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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七八月间的一天早上，我接到师政委曾希圣同志的电话通知，命我立即到他的办公室去。平时，我也曾去曾政委那里汇报工作，但总是事先约好时间，按时携带准备好的文件资料，把要谈的问题弄清楚，才能满意地把问题解决。曾政委是以事必躬亲，追根究底地考察问题闻名于我们这些中下级干部的，但像这次亲自打电话叫我去的事，却很少碰到。我当时感到相当紧张。我向他请示能否告诉我要汇报哪方面的问题，他回答说：“你马上来吧！到这里你就知道了”。 那时师司令部驻在无为县山水涧村，我在师参议室工作，驻地在大汪村，相距约三四里路。我们那时正在吃早饭，通话之后，我急忙赶到曾政委的办公室。 当我进到办公室，向政委报告我已来到时，见到一个年纪约莫20出头、身着飞行服、满身尘土、面色憔悴、神情疲惫、心事重重的外国青年，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曾政委微笑地对我说：“这是安庆地区护送来的遇险的美国飞行员，我记得你能说英语，现在就由你来担任翻译工作，并由你们参议室负责安排他在这里的生活吧！” 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翻译任务，我是毫无思想准备的。我在学校中学过英语，也曾在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长沙分公司工作过两个月，前前后后和英美经理及教会牧师有过接触。但是，那已是多年前的事了。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意愿，经过八路军长沙办事处徐老的教导，1938年春，我和周纫蕙同志，投笔从戎，到南昌参加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记得填表时，我确实作为特长，曾经写过“粗通英语”。我参军时还带了这方面的工具书和资料。后来，因为这笨重的行李成为行军累赘，离开南昌向安徽前线出发前，便把这些东西连多余的衣物，全部处理了。现在坐在我面前是一个美国青年，要是手头还有那些东西，再来和他们打交道，那多好啊！ 出于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荣誉感，我的责任心驱使我的智慧，唤醒我的记忆力，我有责任努力做好这一工作，应该让这个不速之客放松紧张情绪，正确了解共产党和新四军坚决抗日的主张和他将在这里得到保护，应该让政委了解这个美国人的情况，以便对他作出决定。我这样想，随着也放松了我的紧张情绪，我就这样投入了工作。我把身子转向坐在那里发呆的美国青年人，看他那满腹狐疑的面容与东张西望、不知所措的忧愁劲头，不由得引起了我对这离乡来参加抗日的外国人产生了同情和好感。我马上和他打招呼。 “Hello!Goodmorning,Howareyou?”（喂！早上好，你怎么样？） “Fine,Thankyou,Howareyou!”（我好，谢谢你，你好！） 这时，他的神色为之一变，脸上的愁云开始为笑容所代替。他解除了连日来语言不通的苦闷，眼里放射出几丝愉快的光芒，我们三个人开始了谈话。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是怎样来到这里的。 他说，他叫约翰（John），是美国十四航空大队的飞行员。 我向他介绍了曾政委，告诉他现在来到了新四军第七师的司令部，这是一支坚持在敌人后方，打击日寇的军队。这里的一切是由曾政委作出决定然后执行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曾政委会给以解决。 曾政委随即告诉约翰不必担心自身安全，并请约翰告诉他遇难的经过。 约翰说，他是美国空军中尉，驾驶P51型战斗机来破坏日军安庆机场，机上携带两枚小型炸弹，俯冲投弹扫射时，因飞机遭受地面火力受创，不能继续升空，被迫在机场附近的旱地上降落，随即离机出走。这时他离机场10余公里，只好向离机场较远的方向走去。正当他感到孤立无援、不知走向何处的当儿，有十几个武装的农民向他走来，伸出大姆指点头微笑，向他表示善意，又向他招手，朝着离开机场的方向指着，要他靠拢他们。他本能地感觉到了这些人对他的同情，就迅速地和他们走向一处丛林，继续前进。 [NextPage] 曾政委告诉他，这些人是我军所属的一支部队——沿江支队派出的游击队，是在敌机场附近执行任务，很幸运地正好碰到一起了。 他接着叙说了他的经过：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当我和这些武装的人走向一个山地的林中小道时，我听到飞机降落的方向传来了枪声，这时我们离那飞机降落处已又有十几公里远了。很明显，那是机场的守卫部队在搜寻我的下落，幸好这些武装人员已把我带走了。因为我们越走离机场越远，虽然我不知道带走我的人们是什么人，但是我可以庆幸地想到，他们和日本人是不会合作的。 但是，他们是什么人呢？看来他们是在营救我，他们也和我同样冒着生命危险。