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大学图书馆藏批校本《金石萃编》考论

RK588 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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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学图书馆藏批校本《金石萃编》一部，有吴荣光、翁方纲、黄本骥、何昆玉、汪宗衍等清代金石名家批语数千条，批语以校订文本为主，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考察“澳大本”的文献内容，不仅有助于《金石萃编》版本及金石学家相关情况的了解，亦对认识清中叶以来金石学的发展有所裨益。

嘉庆十年（1805）刻成的《金石萃编》，成为清代金石学史上继往开来的一部巨著，学者争相批阅，或校其文本，或补其不足。据《中国古籍总目》著录，《金石萃编》有五种版本：清嘉庆十年刻本、清嘉庆十年刻同治十一年补刻本、清光绪十九年上海醉六堂石印本、清光绪十九年上海宝善书局石印本、民国八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其中嘉庆十年刻本就有国家图书馆藏龚橙校注本、李慈铭校注本以及湖南图书馆藏周寿昌批校本三种。①澳门大学图书馆藏吴荣光、翁方纲等名人批本亦是《金石萃编》研究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种。

一、批校本《金石萃编》版本述要

澳门大学图书馆藏吴荣光、翁方纲等金石名家批本《金石萃编》一部（以下简称“澳大本”），是书为清嘉庆十年（1805）刻本，框高十八点七厘米，宽十三点九厘米，凡四十八册，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单鱼尾，左右双边。②是书每卷前有“筠清馆印”（朱文），可知该书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吴荣光之旧藏。《序》后有“高要何氏昆玉瑗玉君怀共赏”（朱文）、《目录》下有“黄”（朱文）、“端谿何叔子瑗玉号蘧盦过眼经籍金石书画印记”（朱文）、卷二下有“宗衍”（白文）等藏书印，知此书亦经黄本骥，何昆玉、何瑗玉兄弟以及汪兆镛、汪宗衍父子之手。吴荣光批语主要集中于卷四十三《化度寺碑》、卷五十三以及六十一各卷，翁方纲批语散见于卷十六、卷十七、卷四十三、卷七十三等处，黄本骥批语散见于卷五十五、卷八十一等处。

（一）吴荣光及其批校

吴荣光（1773—1843），原名燎光，字伯荣，号荷屋，广东南海人，官至湖南巡抚，有《辛丑销夏记》、《筠清馆金石录》③、《筠清馆金石》④等著作，喜金石之学，“余少好金石文字，年廿六宦游京师……拓本、碑碣文则聚数十箱带回粤东。”⑤吴氏于王昶《金石萃编》多有专研，欲补《金石萃编》，书成未刊。

《筠清馆金石录》是吴荣光金石学方面的代表作，陆增祥《书陆绍闻金石续编后》：“生平所见金石家书十余种，类多《萃编》未录之文。其最富者莫如《筠清馆金石录》，又系未刻之书，世所罕觐。”⑥吴氏以《金石萃编》为底本，校勘异字，考订碑文。据陆增祥《筠清馆金石记目序》知，《筠清馆金石录》，收自汉以逮辽、金，又增加西夏、伪齐、高丽、越南、日本碑文，不下二千余通，较王氏《萃编》丰富得多。现存五卷，仅录金文，不录碑刻，陆氏依潜研堂之例，辑为《录目》一书。⑦

“澳大本”《金石萃编》吴荣光下力最深，曾以原碑、唐宋拓本及其他文献资料互校，亲笔批校处主要见于卷四十三《化度寺碑》眉批以及卷五十三至六十一各卷。主要特点在于广备众本，校正《金石萃编》。从校勘学角度来看，作者广泛搜集原碑、赵本（赵绍祖）、阮本（阮元）、平津馆本（洪颐煊）、孙本（孙星衍）、洪纂本（洪适）、卢本（卢嵩翁）、吴本（吴玉搢）、张翰山（张岳崧）本、钱本（钱大昕）等校本，并综合运用如《中州金石记》、《古碑证文》、《宝刻丛编》、《偃师金石记》、《金石续钞》、《全唐文》等文献材料进行校勘。批本中随处可见“据原碑校”、“据赵本校”、“据唐文百篇校”、“据吴释本校过”、“据抄本校”、“抄本校”、“据洪纂本校”、“据赵氏《金石续钞》校”、“据《偃师金石记》校”、“据《古碑证文》校”等等。王昶《金石萃编》正文若有“囗”处，于其右大都标明所缺之字；所校之处，若无异文，则标以“据碑校过无误”或“校”字。

校勘中，除标明各类校本，亦有“某本作某”之语，如“赵本作某”、“钱本作某”、“阮本作某”、“原抄本作某”、“卢本作某”、“张翰山本作某”、“《证文》作某”、“碑原作某”语，这是作者参考了阮元、钱大昕、赵绍祖、武亿等人的著作或题跋。吴氏于校勘中亦指出文字及行款缺漏，如卷四十四“抄本此处少一格”，卷五十二“脱一字”、卷六十九“下缺一字”、卷八十三“赵本两格皆不空”、卷九十一“字旁加〇者洪本所同”等等。

