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少川将军 忆被错杀的高敬亭将军 汪少川 踏莎行 政兴人和，民殷国富，手捻银须度迟暮。 居京难忘 鄂豫皖，梦里常谒将军墓。 耿耿忠心，铮铮铁骨，生来不与燕同伍。 追随马列无二志，血溅青龙谁人铸？  高敬亭将军塑像（图片来自网络） 至1939年6月24日，被错杀将军高敬亭同志，离开我们整整58年了。如果他在九泉之下有知，看到政兴人和、民殷国富的今天，也许会闭上那双不瞑的眼睛的。然而，作为他的部下、他的战友，在安度晚年之时，又怎么能忘记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共产党和革命事 业忠贞不二、骁勇善战，含冤死在安徽省肥东县青龙场上的老首长？怎么能忘记与他一起战斗过的日日夜夜？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1907年8月，出生在河南光山县新集（今新县）一个贫农家庭。1928年参加革命。11月黄麻起义失败后，高敬亭的父亲高立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929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苏维埃主席，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我与高政委相识，是在1934年6月。当时，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边区，实行战略转移。蒋介石乘机亲自担任豫鄂皖清剿总司令，委派梁冠英为清剿总指挥，以十几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鄂豫苏区压来，妄图置我苏区军民于死地。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中共鄂豫皖省常委高敬亭，被组织留下来，统一领导边区党政军工作，继续坚持敌后斗争。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高敬亭同志，全面分析了敌情、我情、地理环境之后，认为在四周白色恐怖之中，弱小的红军若想在夹缝中求生存，逐渐地发展与壮大自己，便衣队便是最适宜的一种游击武装方式。鉴此，他认真总结了1933年秋季，李世焱、徐海珊、钱荣华等同志，率领少数便衣武装，潜入敌占区，依托虎塔山、扬台山的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串联群众，镇压反动派的经验，决定发展、壮大便衣队。就这样，从红二十五军手枪团里将夏云龙（现名夏云）和我抽出，派到霍山县（现为金寨县印子河镇），组成便衣队，夏为队长，我任指导员，全队12人。 出发前，高敬亭同志告诫我们：“明枪好躲，暗箭难防，你们这次去霍山县，与敌人不是明争，而是暗斗，要来无影，去无踪，待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之后，再来个'黄鼠狼偷鸡，叼一只就走’，千万不可硬打硬拼。拼实力，我们拼不过敌人！” 来到霍山县后，我们遵照首长的教诲，利用团山、燕子河、白莲涧、董家河一带的有利地理条件，夜行晓宿，走亲串邻，分散发动群众，集中偷袭敌人，很快发展到三十多人，建立了一小块新苏区，秘密成立了中共霍山县六区区委，为搜集情报、掩护伤病员、牵制打击 敌人，坚持敌后斗争，探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为此，1935年2月二十五军留在鄂豫皖的部队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之后，军政治委员高敬亭同志随之决定成立了皖西特委和二四六团并令皖西特委书记兼该团政委徐成基同志，统一领导皖西地区的便衣队和地方武装，在舒城、霍山、潜山、太湖、英山、宿松等县，建立游击区，开辟新的根据地。至1936年春，己有11个便衣队，分布在以潜山县的鶴落坪、大岗岭为中心的马家河、羊心危、小河南、沙村河、妙道山、陈汉沟、万山、僧塔寺、肖家坳等几个县的交界地，一边打仗，一边做群众工作。 为使便衣队的星星之火，能形成燎原之势，高政委常找我们商讨，一同总结经验教训，并适时提出了便衣队的“十一大任务”，即： （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取器于敌。高政委常讲：“红军如鱼，群众似水，红军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不仅难以立足，也难以生存”。因此，指示各支便衣队，要在“赤”、“白”之间或插入敌后，就地发展党员，依靠这些党员和革命群众，采取“亲连亲，邻连邻，由点到面，连村成片”的办法，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逐步到公开建立小便衣队和游击队，成立党的领导机关，掌握基层政权。