他们在这里活动，为的是什么呢，我们步行好几个小时，终于在一个农民的小茅屋里停下来。在那里吃了鸡蛋面条、鸡，是一顿很丰盛的晚餐，接着在星光下我们继续行动，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在另一个小村子的茅屋里住下来。我们就这样持续穿行在乡间大路、小路上，在山林小径中一天一夜行走了十七八个小时，这是我一生的第一次，我真想休息。我估计我们离开安庆机场至少也有五六十公里了。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房主家人口很少，虽然对我的来到表示惊讶，但可以看出，出于他们对和我在一起的武装人员的友谊和信任，对我也满面笑容地表示了欢迎。我已经十分疲劳，感到又饿又累，我迅速吃完早餐，匆匆洗完脚，就临时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睡了一个十分香甜的觉。醒来时已经是下午5时左右，我们匆匆清扫了睡的地方，饭菜又送来了，这是有鸡、有鱼和蔬菜的十分丰盛的晚餐。使我惊奇地感到这个小小的村子像用什么魔术变出这些美味食物似的，但是享用这些食品的人，除我之外只有一个经常伴着我用手势交谈的人。 就这样白天休息，晚上赶路，经过3个白天，4个晚上，终于在今天早晨到达这里。这些天，因为语言不通，只能通过简单的手势、动作交流思想，了解吃喝、睡觉、赶路、休息，我无法了解他们是什么人，但是，从他们对我的照顾，对我的笑脸和友谊，使我感到他们是朋友不是敌人。日子虽然不多，但从我的心里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感谢他们对我的救援和帮助。 曾政委说，这些事是我们对盟军应该做的。你到中国来，从空中打击日本侵略军这一事实，就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援助。我们欢迎你们，你们这些行动也就博得了我国人民的友谊。 这时在约翰闪烁着的大眼中放射着敏锐的、和善的光芒，泪水浸湿了他那长长的睫毛，脸上绽开了笑容。他立起身来，搓揉着双手，突然坚定地向曾政委立正，行了军礼说：我感谢你和你的部下对我的救助和款待，我们之间建立的深厚友谊将永远铭记在我和我的家人的心中，我将为这友谊更好地作战，早日打垮日本侵略军队。但是我仍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上级从来也未提起过这里有着强大的友军和这样好的抗日人民。我们虽然是在敌人占领的地方，甚至就在敌人机场附近，却能自由地、安全地转移行动着。如果我们早就知道这些情况，我们对日本人的打击将会放心大胆得多，那将像在自己家打击敌人，不会有什么顾虑了。你们是新四军，但据说新四军是反对政府的，早已不存在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曾政委请他坐下，笑着对他解释：我们新四军和活跃在华北敌人后方的八路军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们是在敌人后方坚持抗日战争。在敌人后方诸如上海、南京、江苏、皖南、浙江、皖北，都有着我们的兄弟部队，在打击和消灭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蓄意要消灭我们，他们在1941年发动了皖南事变，围攻我们的军部，取消了我军的番号，断绝了我们的供应，给我们抗日救亡工作制造了种种困难，从武装进攻到派遣特务阴谋破坏，还在对外宣传上，对我们进行恶毒的诬蔑和诋毁。因为他们不承认我们存在这个事实，所以也就使你们不了解真实情况。 后来，约翰提出他想尽快返回他原来部队的要求。曾希圣同志答应等向延安总部报告后再决定，但他要求我们与附近的国民党直接联系，由他们送回航空大队。曾政委解释说，我们是要把你送交国民党的部队，再由他们转送，但是必须向延安总部报告，由你们美军派驻延安的联络组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安排你回大后方的路线，这样你才有安全保障。 约翰听到这里，心里的不安又表现出来。他不时地变动着坐的姿势，那张瘦削的长方形脸显得更长，眼神也不安地四面张望，躲过对话者的严肃的眼光。他说：我现在唯一的请求是请你帮助我，使我尽快地回到部队去。 [NextPage] 曾政委表示一定尽快办理，他叫我先把约翰带到师部医院住下。 我们从曾政委那里告辞出来，很快就到达师卫生部医院。卫生部长李兰炎同志早已得到通知。我把约翰交给他，他们已经在一间堂屋里为约翰安排了住房。看得出来，这里已经清扫过。整洁雪白的被褥，清洁的桌椅床铺，虽然简陋，但是在当时条件下，这样的精心安排已超过一般标准，卫生设施已近乎奢侈了。约翰在来卫生部的路上，担心难得有人和他谈话，害怕又要用手势打哑语地过日子。