顷王之子刘敬，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获封，至征和三年（前90）因罪被诛，在位二十四年。因而此印也就成为不可多得的断代标准品。然而，经过一百多年辗转流传，存世的“石洛侯印”由一而二，成了二方。两印文字毫厘不差，令人莫辨雌雄。毫无疑问，两方“石洛侯印”中必有一方是出于仿制。 古玺印的鉴定，主要依据印文内容、书体的铸刻风格、印章的形制和实物表面状况，予以综合辨析。就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一作品而言，印文书法及铸刻风格与印章形制、表面状况的特征必然是一致的。如果是官印，则印文中的官名与同时的官制、确定的质地、钮式也应相统一。 两方“石洛侯印”，其中的伪品必是属于仿摹而作，并且摹刻印文准确，无疑出于治印高手。因而两方金印，从文字书法的比较上没有明确的鉴别标志。但是，如果把鉴别的着眼点放在印钮上来，就可以发现它们的风格有着一定的差别。龟钮形式自秦代出现，两汉至南北朝时期较为盛行。其间七八百年中风格又是不断演变着的。石洛侯既为西汉武帝时期所封，就应当把此印放在这一时代形制风格范围内加以审察。西汉早期至中期的龟钮，龟首稍短，龟身俯伏而形体显狭长状，龟背则中部稍隆起拱形。两方“石洛侯印”中，其中一方的龟钮形态与这一鉴别点相契合，另一方龟身近方形，龟背呈平板状，形象呆滞，此种钮式是汉晋印章中所没有的。此外，后者印体及龟钮周身修磨浑圆，而汉晋时代金印都为凿刻而成，且并不刻意加以通体修磨。龟足的棱角、刀痕多自然显露。据此，后者系仿造的伪品无疑。 作伪和辨伪从来就是相生相克的。旧时的古董商，往往缺乏对战国秦汉南北朝时期玺印形制风格递交的完整概念，多注重印文的摹仿和表面做锈，这方面的实例在鉴定中经常可以看到，从而为我们辨伪存真提供了线索。可见，娴熟地掌握古代各个时期印章文字书法、铸刻和形制等方面的具体风格特征，熟知历代官制、印制的沿革，是鉴别玺印真伪和时代的关键。 伪造的石洛侯金印的时间当在清末。作伪者是下了大功夫的，伪造时不仅印文准确，而且也注意到了真品钮式的某些明显之处，如龟背纹的形状、龟首的样式以及四足的形体轮廓，都接近真品。甚至有可能作伪者是见到过真品甚至是以真品为蓝本的。 五、西汉 “诸国侯印”金印 “诸国侯印”，印呈扁正方体，龟形纽，边长2．5、通高2．1厘米，重96克。印面凿刻白文篆书，为“诸国侯印”四字(图三)。印文布局严谨，似为急就之作。龟纽背部隆起，龟首向前探出，四肢外伸呈站立状，龟尾内收。龟甲饰六角纹，甲缘饰一周圆圈纹。四肢均饰鱼子纹。1977年秋出土于山东省即墨市王村镇小桥村，现收藏于即墨市博物馆。 这方汉印1977年秋出土于汉代皋虞县故地（今王村镇）的小桥村附近。按说，被分封的诸侯都有这样的金印，是一方诸侯权力的象征，而一般诸侯封地都会见诸于史书，因为分封诸侯这种严肃的事情一定会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这枚金印却让众多的文物专家百思不得其解，即墨的地方史料及《山东古国考》中，都没有此次分封的明确记载，仅在《山东古国考》中记载，商周时期有拟姓“诸国”，但此印到底是拟姓“诸国”的侯国印玺还是别的诸侯的侯印却一直没有考证出来，给历史研究者留下了一道谜题。 六、西汉 “宛朐侯执”金印
“宛朐侯执”金印，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边长2.3、高2.1厘米，重127克。纯金质，铸造成型，再雕刻加工。龟形纽，龟首较小，稍外伸上昂，背部拱起，背上刻饰有由外向内相套含的六边形、五边形、四边形以象征龟甲，四足挺立，爪形分明。印台为方形，四边略有外弧，纽与印台间有一圆形横穿孔。印面刻白文“宛朐侯执”四篆字，结体方正，笔划刻痕明显。1994年江苏省徐州市簸箕山宛朐侯墓出土，江苏省徐州博物馆藏。 七、西汉 “关内侯印”金印