并用访贫问苦、助民生产、贴标语、唱“穷人穷”或“八评歌”，忆苦等办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投身革命的热情。同时，为了满足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还仿效《孙子兵法》中“因粮于敌”的办法，经常让便衣队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武装群众。如霍山县马家河便衣队指导员刘定边，摸清驻扎在马尾河街上那个连敌军的情 况后，便利用夜暗将几名便衣队员埋伏在学校操场四周，而后化装成敌营部人员，在街上见到酒后闲逛的敌军士兵后，以军容不整，厉声训斥，把对方吓晕之后，令这些士兵去找连长，将全连人员带到操场听候训话。待敌军全连人员跑到操场列好队后，预先埋伏好的便衣队员一齐跃出，用手枪逼迫这连敌军乖乖地交出了手中的武器。 （二）扩大游击区，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红二十八军重建后，曾几次动用主力部队，谋求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但因敌众我寡，我主力部队稍有行动，就会遭到数十倍于己的敌军的前堵后追，均难以奏效。高政委则将这一艰苦的任务，通过各个县的地下党组织，交给便衣队。这些便衣队精干灵活，在敌后游若蛟龙，很快建立起一片又一片新的游击根据地。1936年6月28日，敌在《申报》中不得不惊呼：“查高俊亭股匪，全部精锐，不过千余人，在边区各县，时集时散”。“为久踞计，择地建设苏区”。“现在，（麻城）县境以内，匪已明目张胆，四乡皆有组织”“而且邻之黄冈、黄陂、礼山、黄安、商城、立煌等县，皆与麻城相同”。 （三）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好多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为了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高政委让各支便衣队，在地下党的协助下，把被打散的革命力量积聚起来，把群众中蕴藏着的革命热清激发出来，培养和发展新党员，为党的机体注入新的血液，在各地建立坚持游击战争的领导核心。结果到1935年底，部分老区，基本上恢复了党的基层组织。1936年，在新开辟的游击根据地，也建立起党的许多组织。 （四）掩护红军伤病员，进行妥善安置和治疗。由于鄂东北和皖西北的总医院和分院在红军主力转移后均遭到破坏，大批伤病员和医护人员都被迫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在老区。高政委将接收安置伤病员，寻医找药的任务交给便衣队。仅从1936年6月到1937年10月，黄冈便衣队就安置、治愈红军伤病员200多名。在皖西，便衣一分队还办了一个“红军山林医院”，及时救治从山区里转移不出来的红军伤病员。 （五）筹款筹粮，提供物资供应。便衣队主要是通过惩贪官，打土豪或规定地主缴纳一定数目现款等途径筹集军费。如1936年3月，罗山便衣队接到罗陂孝特委关于尽快给主力红军筹粮等款的命令后，抓到国民党罗山县税务局长，—次筹款一千块大洋。黄冈便衣队为震慑一下新洲守敌，抓住敌师长之父——百万富豪毛竹宇，以人质换了五万元。就这样，便衣队及时向红二十八军供给了大批现款、粮食、布匹、鞋子、药品、雨伞、毛巾等物品，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 （六）利用敌人的基层政权为我服务。便衣队针对当地的联保主任、保长、民团均贪生怕死的心理，采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慑之以威的办法，争取开明绅士，打击土豪恶霸，迫使国民党基层政权为红军筹粮筹款，保护群众，掩护伤员，效果甚好。光山、商城等地，凡在便衣队控制下的地区，村保长的任命、地租的收取、红军家属免租免税，均由便衣队决定。使“白色政权”，为“红色革命”服务。 （七）严惩坏人，给群众撑腰。高政委常讲“群众的腰杆挺直了，扬眉吐气了，才能尝到革命的甜头，真心拥护红军”。鉴此，他指示各支便衣队，要严惩坏人、恶人，给受压迫、受迫害群众撑腰。各支便衣队根据军首长的指示，对伪军政人员、地主豪绅，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镇压罪大恶极者、重罚为非作歹者、争取迫不得已给敌人做事者、保护听命守法和为我做事者。结果分化了敌人，使群众看到了红军的威力，打消了思想顾虑，踊跃投身于革命，壮大了红军的队伍。 （八）接济老区，帮助老区人民渡过难关。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刚离开罗山、光山、黄安、礼山四县交界的老君山、天台山、三角山、凌云山、乌头尖……敌军便对这些地方实行残酷的清剿，“石头过刀，茅草过火”，老区人民处在缺衣、少粮、遭敌屠戮的灾难之中。