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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历授时的半成品 《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收录《大明泰昌元年岁次庚申大统历》残卷，经对比发现，该历年份并非庚申。据残历之纪年表推断，其年份当属下一年，即辛酉年。该年历日颁发之前，因皇位更替，二度改元，出现了两次变更历日年号的特殊情况。“泰昌元年”或有所本，建议仍据原笔书题写《大明泰昌元年大统历》定名。辛酉年历日之印造、颁行过程，可为今人审视古代颁历授时传统提供一个有益视角。 历书俗称历日。上世纪八十年代，严敦杰就曾指出：“汉简历谱，敦煌具注历日和明清历本，为研究我国历法史的三项重大史料。”[1]自民国以来，汉简历谱，敦煌历书等早期稀见材料备受学者瞩目，成为研究热点，前辈积极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对于存世数量众多的明清历日，学界仍重视不足，研究寥寥。[2] 近年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3]（以下简称《汇编》），全套共六册，收录明代历日一百零五册，国内绝大多数明代历日汇集于此。笔者近日有幸一睹其全貌，现基于《汇编》所收部分历日之形制、内容进行探讨，重新确定一件历日的年份，并藉此出发，以祈增进对中国古代“观象授时”传统的认识。 1《大明泰昌元年岁次庚申大统历》年份质疑 有明一代，官方通行《大统历》。《大统历》封面页印有历日名称：大明+年号纪年+大统历；首页印有历日全称：大明+年号纪年+岁次干支+大统历。如图1：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室在为《汇编》收录诸历定名时，体例统一使用历日全称，并在目录中另以括弧注明公元纪年。笔者翻看第五册目录时，发现竟有两件相邻历日的岁次干支、公元纪年相同，而年号纪年不同，一为《大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岁次庚申大统历》，另一为《大明泰昌元年（1620）岁次庚申大统历》。查阅明代史籍，方知时人所定特殊纪年体例，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到十二月为泰昌元年，此庚申年先为万历四十八年后为泰昌元年！那么，此二件历日是否年份相同？ 明代官方颁行大统历日有两种：民历与王历[4]。翻看两册历本，据形制可判定二者皆为民历，即为明代民间日常检用。今据《汇编》所收民历，见其形制长期固定不变，诸页内容依次为： ①封面，1页，印有历日名称、钦天监防伪戳等，盖有钦天监历日印； ②月份节气，1页，起首印有历日全称，盖有钦天监历日印； ③“年神方位之图”，1页； ④月、日编排，每月一页，共12页、有闰之年13页； ⑤“纪年”、宜忌诸日及钦天监官职名等，为最后两页。 初步翻看比较，万历四十八年本缺原封面页，内容仍完整，可见其首页印有历日全称“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岁次庚申大统历”。而泰昌元年本残破较为严重，笔者进一步登陆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http://www./），查阅到《大明泰昌元年大统历》信息：残存6页；四川西昌博物馆藏底本，据明泰昌元年（1620）刻本摄影。 现封面页历日名称为笔书“大明泰昌元年大统历”，另加外框，此当为后人所题，如图2：
图2：《汇编》收录泰昌元年本封面页之历日名称 残历原件品相较差，仅存后半部分数页，且已多处模糊不清，共计有三页月、日编排[5]，以及部分“纪年”、宜忌诸日及钦天监官职衔等内容。 泰昌元年本所存三个月份具体为何，须以内容判定。就月序而言，当属中间一页十一月字迹最为清晰，此月大，月建为庚子；后一页的月序，乍看上去也是十一月，又见此月为小月，月建为辛丑，前接十一月，故当判定为十二月，因“二”字迹模糊，上面一横不辨，容易误作“一”字；前一页，月序字迹已非常模糊，无法直接识别，仅依稀可辨该月为大月，月建为己亥，此与后面十一月相接。故可确定三页分别为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三个月份朔日干支，仅十一月可辨识为戊戌，十月朔日字迹模糊，十二月仅可见朔日天干为戊。所幸此两月份仍有个别日期可辨，可据之推算复原，如十月十七日干支为乙卯，推得朔日干支为戊辰；十二月六日干支为癸酉，则朔日干支为戊辰。 泰昌元年本三个月份月、日编排已大致复原，万历四十八年本品相较好，相应月份信息皆可取，为方便对比，列表如下：
