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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晚清的岭南书坛，人们首先会想到碑学大师康有为。其扛鼎巨著《广艺舟双楫》以及带有强烈个人艺术风格的碑体行草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使得“碑学”这一书学流派在他的振臂高呼之下，迅速形成与“二王”帖学分庭抗礼之势。其实在他出世之前，岭南还有一位声名远播的帖学名家。他叫吴荣光。吴氏生于1773年，卒于1843年，字伯荣，又字殿垣，号荷屋，晚号石云山人，广东南海人。他在诗词、书法、金石学、收藏等领域造诣颇深。据《南海县志》所述：“其骈俪词章之学得之德清蔡之定，训诂声音之学得之仪征阮元，金石考证之学得之大兴翁方纲，真草行隶之学得之诸城刘墉。”就连不可一世的康有为也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曰：“吾粤吴荷屋中丞，帖学名家，其书为吾粤冠。”由此可知，吴荣光在艺术上主要得益于京师文化圈中的翘楚人物，且在生前身后皆有较高的声望和威名。 随着乾嘉时期金石考据学的兴盛，大量的唐以前石刻及钟鼎彝器进入人们的视野，碑版逐渐成为书家收藏乃至取法的对象。自嘉庆四年（1799）考中进士始，吴氏一生仕宦长达四十余年，前20年主要任职于京师。这样一来，京城书画圈对吴荣光书画观念的形成自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翁方纲和阮元是朴学大家，尤喜访碑和金石著录，但书风面貌除篆隶外又近于帖学，尤重“二王”与唐碑。刘墉于帖学可谓无所不习，晚岁归于东坡。吴氏游于众师门下，交往频繁，其书学观念亦必然多有承续。在其所著《辛丑销夏记》中，翁方纲的题跋便有三十多处，师生之谊由此可见一斑。 吴荣光于道光年间曾任湖广总督。其间，他对刚刚中举的何绍基颇为欣赏，以自藏书画供其观赏，并邀其题跋数十件。这对于刚过而立之年的何氏而言，不但大大开阔了艺术眼界，更由于前辈的肯定和鼓励而感到信心倍增。何绍基在一则题跋中言道：“唯余《定武兰亭》，最先见韩珠船侍御藏本，次见吴荷屋中丞师藏本，置案枕间将十日，至为心醉。”《定武兰亭》乃吴氏最为推崇的法帖，能将自己心爱之物借阅给弟子，可见对后辈之提携关爱。而何氏书学思想中的崇帖观念应该也离不开老师的言传身教。 吴荣光对金石收藏是不遗余力的，这致使后世在评论其书时经常称其为“以碑入帖”。康有为亦云：“然窥其笔法，亦似得自《张黑女碑》。”其实披览吴氏诸多著述题跋，几乎无一则评论魏碑之语。即便是对于其师阮元的《南北书派论》等弘扬碑学之作，也不见称颂附和，所刻《筠清馆法帖》则尽取自藏法书墨迹、拓本。在他的心中，“虚和朗润”才是书法的至高境界。面对《集王圣教序》的偏旁拼凑以及气脉不畅，他以“有墨字之荃，无墨字之谛”指其弊端。这足以说明，吴荣光的审美始终是站在帖学立场上的，对于北碑似乎更多的是以学者的身份进行考证和赏玩，而没有当作临摹的范本。从吴荣光的传世书作来看，大多数为“二王”一派的帖学风格，这也是当时的时代风气。他所生活的嘉道年间，虽然以阮元、包世臣为代表的理论家极力倡导碑学之古妙，许多书家也顺势将艺术触角延伸至碑派一隅，在审美意识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具体到技法上，则主要落实到汉碑而非魏碑，在楷、行、草诸体的创作上仍然宗法晋唐，即便是阮、包二位碑学倡导者也不例外。非常有意思的是，包世臣不但在右军法帖及孙过庭《书谱》上下以巨力，更是自称“右军后一人”。这说明在赵之谦之前，真正将北碑风范当作自己终极艺术追求的人实不多见，帖学的崇高地位并未在实际创作中被撼动。关于吴氏的学书师承，汪宗衍在《广东书画征献录》中这样评道：“荷屋书初学率更，参以玉局，摇曳多姿，世称‘烂苏’。笃嗜金石书画，服官湖南，得怀素帖数本，日事临摹，更奇姿生辣，足以抗衡南北大家。”此外，吴荣光一生都在搜集各种版本的《兰亭序》，晚年以其收藏之巨而取斋号“一百三十六兰亭室”。可以说，“天下第一行书”在他心中的分量已非寻常人所能及也。 吴荣光学识渊博，收藏宏富，作书亦涉猎各体，行草尤精。他的大字行草书笔势奔放豪迈，毫无局促之感，用笔铺锋而行，沉实古拙，往往在中侧锋的自然转换中尽显生辣粗犷之风，姿态于欹侧中求稳，而线条的虚实生发又无形中给作品增添了些许动感。其笔意、性情颇似米南宫所用的“刷字”诀，“风樯阵马、沉着痛快”的艺术表现力瞬间跃然纸上。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除了对《兰亭》的喜爱之外，吴荣光依然具有艺术家感性洒脱的一面。这也是成功书家在积累到一定程度上的必然释放，是酝酿良久之后的蜕变，正所谓“不期然而然者”。现故宫所藏米芾《绍兴米帖》曾为吴氏旧物。除“二王”、苏轼外，米芾乃至清初的王铎当亦为吴荣光所效仿，这在其书作中不难看出端倪。汉代扬雄曾云：“能观千剑而后能剑，能读千赋而后能赋。”这说明了眼界的重要性。吴荣光本就钟情于书艺，谙熟书体源流，若蜂之采蜜，尽得精髓。其饱学之士以及大藏家的身份，决定了他的艺术高度远非精于一家一法之流所能比拟。 时至今日，吴荣光在书坛上的风光随着时代审美的变迁早已不再。人们更多地会关注这一时期碑学领域的发展，并针对这一新的艺术变革进行一系列的研究与讨论。吴荣光作为笃嗜“旧学”的书家，其地位变得边缘化。究其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其一，未能顺应碑学大势，随之而变；其二，艺术独创性并不鲜明。平心而论，其以碑求其变，另辟蹊径的开拓精神固然可嘉；但若无立场地一味跟风，最终也难立其本。通过对吴荣光的关注，可以发现晚清的帖学并不式微，且可以发现“帖派”书家群主要由高级官员构成。如果不再单一地以碑学立场来观照晚清书法，我们或许会有更多的发现与收获。  吴荣光行草书条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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