得到这一情报后，高政委及时命令红安县的8个便衣队和中心县的12个便衣队，就近筹粮筹款筹衣筹药，派人秘密送进山里，接济与救援老区人们，使老区人民、后方机关和伤员，在敌人反复清剿中，渡过了难关，将斗争坚持到底。 （九）扰乱、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高政委时常提醒我们：“孙武主张以正合，以奇胜，认为奇正相先，如循环之无端，不竭如江河，我们用兵也要奇正相辅。”于是，他将便衣队看成是奇兵，派我们去扒桥毁路、砍电线杆、袭击敌据点，以积极的行动扰乱、牵制敌人，为主力红军歼敌，创造未战而先胜的条件。 （十）搞侦察、送情报，掩护主力红军行动。便衣队或军或民，行动诡秘，常出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因为它有这样一个有利条件，高政委指示各支便衣队，要充当主力红军的耳目。各支便衣队据此，搞侦察、送情报，把所在地区国民党驻军的番号、兵力部署、人员武器数量、官兵的素质以及主要人员的行踪，都及时通报给主力红军。有时，高政委还亲自率手枪团或便衣队，到敌心脏地带活动，摸第一手敌情，用于重大决策。这样一来，使敌进剿扑空，驻止挨打，惶惶然不可终目，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十一）组建游击队和战斗营，不断充实与扩大红军队伍。为了使主力红军随耗随补，不断得到扩充与发展，高政委令各地便衣队，有计划地组建游击队和战斗营，随时准备充实红军的力量。其间仅灵山便衣队，就组建了十几支小游击队，收缴反动派长短枪480多支，为红军输送了百余名青年参军，组建了两个战斗营，及时补充给红二十八军，使主力部队愈战愈强。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高敬亭政委的正确引导下，便衣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到1937年春，鄂豫皖边区已有82支便衣队，600余人，分布在鄂豫皖边界的22个县内，使敌人感到“自己身边有个幽灵，赶不走，驱不散，随时都可取下他们的脑袋”。“当兵的提心吊胆，当官的夜不能寐，皆陷入惊恐与不安之中”。 便衣队日益发展壮大，敌人视为心火之患，开始动用主力部队分片清剿。高敬亭政委则令各支便衣队：“以智慧与勇敢，与敌巧周旋，以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粉碎敌人的清剿，不满足于虎口余生，而要在斗争中进一步得到壮大与发展。” 指挥员的智慧，最易在士兵身上碰撞出火花。不久，在各地的便衣队中，便开展起“七破”杀敌立功活动：破并村、破搜心、破坐探、破清乡、破连坐、破碉堡、破封锁。为便衣队赋予了新的使飢使必“敢兵游勇”，成了对敌斗争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人民战争史。 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高敬亭，正是由于他巧妙地运用了人民战争这个法宝，在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他重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的千余人，转战于鄂豫皖边区的45个县，将国民党17万正规军死死拖住，并不断给以沉重地打击。三年中，歼敌18个营又15个连和大量小股敌军，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主力的长征，保卫和发展了鄂豫皖边区游击根据地，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为后来成为新四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由于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系，高敬亭政委一时无法了解全国形势和获得党中央指示。7月13日，高率部由鄂东北突围到达皖西岳西两县南田村，从皖鄂边特委何耀榜处得到姜术堂从西安带回关于国共合作的文件材料。尽管他投身革命以来，同国民党反动派整整打了十年，于家于党，对国民党反动派怀有深仇大恨。但在他十余遍的反复阅读、研究党中央这些文件材料后，深刻领会了党中央决策的英明、正确，坚决响应党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号召。之后，在与国民党代表谈判中，他充分表现了机智、灵活的英雄本色，有理、有利、有节地粉碎了敌人的种种阴谋。当谈判取得胜利后，他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再告诫干部“合作了……我们还是我们，我们不能丢掉过去的红军作风”，赤胆忠勇，显而易见。 