据上表，可见二者月建干支、日干支安排等皆不同，故绝非同年历日。万历四十八年本自为庚申年历日，不误。残历之名称“泰昌元年”为后人另行题写加上，不可轻据。 2、残历定年 残历年份亟需重新确定。前辈学者研究敦煌历书的成果卓著，他们积极探索残历定年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席泽宗、邓文宽考定敦煌残历年代时曾提出七种方法。[6]九十年代初，黄一农进一步总结出一套推理较为严密的流程。[7]按前人提出的定年方法，需据该历三个月份内容，进一步推算出年份。 残历三页月、日编排之后，还有“纪年”、宜忌诸日及钦天监官职衔等共计一页半，这部分内容，前人在探讨敦煌具注历日定年问题时并未涉及。 明代大统历日中，“纪年”一栏，实际上是以年号纪年为基础编排的表格，自本年始，回推往年纪年共一周甲子，并列出每年干支、闰月、纳音五行、属相、所生之人岁数、男女命宫等，为古人日常生活中推算年岁、婚配之用。纪年表在中国古代历书中有着悠久传统，其最早在敦煌文书S.P.6号《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中就已出现[8]。年代较晚的敦煌文书S.612号《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应天具注历日》中也出现过纪年表[9]，其形制已与明清历日差别不大。残历纪年表部分，缺失半页，其中某些年份稍可辨识；纪年表之下的宜忌诸日，基本不可辨。 敦煌历日为当地人抄写或自编，基本不见朝廷制历官员之名。明代民历中，末尾列出钦天监制历官员职衔姓名等。残历中，姓名非常模糊，仅可辨识出钦天监春官正、夏官正皆为戈姓。 残历纪年表仅末尾处，即与钦天监官职衔表相接部分稍清晰，如图3：
图3：残历纪年表末尾部分 该表最末数年可辨识出一些年份与干支，自左向右，依次为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嘉靖四十五年丙寅、隆庆元年丁卯……明代大统历日之纪年表篇幅为一周甲子，回推表首年份，可定为辛酉年（1621），对应今用历史纪年，当为天启元年（1621）。 《汇编》同册内恰收录有《大明天启元年岁次辛酉大统历》，亦属民历，虽缺封面页，但内容完整，以下取纪年表末尾部分相应内容如图4：
图4：《大明天启元年岁次辛酉大统历》纪年表末尾部分 经对照，发现二者纪年表末尾部分内容一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大小，月建干支、诸日干支等编排皆合。今可确定，残历年份非庚申年（1620），应属次年辛酉年（1621）。 历尾钦天监官职衔部分，春官正、夏官正可确认为戈承科、戈永龄，印证前文。另外，《汇编》影印本残历纪年表，所缺部分为起始半页，编排页码时出现次序错乱，不知为何将第445与446页内容弄颠倒了。 3、辛酉年（1621）《大统历》之印造过程 残历内容同天启元年本，其存世页数不及历本原件一半，后人另加封面页，题写“大明泰昌元年大统历”字样，此名是否完全不可据？这实际上涉及到明代泰昌年号启用问题。 泰昌年号是明代历史纪年一个特殊情况，其起因，缘自明朝神宗、光宗、熹宗三帝在极短时间内的两次皇位更替。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驾崩。八月初一日，光宗即位，诏改明年为泰昌元年。既确定明年改元，因此涉及造历问题。自嘉靖朝起，明廷颁历时间定为十月朔，故光宗即位之后，官颁历日需要使用泰昌年号。 明制，钦天监造成来岁历样，于每年二月初一日进呈御览，获准后，照历样刊造十五本送礼部，由礼部派人送至南京及各布政司。钦天监印造北直隶历日，南京钦天监当负责南直历日。以南京钦天监为例，“凡每年三月内，礼部咨送到次年大统历样发南京钦天监”[10]。为保证历日印制，明廷对纸张采办时限有着严格规定：“凡各处该解南京钦天监造历纸札，每年以六月终为限，违者参究”[11]，“凡本监造历纸……限六月以里至京” [12]，盖自七月份开始印造。 光宗登基之际，钦天监印刷次年历日即《大明万历四十九年岁次辛酉大统历》当已开工。因次年改元，八月初四日，钦天监“请改书历日年号”[13]，获准施行，故次年历日全称当改为《大明泰昌元年岁次辛酉大统历》。大统历日中，推算所得内容不用改动，其变更仅涉及年号纪年部分而已，就民历而言，当改之处有三：一为历日封面，二为历日首页，三为纪年表之首行辛酉纪年。 然光宗登基后不久即染病，在位不足一个月便撒手西去。九月初六日，熹宗嗣位，诏改明年为天启元年。仅月余时间，明廷就经历了两次皇位更替，八月之诏以次年为泰昌元年，而九月之诏又以次年为天启元年。熹宗登基之际，纪年问题成为群臣论争的焦点。他们最初形成三种意见： 或议削泰昌弗纪；或议去万历四十八年，即以今年为泰昌；或议以明年为泰昌，后年为天启。[14] 纪年是皇帝统治的象征，这三种处理方式，实际上都意味着要牺牲祖孙三帝之一。前者否认了光宗统治之存在，次者将神宗在位年份削去末年，后者则是有碍熹宗之明年改元，三种意见似乎都不够允洽。 此时，礼科给事中李若珪、暴谦贞提出另一种特殊意见，脱颖而出。李若珪奏称： 除明年正月初一日为我殿下纪元，今年自八月初一先帝登极之日以至十二月终断，宜借之先帝，俱称泰昌每年月日。万历年号断自今年七月终止。则是先帝之年号既不亏万历之实数，又不碍殿下明年之称元，实至便也。[15] 这样看来是能够调和问题，既不影响次年用天启纪年，又存留泰昌年号，也合乎神宗实际统治之终，故群臣多有认可者。 此种处理方式面临的反对意见是有人称其不合礼制，即违背传统“未逾年不改元”之惯例。御史左光斗引述旧典，举出史书中唐顺宗永贞年号附于德宗贞元二十一年之后等数例为证，支持李、暴[16]，该议遂获准。所见九月十四日诏书，落款仍称为万历四十八年，[17]可见采纳时间较晚。 值得注意的是，论者议纪年改元事，多有关注朝廷颁历之制者。如李若珪提出“造历在即，时刻难缓”[18]，意谓时维九月，颁历之期迫近，亟待明廷确立纪年制度，恳请尽快施行其议，载于历中。 左光斗疏亦从颁历角度阐释泰昌纪年问题面临之困境： 若使泰昌晏驾稍待半年，或稍待二三月，又或泰昌之诏未宣，而泰昌之历已颁，则可以无今日之议；惟诏已颁矣，历未改矣，天启之明年已定矣，泰昌二字茫无安顿。