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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二十年，即公元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遣军侵入朝鲜，（朝鲜在当时是中国的附属国，有自己的各项权利，但是只能称王，新的当权者必须得到明朝君主的册封才能获得政权）后朝鲜向中国明朝请求援助。 清的前身——势力不断扩张的建州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得知此消息后，主动向明朝提出渡口“征杀倭奴”的议案。明朝将此项提议转议朝鲜，但朝鲜方明确表示拒绝，明朝遂不再提起此事，后出兵数十万支援朝鲜，耗资白银近八百万两，最终帮助朝鲜军民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这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由汉人统治的王朝最后一次出兵海外。
同时，明朝亦将部分“降倭”编入辽东守军，目的同样是防范势力日益壮大的来自女真的威胁。而清（女真族此时已经建立政权清）通过与投降日军的接触，至少对日本武士及其兵器的威力有了初步了解。这为后来清对日本的怀柔政策打下了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朝鲜坚持采取漠视不服从的态度，而清对此并没有做出十分激烈的反应，该条款最终不了了之。 1638年以后朝鲜不定期向清提交“倭情咨文”，试图借虚构来自日本的威胁来缓和清对其自身的束缚和步步相逼。但这项举动客观上成为当时处于相对闭塞状态下的清朝了解日本的重要渠道之一。
清廷通过朝鲜得知这一消息后，并未采取蒙元政权，诏谕日本不成，便进行武力压制的做法，而是抱着听之任之堪称友好的态度。此后直至同治十年(1871)，清、日两国首次缔结条约，条约规定清只同日本保持在长崎一地的贸易关系，官府不参与或参与部分较少，由商家自行管理。日本则始终立于清朝建立的东亚体系之外，并不属于清附属国，保有完全独立的政权和己国一切事务的决策权。
这同清中后期的闭关自守做法截然不同，前者使清廷居安思危，时刻关注海外时事的最新动向，并不忽视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威胁。而后者盲目自信，不断衰微，直至被外国的炮火轰开国门，为时晚矣。
在当时的情况下，清内部仿明朝建立的政治机构尚不完善，八王会议把持着军国大事，君主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政权不稳。此外反清势力频频兴起，台湾郑成功事件急需解决，此为内忧。外患则在于日本始终对中国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之下，清廷如果对日本抱着强硬的态度，难免引发争端。但是此时的清廷最需要的就是稳定，不是不能征战日本，而是此举得不偿失。 文|山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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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有一定数量的日方将领和士兵投降朝鲜及明联军，史称“降倭”。此次战役后，朝鲜迅速将这些投降的原日方将卒安置于中朝边境地区，以抵御来自女真族各部的骚扰侵袭，并且效果显著，日本军的悍勇不畏死极好地抵制了女真的步步侵入，以至于一时之间竟有“破虏，非降倭不可”的说法。
公元1637年起，清多次要求朝鲜方面主动派遣使者入朝。这一条款其实同时隐含着两种意思，以方便清廷见机行事。第一种，清将朝鲜纳为朝贡国，要求朝鲜像对待明朝一样年年向其上供。其次则是和其建立以互通货物为目的的平等往来，两种内涵意图是截然相反的。但通过朝鲜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来分析，可以得知清在入关前实际执行的是第二种意图。
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入关未久的清廷借委托朝鲜向日本送还十余名漂流民一事，在致朝鲜国王李氏的诏书中流露希望日本主动派遣使者进行接触之意。可是，日本当权在随后致朝鲜的答谢书中，却毫不客气地称清为“鞑靼”（日本早年崇尚汉唐文化精致华丽之风，除了唐朝强大的国力之外，也是对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尊重和欣赏，而清政权由粗犷的游牧民族建立，在日本看来无异于蛮人）。
入关之前的清仅为当时中国东北地区一个经济政治各方面并不发达甚至落后的地方性割据势力，它在对周边国家(朝鲜)和地区(内蒙古各邦)进行武力压制后所建立的藩属关系。尽管有不少效仿明朝的成分，具有落后性和死板因素，但也有灵活适用的方面，例如在对来自日本的威胁保持警惕的同时，又通过同对方建立贸易往来以获取所需物资等。
清在入关之后，在着手重新建造东亚地区以清朝为中心的宗藩体制的过程中，它不仅未曾强令日本前来朝贡，更在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后立即派遣使者即船只前往日本，恢复贸易往来关系。此举给清廷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例如，清代中日两国间的铜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深远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