中央军委命令高敬亭率领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红军团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支队司乌员。1938年3月8日，高敬亭奉命率部挺进皖东抗日前线。5月12日，四支队第九团在巢县蒋家河口打响了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第一仗，全歼出动日军，首战告捷，极大鼓舞了华中军民的抗日斗志。7月底，为执行保卫大武、袭抗日军后方运输线的战略任务，高敬亭率四支队赴皖中前线，出师奏捷，接连在合肥、舒城、桐城一带公路线上，先后进行了30多次战斗，打开了皖中抗日根据地的局面。之后，直至1939年6月高敬亭被错杀，据不完全统计，四支队又先后与敌伪作战50多次，其中同敌伪千人以上集团作战4次，阻击80至500辆汽车的车队6次，共毙伤敌伪2300余人，其中日军1700多人，俘敌400余，其中日军9人。在当时新四军4个支队中，是作战次数最多，战绩最大的。四支队自身也发展到万余人。 1938年夏，我在新四军四支队手枪团任政委，随支队司令部机关挺进皖中，进驻安徽舒城东西港冲时，正值日寇占领了安庆、九江、进逼武汉、群众抗战热情日趋高涨。为了广泛宣传我军抗日救国主张，并以我军取得的战斗胜利鼓舞民众，经支队高敬亭司令的同意，除了执行作战任务外，其余时间我经常深入到陈子河、西港中，程河道、中梅河及岳西的晓天等地区召开各种形式的群众集会，深入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经一个多月的工作，舒城地区报告参军的爱国青年已达400余人。我向高司令汇报工作时，他对我们在短期内取得的工作成效表示满意，并说：“抗日是全中国老百姓的事，我们就是要扩大新四军的队伍”。同时，他又对国民党口是心非，卡我军的脖子，不给经费，不发装备，限制我们编制员额等做法甚为愤慨。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不要紧，蒋介石不是说了嘛，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人人有守土抗战之责，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我们就借用他说的话，去动员国民党各级政府及地方上的富豪捐献，总是可以解决一部分的。当然开始组建部队总得给你想点办法。”高司令给新组建的队伍一个名称，让我去进一步去组织、发展。他说：“新组建队伍可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四支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部队组成后即开赴抗日线。”年底，四支队进行编制调整，手枪团撤销，改为支队教导大队，与此同时，淮南抗日游击纵队正式成立了。这支 队伍共组成4个连，每连百余人。我去请示高司令员：“部队已组编起来，请派一些领导骨干带领这支队伍。”他说：“你提吧，看什么人合适。”我说：“梁从学同志现已伤愈，就是手上有点残废，但其他条件都不错。他在红二十五军任过师长，可任纵队长，我只能做政治工作。手枪团一分队指导员陈宗胜同志任参谋长，三分队副指导员宋青云同志任政治处主任，二分队胡少卿同志任总书记，请吴先元老主任任政治处主任，二分队胡少卿同志任总书记，请吴先元老主任派出后勤方面的领导骨干、参谋、干事和连排干部也从手枪团内抽调十余人， 团部警卫班，我带一半去。”高司令同意这个方案，他说：“纵队的几位主要领导干部，由我去说，你可任纵队政委。从手枪团调整人员，你跟詹化雨团长商定。从后勤抽调人员，你跟老主任商定。”梁从学、陈宗胜、宋清云等同志到任后，按照高司令员的指示，纵队移驻程河道地区进行冬训。这时，我即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在舒适县中梅河区、岳西县晓天区，上至各级国民党政府，下到联保主任、地方富户征钱征枪。经过一段时间工作，除武器弹药比较困难外，部队经费和400多人的服装都得到了解决，高司令对此很高兴，让我去找支队经理部吴主任，尽量从库存的枪支弹药中拨出一部分，其余不足部分，要我们从日军、汉奸手里去夺取。 在程河道整训期间，我们这支组建的队伍又扩充100余人，增编为第五连。此外，还编有直属纵队部队的警卫通讯排。 1939年3月，我纵队奉命向安徽寿合地区也就是淮南一线开进。 此后有一天，寿台中心县委书记董积贤找到我们说：“国民党皖西人民自卫军第一路军驻拓塘集的支队长郑抱真，出身旧军人，从不扰民，在这一带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对国民党排斥异己，克扣军饷，不发给武器弹药十分恼火，对真心抗日的共产党和新四军非常佩服和敬仰。对他的部队，我们已派进了好几个党员做基层工作，但由于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散，缺乏斗志，郑本人也感到很难再带下去。