[19] 如光宗死于次年，或是当年十月之后，《大明泰昌元年岁次辛酉大统历》已颁行天下，官方法定纪年制度已既成事实，可照旧例行，无需争辩。现实情况是，在颁历之前，已确定次年改元天启，需要颁行《天启元年大统历》，按传统方式，纪年表中泰昌年号的位置确实不便安排。 数日后，熹宗下《泰昌元年大统历敕谕》曰： 朕惟皇考嗣登宝位，甫逾再朔，奄弃臣民，善政徽猷，靡可殚纪。父作子述，着代为先，正始受终，得统为大。维先帝之庞恩湛泽，永结于人心，宜泰昌之建号纪元，昭垂于万世，于以明缵承之显序，彰启佑之洪庥，明发有怀，方深轸慕，再览廷议，实获朕心，其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至十二月终为泰昌元年，并载《大统历》庚申纪年行内，礼部通行天下，一切章奏、文移，遵奉施行，钦哉，故谕！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日。[20] 直到此时，才改当年年号为泰昌元年。按例，钦天监所造历日又要变更纪年，民历需改动处有四：历日封面，历日首页，纪年表之首行辛酉纪年、次行庚申纪年。今取《大明天启元年岁次辛酉大统历》纪年表之起首部分如图5：
图5：《大明天启元年岁次辛酉大统历》纪年表起首部分 该纪年表次行庚申纪年为“泰昌元年八月起，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止”，是为熹宗敕谕之贯彻。原《大明泰昌元年岁次辛酉大统历》中，泰昌元年当位于辛酉年行，朝廷确定纪年体例后，天启元年占据首行，泰昌元年“退居”庚申年行内，作为纪念。 明廷本于八月批准钦天监改万历四十九年本历日用泰昌年号，又于九月二十日再定纪年体例，此时距离原颁历日期十月朔不过十天。今计印造历日诸环节，除刻版外，还需采办纸张，印刷装帧等多道工序，时间紧迫，故该年颁历日期推迟了一个月，到十一月朔日举行。[21] 明代历日之发行，有其特定机制。直隶诸府州历日，为钦天监负责印造；各布政司，则由朝廷预授钦天监历日印，待每年礼部发来历样，照之刊印，并每本盖上历日印，到颁历日期，才能发放民间。民历之颁发点共有十几处，遍布全国。 八月初四日，钦天监获准改历日年号后，当派人通知各地，统一改次年历日名称为《大明泰昌元年岁次辛酉大统历》。熹宗之登基改元，纪年体例确定时间较晚，九月二十日才下敕谕，约比前次更改晚了一个半月。明朝统治范围不可谓小，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朝廷敕谕自京师传至全国各地，所需时日不为短，其抵达某些偏远布政司未必及时，当在十月朔日之后。就此特定历史条件而论，因为这个时间差的存在，仍不能完全排除某些布政司已印造泰昌年号历日完成并按例而行，在敕谕抵达之前颁发的可能性。 前文引述馆藏信息，说《大明泰昌元年大统历》源自“四川西昌博物馆藏底本”。从收藏地看来，或许这件历日就是在蜀西南流通过，四川距离北京颇远，亦可为上文论述其性质添一佐证。 4、结语 前人论述传统历书，多据汉简历谱、敦煌历书。历谱发展成为历书之过程中，伴随着纸张的应用，其取代简牍后，因文字载体之巨大变化，书写更加容易，历书内容乃日趋繁复。[22]存世敦煌历书多为写本，始于南北朝，终于北宋，其形制与明清历日差别较大。最新的研究已大致理顺敦煌吐鲁番历书形制发展线索，认为从南北朝到隋唐，传统历书形制从多样趋于整合，唐代前期，历书形制已基本一致，这是因为中央政府重建统一颁历制度，历书经递相传抄、逐级下颁之故；而唐末地方私制历日风气盛行，历书形制、内容再度变得复杂，又呈多样化趋势。[23]唐宋以降，大一统王朝统治区域内，禁止民间私造历日，法令愈加严明，日用历书仅限于官方颁行。 明清历日皆为印本，形制遵朝廷定制，长期不变。如图1所示，大统历日封面页印有防伪戳曰：“钦天监奏准印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以此昭示天下，鼓励告发私造者。《大明律》特立“伪造印信历日等”一款：“凡伪造诸衙门印信及历日、符验、夜巡铜牌、茶盐引者，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24]，这是将历日与诸多官方信物并列。洪武三十年（1397），朝廷更将“伪造制书、宝钞、印信、历日等”列为斩首诸罪头等，定为“决不待时”。[25]从这种意义上说，明清历日蕴含的官方色彩与制度属性更加显著，此为研究者不可忽视之方面。 就明朝制度而言，历日纪年问题应遵从朝廷所定，而且举国之内只能通行一种民历，《大明泰昌元年岁次辛酉大统历》可谓是一种半成品，本不应颁发，当统一为《大明天启元年岁次辛酉大统历》，才合规制。 明代《大统历》载年号纪年之关键三处：历日封面、历日首页、历日纪年表前半页，残历皆已缺失。鉴于该年份历日印造颁发过程中二度改元的特殊情况，也不能简单判定笔书“泰昌元年”为误题。泰昌年号历日有流传民间之可能，后人另加封面页, 或其题写有所本？ 《汇编》所用年份庚申不确当。笔者建议，应仍据原笔书题写《大明泰昌元年大统历》定名。 注释 [1] 严敦杰：《跋敦煌唐乾符四年历书》，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51页。 [2] 对明代历日的专门研究，仅见周绍良对其收藏大统历日的介绍，以及邓文宽对吐鲁番出土明代历日残片之年代考定，参见周绍良：《明<大统历>》，《文博》1985年第6期，第40-44页；邓文宽：《吐鲁番出土<明永乐五年丁亥岁（1407）具注历日>考》，载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5-261页。 [3] 北京图书馆古籍影印室编：《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4] 关于明代的民历与王历，可参见拙文《明代颁赐王历制度考论》，《史学月刊》2013年第2期。 [5] 明代大统历日为包背装古籍，每月一页，页面文字那一面向外，背对背地折起来，再装订。影印时，《汇编》采用32开本，因此原历本的一页今人分作两页影印。该历影印本月份内容共计六页，对应古籍当为三页。 [6] 席泽宗、邓文宽：《敦煌残历定年》，载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2-166页。 [7] 黄一农：《敦煌本具注历日新探》，《新史学》（台北）1992年第4期，第1-56页。 [8] 邓文宽编：《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23-224页。 [9] 邓文宽编：《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23-527页。 [10]《大明会典》卷117，《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 [11]《大明会典》卷117，《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 [12]《大明会典》卷223，《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40页。 [13]《明光宗实录》卷3，“泰昌元年八月己酉”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80-81页。 [14]《明史》卷244《左光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6331页。 [15]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2，《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23页。 [16] 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卷1《登极必用诏书疏》、《年号议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16-217页。 [17] 孔贞运辑：《皇明诏制》卷10，《续修四库全书》第4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11页。 [18]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2，《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23页。 [19] 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卷1《年号议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16-217页。 [20] 孔贞运辑：《皇明诏制》卷10 ，《续修四库全书》第4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11页。 [21]《明熹宗实录》卷3“泰昌元年十一月甲戌”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19页。类似的例子，曾出现在崇祯帝之际，案崇祯帝登基于天启七年（1626）八月二十四日，该年颁历日期就因为改历日年号而推迟为十一月朔日，参见拙文《明代颁赐王历制度考论》。 [22] 邓文宽：《从“历日”到“具注历日”的转变》，载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4-144页。 [23] 陈昊：《“历日”还是“具注历日”——敦煌吐鲁番历书名称与形制关系再讨论》，《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60-68页；陈昊：《吐鲁番台藏塔新出唐代历日文书研究》，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07-220页。 [24] 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24《伪造印信历日等》，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92-193页。 [25] 《大明会典》卷173，《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4页。 本文曾题为《<大明泰昌元年大统历>考》，发表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后有增订。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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