“关内侯印”（汉），龟钮，金质，2.4×2.4×2.1cm，1976年新泰市东石莱出土。印面正方，阴文铸刻，布局严谨，字体笔画圆润遒劲，用笔寓方于圆，落笔收笔顿挫有力，总体呈现出庄严大度，精美浑穆之感。 关内侯，爵位名。秦汉时置,为二十等级之第十九级，位于彻(列)侯之次。有其号，无国邑。一般系对立有军功之将的奖励，封有食邑多少户，有按规定户数征收租税之权，可世袭。南北朝时沿用，仅成为爵位的一种品级。汉代大将卫青、李息等都曾被封为关内侯。由于材质的原因，多数古玺金印保存良好，很少出现剥蚀现象，而制作形式也基本为铸印，印面用字标准规范，风格多严整规矩，不敢稍懈。 八、汉（新莽）“新保塞乌桓□犁邑率众侯印”
“新保塞乌桓西梨邑率众侯印”，金质龟钮，印面2.3×2.3厘米，传世品，早年流入日本。 新莽官印中，首字刻“新”者，是颁布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印。汉书:“五威将奉符令印绶，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印文“西梨邑”是乌桓部落之名,“率众侯”是新莽封乌桓之官号。《后汉书.乌桓传》:“雁门乌桓率众王无何”。此印是新莽授给内附之乌恒部落首领的官印。 汉魏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有羌、鲜卑、氐、乌桓等。乌桓本为东胡一支。汉初匈奴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山为号。其族善骑射，性剽悍。逐水草而牧，居无常处。西汉设乌桓校尉。东汉南匈奴归附，乌桓也向东汉臣服。公元49年，辽西乌桓各部首领922人携奴婢、牛马、虎豹貂皮和弓箭入洛阳朝贡。其中81酋长自动内留，光武帝刘秀封他们为侯王君长，使率众戍守北方10个边境郡县。在存世乌桓官印中多有“保塞”、“率众”字样，如“汉保塞乌桓率众长” 、“汉乌桓率众长”等驼钮官印。再往后，由于乌桓长期与汉人混居，其封建化过程日趋完成，渐渐与汉族完全融合了。 汉颁少数民族官印大致有如下特点：①首字多有“汉”字，以标明封建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②官印中多有族名。③赐给为朝廷征战有功的少数民族首领印多用“率众”、“率善”、“破虏”等字样，对归附投降的少数民族首领多赐带有“归义”一词的官印。④印钮绝大多数为别具一格的驼钮。 到了民族大融合的魏晋时代，中央朝廷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官印更多。只是首字因改朝换代而由“汉”变成了“魏”或“晋”，但钮式依然是以驼钮为主。 九、汉（新莽）“偏将军印章”金印
“偏将军印章”，金质，龟钮。纵横各2.4厘米、通高2厘米、重108.9克，1982年出土于重庆市江北区嘉陵江边。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被定为该馆”十大镇馆文物之一”。 “偏将军”其名源于先秦，盛于两汉。起先“偏”为编制单位，如“五十人为偏”(《周礼·地官》)；“其君之戒，分为二广，广有一率，率偏之两”(《左传·恒公十二年》)等。同时“偏”也有作将佐称谓，如“司马令尹之偏” （《左传·襄公三十年》）；“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 （《老子·道德经》）等。从西汉开始至魏晋时期，“偏将军”一职使用逐盛。 此枚“偏将军印章”的材质决定了凿刻谨严精巧且新莽官印的制作技艺极为精湛，明显超过西汉或东汉中后期。王献唐先生在《五灯精舍印话》中，对新莽时期官印有极高的评价：“新莽篡汉，百度维新，凡有制作，无不精美。印为国家重器，尤刻意求工。今传新莽官印，钮制炼冶，俱皆华妙。印文书刻之工，远迈秦汉，更无论魏晋。篆刻至莽，殆摹印之极规矣。”此印五字采用当时常见的“二、二、一”式三行排列方式。这种排列方式使得文字体势自然延伸，所占位置具有黄金分割率特征，适合篆书的伸展，显得极为美观。通观此印，凿刻工致峻拔，线条匀称谐调、干净利落，有含和闲雅之致，给人赏心悦目之感。篆法工稳谨严，整饬而不板滞，笔画伸缩自如、不肆不拘，平直中略寓圆融之气。故而此印遒媚独具，称得上清刚与婉约兼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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