此人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抗日态度坚决，如果我们对他进行统战工作，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很大。”我立即请示高敬亭司令，很快得到了批准。于是，我们纵队就向拓塘集靠近并驻扎下来。随即，我就去拜访郑抱真，在不断的接触中，我对郑抱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看到国民党腐败无能，从军后一腔报国之情很快被冷却了。国民党特务要他反共他不干，因此，上锋故意卡他的脖子，动不动就刁难和故意整他，故而，他早有脱离部队，洗手不干的念头。 此前，郑抱真这个支队三个大队的九个中队里，我们都有派进去的党员，直接由寿合中心县委领导。打进去的党员又秘密地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已具有一定的基础。从这支队伍的结构来看，尽管其中有部分当过土匪、团丁和地痞流氓，但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加之，两支部队驻在一地，郑抱真多次主动请我们参加他部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给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大多数人已经很接受我们的宣传和教育。综合以上情况分析，我们认为收编这支部队的条件和时机业已成熟。一天，郑抱真找到我们很认真的提出：“汪政委、梁司令，我不打算保持现有这个番号，咱们合编用一个番号怎样？我接受你们的整编，正式列入新四军的战斗序列，真正成为一支抗日救国的队伍！”梁从学司令立即表示欢迎。我接着对他说：“我们对你个人完全信任，不过这样做，你的部下能接受吗？”他说：“不如此，我们千把人不给给养，怎么去抗战呢？下面的工作我来做，不愿干的不勉强，愿意干的，就继续跟我一起去抗日救国，改编成新四军。” 经我们请示高敬亭司令员，他表示同意，并任命郑抱真为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纵队长，梁从学任副纵队长、我任政委。 经整编后的淮南抗日游击纵队辖3个大队9个连，每个连都有机枪。全纵队共1400余人。高司令又从教导大队中选派了一批干部充实到这支新整编的部队作为领导骨干。之后部队在合肥拓塘集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政训练，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后来，在青龙厂将淮南抗日游击纵队整编为十四团时，纵队第一大队改为四支队司令部特务营，原红二十八军和抗战时四支队老特务营改为十四团的第一营作为团的战斗骨干队伍，十四团二、三营就是以该纵队的二、三大队为基础，补充了一个游击队编成的。从此，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在党的领导下，与其他兄弟部队一起转战南北，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9年5月6日，根据党中央指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庐江东汤池正式组建。张云逸兼任指挥，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任参谋长。10日，叶挺到舒城西港冲召开四支队干部大会，重申党中央关于四支队继续东进皖东的指示，并作了动员。高敬亭于5月中 旬下令第七团、第九团向皖东开进。此间廖磊向国民党五战区诬告四支队“在皖横行骚扰”并捏造了7条“罪状”。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挺带着蒋介石批准枪决高敬亭的公函，抵达合肥青龙厂，即派已在此的第八团团长周骏鸣亲自去舒城西港冲传达命令，要高敬亭速率教导大队开赴淮南铁路下塘集地区。高即率教导大队启程，在途中，得知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叛逃之事，高说：“为什么杨、曹逃跑之事，前指不向我报告，我到下塘集（高以为叶军长在下塘集）怎么向叶军长讲啊！”到合肥青龙厂后，才得知叶挺就在青龙厂即去见他，当场就被关押。随后，军部和江北指挥部几位主要领导就在青龙厂附近储家围子召开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斗争高敬亭会，宣布高的“罪状”：反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指王明）对抗军部领导，不服从上级命令，擅自“招兵买马”，“破坏统一战线”等等。