我告诉他在卫生部能说英语的人很多，除了李部长的英语很好外，那时从上海来根据地的巴斯德研究所的教授和研究员就有好几位，这些同志不仅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张非常赞同，而且熟悉西方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他一定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他一定能生活得很愉快。约翰得知了这些情况，不由得满面堆笑，不自觉地加快了他的脚步，恨不得马上赶到那里，我把情况向李部长谈过后就回参议室去了。 在李部长要他脱下他的军用皮鞋和袜子检查他的脚伤时，展现在大家面前的那双满是水泡、个别地方已经有脓血的双脚，使他眉头紧皱起来。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尺码的方便布鞋，便无法让他下地行走，只好让他躺下就医了。后来妇女抗敌协会为他赶制了一双大鞋，在他能下地走路时，第一次穿上了东方的鞋子。 因为我好几天都忙着处理机关的日常工作，所以一直没有去看望约翰。有天我去医院看他，他的脚已完全好了。因为无事可做，想家的情绪和想迅速回队的思想增长起来。他常常请人陪同他在村子里转游。他和村子里的群众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老太太给他送来鸡蛋，儿童团给他唱歌慰劳，这些活动帮助他很快地消磨了时光，减轻了他来到乡村的陌生感觉。 我的来到使他很高兴，虽然我们只有一面之交，却已经像是老朋友一样。我们在村子里游逛，那秋天的骄阳晒得我们浑身大汗，微风下树荫给我们提供恬息的场所，我们在树下的石头上坐着，他拿出随身常带的照片给我看。原来那是他女友的照片。他说他们虽然远隔重洋，但每个星期他们都有信件往来。自从他出事到现在，他们之间已音信断绝，他的女友心中焦急的痛苦肯定同他一样是难以忍受的。我一面安慰他，请他相信，延安方面一定已经把他的安全信息告诉了他的部队，他们肯定会把他的情况转告他的家人。而且我们一旦得到指令，要我们把他送往何处，他便可以很快经由那里回部队。他离开这里以后，就可以直接向外发电报。因为这里暂时还没有这种可能。这时话题转到他是怎样参加部队的，他在家里怎样生活的等等。 他说，他本来是一个电工，是美国新墨西哥州人，父母俱在，还没有结婚。虽然他已经工作，但还是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参军，一方面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所激起的义愤，另一方面也是想利用参加军队的机会，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再有就是军队的工资比做工的工资高，可以积累较多的钱，结婚以后生活会比较好些。他问我们的工资收入怎样，我告诉他，我们过的是供给制的生活。我们吃的穿的都是由部队供给，每人每天一斤半粮食，3钱油，3钱盐，少量菜金，每年发给里衣裤两套，夏天单军服和冬天的棉衣裤一般两三年一套，还有每月发给纸烟和零用钱几元。他听到之后，大为吃惊。他认为这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他问是不是少数人员接受这种制度，例如共产党员或是因为犯有错误的人才受到这样的待遇。我向他解释说，他的理解是不对的，和他们的部队相反，在我们的部队里，官兵在生活待遇上都是平等的，衣食都是一样的。零用钱稍微有点区别，例如师一级的军事和政治指挥员，每个月的零用钱也就是3元钱，而连队的战士每月零用钱是5角钱。我告诉他，当我们参加部队在新四军服务团工作时，军首长认为我们刚从大城市来参加工作，对部队生活不习惯，没有经过勤俭节约的锻炼，大多数团员是来自大城市，大手大脚地花钱惯了，所以规定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10元。在第一个月发零用钱，我们全团人员在一起讨论军首长的决定时，一致认为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优待。我们的确缺少勤俭节约的锻炼，的确有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改造自己。我们是为了挽救祖国危亡和人类解放事业来参军的，我们愿意和战士一样每月领5角零用钱。为此，我们全体团员没有一个人领10元零用钱，我们觉得这是向老同志、老战士学习的第一步。我们认为领10元钱零用，将是我们在革命队伍中的羞耻的事情。虽然经过政治部派来的领导同志一再对我们进行说服教育，要我们接受领导同志的决定，但零用钱的钱包仍由团里派出代表送回到政治部，随后又由政治部的同志送回来，如此往返多次。最后政治部不得不再向军首长反映，经军首长同意每月零用钱从10元改为3元，我们才勉强地、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决定，那是1938年春在南昌军部服务团的事。通过这次发零用钱，我们受到一次很深刻的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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