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顺：红山文化考古记——玉龙故乡（十八）

 玉——巫——礼（一）

红山文化玉器虽极具区域特征，却与中国传统密切相关。集中表现为玉与礼的关系上。

国学大师王国维对“礼”字有一个极有见地的解释，他以为，“禮”为“二玉在器之形”，为“以玉示神”，是说明礼字的原意为以玉通神之意。近年，史前玉器特别是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发现，一再证明着王氏的观点，而以红山文化最具典型性。

红山文化墓葬中虽普遍随葬有玉器，但在各类墓葬中随葬玉器的数量一般均甚少，就是中心大墓和大型土圹石棺墓，一般也不超过10件，如属于红山文化最高层次中心的牛河梁遗址随葬玉器的26座墓，随葬5件以上玉器的仅7座，包括中心和大型土圹石棺墓各2座，随葬3件和3件以下的墓16座，随葬玉器超过10件的墓只有1座。与此形成显明对照的是，红山文化积石冢的规模都很大，如牛河梁的中心大墓和大型土圹石棺墓的墓坑面积多在9～16平方米之间，与同时期或稍晚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的大墓相比，属最大墓葬之列。如把整个积石冢的面积也算在内，一般面积可达200～400平方米，更为史前墓葬之最。但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墓葬的巨大规模与数量有限的玉器随葬品，两者显得很不相称。其实，这恰恰反衬出随葬玉器的份量更重，含义更深。看来这些玉器主要不是财富占有的显示，也不限于表现等级差别，而是自有其特定的实用功能，这就是作为通神的工具。红山文化玉器中多见神化动物为题材的器种，同种玉器又常成对出现，这些也都表明玉器所具有的神器性质和功能。与此有关的是，牛河梁遗址各地点的积石冢多有与祭坛结合的布局。冢体和祭坛有方有圆，或方圆结合。有的三层圆结构的祭坛更酷似明清时期北京天坛的圜丘。冢坛又围绕神庙而设置，表现出浓厚的宗教祭祀氛围和以神（也应包括天和地）为明确的祭祀对象。玉器作为其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其通神功能是显而易见和直接的。古史关于“以玉示神”的种种记载，说明古人也是一直把玉器作为通神工具来对待的。

与此同时，作为通神工具的玉器在积石冢中已有向大墓特别是中心大墓集中的明显趋势。中心大墓出土玉器数量相对较多，多大件，用料精。红山文化代表性玉器种类及其组合就只见于中心大墓，如勾云形玉佩和玉龟的组合就只见于中心大墓。小型墓一般随葬玉器较少甚至没有随葬品。表现为通神权力占有程度的差别。

但礼器有多种类别，就史前有关诸文化而言，用作礼器的材料、功能也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与玉器共出有大量陶质礼器，在诸史前文化中最为普遍。为什么独以玉作为“礼”字创意时的依据呢？红山文化对玉器的随葬习俗揭示出其中的奥秘，这就是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

我们在牛河梁积石冢的发掘中，发现绝大多数墓葬只随葬玉器，而不同时随葬陶器和石器。越是大型墓葬，这种情况越为明显，尤其是几座中心大墓和出玉器较多的大型墓内，除玉器以外，完全不见其它种类的器物，“唯玉为葬”的习俗极为突出。以牛河梁第二地点墓21为例，这座墓随葬玉器包括兽面纹佩、玉龟壳及大量玉璧共达20件，是已知牛河梁也是红山文化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墓，这座墓有土圹和大型的石棺，但除玉器外，并无陶石器等其它种类的随葬品。看来，在红山人心目中，玉作为礼器要高于陶器和石器，当然也早于陶器和石器，所以，礼字的最初创意，独以玉为依据，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