要高敬亭承认错误，高不服也拒不认错，之后，大家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是要教育高敬亭。但6月24日，以叶、项名义出了布告，将高敬亭处决了；时年32岁。这位令敌人不寒而栗，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爱戴的将军，蒋介石曾以五千元悬赏要他头颅而不得的“匪首”，却无辜地死在了“左”倾领导人的枪口之下，岂不悲乎？党中央曾电示新四军，调高敬亭到延安学习，但电报到时，高己被处死。 由于我当时被上级视为高敬亭最器重和最得力的干部，既不“揭批”高的“罪行”，又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因此，被降职安排到特务营当政委。不久，又被送到新四军军部学习。回来后，1940年1月即被调离四支队，到地方独四团任政治处主任。1940年调高邮县独立团任团长。1943年进华中局党校学习，学完后，任天高支队副司令。下半后，调滁县纵队任副纵队长兼主任。8月，任中共津浦铁路南段工委会书记和铁路便衣大队长兼政委。10月，调任中共嘉山县委书记至1945年1月。 高敬亭是一个久经考验，革命坚定，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特别是在独立坚持鄂豫皖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他率领不足两千人的红二十八军，在边区党和人民的配合下，拖住并抗击了17万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和进攻，歼敌近两万人，有力地支援了三大主力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保卫和发展了鄂豫皖边区游击根据地。在战绩和保存红军骨干上，都是南方各游击区最大和最多的一家，毛泽东同志曾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和赞许。抗日战争一开始，他率领新四军四支队挥师东进皖中，皖东地区，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由于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高敬亭认识受到了局限，在执行党中央关于东进的方针上行动迟缓，在杨、曹叛逃事件上，也负有领导和失察的责任，但这些毕竟是认识上的问题。对于高敬亭同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始终采取慎重的态度，以团结教育为主并有具体的处理意见，然而，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不经中央批准就将他处死，这肯定是错误的（1974年12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重新审查高敬亭问题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1978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使蒙冤38年的高敬亭同志得到了昭雪，恢复了名誉。）在高敬亭同志被错杀后，又在四支队中进行“肃清高敬亭流毒”株连了不少干部，搞的人人自危，这更是错误的。高敬亭同志被错杀，是新四军的一大冤案。他的死，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至于我个人受到株连，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也是很难避免的。在“左”右倾机会主义横行之时，我们有多少优秀的同志，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和敌人的屠刀下，而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这是很令人痛心的，血的教训。四支队虽然是由高敬亭同志组建并长期领导、指挥的，但它始终把忠于党、忠于人民作为最高原则。当高敬亭同志被错杀后，尽管部队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广大指战员仍然执行党的指示和命令，坚持战斗，英勇杀敌，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不愧是一支党完全可以信赖的坚强的英雄的队伍。 痛定思痛，总觉得该写上面这段文字，以缅怀先烈，告慰死者，晓示后人。（一九九七年六月）（选自《铁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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