批本对史实校正用力最深的当属卷四十三校《化度寺碑》。校语辑录如下：

余藏本乃庆历间范氏书楼原石本，曾在顾从义处，今归成亲王府。

余藏宋拓本凡石泐处，为标者剪去，故校对不复能详尽。戊辰岁借得宋翻宋拓本，与覃溪老人商绘为图。今对碑图一一校，方见庐山真面，不胜欣快。

所以得庆历本后，与覃溪先生谋，再订正重刻，经两年不得好手入石，殊泱泱也。

《化度寺碑》所云贞观五年乃邕禅师卒之年，非立碑年也。后人割此年号，装裱册尾，遂至翁氏重翻《化度寺碑》，亦以为立碑年分，况作书者未见真本耶。辛未四月廿五日记于小知大年室，时农田待泽，甚殷。晨起望西北阴云，殊有雨意。

吴荣光与翁方纲都在《化度寺碑》处留有校语数条（翁氏批语详后），据笔迹深浅知，吴氏在前，翁氏在后。《金石萃编》载《化度寺碑》为伪本，吴氏于戊辰年（1808）借得宋翻宋拓本《化度寺碑》，与翁方纲商议重校，批语作于此本之上。吴氏藏宋翻宋拓本于辛未年（1811）归于成亲王永瑆。翁方纲与吴荣光书信中多次提及此事，“题尊藏《化度》一首即欲写入。”“来札商及重勒《化度》，愚病起，贱体亦跃然，惟是先须度量其所出友人。”“《化度碑》定于明早辰巳之间，烦尊纪持拙书此一纸来取。”⑧吴荣光《赐书楼藏书记》：“余性好书籍，官京师二十年聚至七八千卷。后以嘉庆己巳（1809）镌秩闲居，去其半以易米。最倦倦不忘者，宋拓《化度寺碑》，范氏书楼原石本……”⑨吴氏在1809年前后，因稽查官船运粮案失察而被削官，后寓居北京，因生活窘迫，以变卖藏书为生。1840至1843年，时值吴荣光晚年，刊刻《筠清馆金石录》、《筠清馆法帖》、《辛丑销夏记》等书，今所见《筠清馆金石录》，仅刻印五卷“金”之部分，其他如《金石录石文》（即《筠清馆金石录》“石”之部分）、《金石萃编补遗》未及刻印，“澳大本”所藏吴氏批校，或为作者编纂《筠清馆金石录》及《金石萃编补遗》之底本。

（二）翁方纲及其批校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顺天大兴人（今北京），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汉石经残字考》等著作。《金石萃编》原刻本就收有翁方纲题跋数则（如卷九十四“乾隆五十二年岁在丁未冬十二月北平翁方纲”等），可见王昶对翁方纲的重视，陈鸿森《翁方纲年谱补正》：“十一月，王昶《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刊成，其书颇引先生考证之说。”⑩

翁方纲的批语在“澳大本”中并不多见，少有署名，亲笔批校处主要集中在卷十六、十七、四十三、卷七十三等处。据卷十七《郑季宣碑》“若十四行首葬故二字，则愚《两汉金石记》”、卷四十三“全用后来伪刻石本，不意考订之家，荒陋至于如此，方纲。”等语知为翁氏批语。

其他批语还有卷四十三《化度寺碑》：“此前半完善，后半模糊者多。故缺字皆被裱手割去，句读不甚了了，然原石拓本较伪本迥异矣。”“此碑侧隶书实是太子率更令勃海男欧阳询书，不知此何以歧误，此大可怪，今有拓本可证也。”“‘兼’字，钱辛楣说是也”、卷七十三“是矣，非吴，顾亭林、钱辛楣皆误”等。

吴荣光与翁方纲交往甚密，两人经常讨论书画艺术及金石收藏，吴荣光著《辛丑销夏记》录翁氏题跋三十余则，翁氏题跋依吴荣光藏品而作。《吴荷屋自订年谱》：“十四年己巳三十七岁……又常与翁覃溪先生讲论书画及考据之学。”[11]二人交往于《化度寺碑》批语中可见一斑。翁方纲《跋化度寺碑》：“予所见原石宋拓六本，吴荷五所购上海顾氏玉泓馆拓最在前，而最为黮漶。……去年宋芝山自江南借鲍氏本来，因借荷屋之玉泓本并几钩拓。……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冬十二月望，北平翁方纲识。”[12]吴荣光《跋旧馆坛碑考》：“昔在京师，与覃溪老人商定《邕禅师碑》（即《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行款字数，煦斋馆师以入《全唐文》，后读周武平齐像往林虑山中字数，几不可通，始于《筠清馆金石》更定。……道光庚子（1840）三月十日，吴荣光力疾书。”[13]另据沈津辑《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收翁方纲致吴荣光信二十九通，主要内容围绕《化度寺碑》的收藏、校勘展开。

（三）黄本骥及其批校

黄本骥（1781—1856），字虎痴，宁乡县人（今湖南长沙）。道光元年（1821）举人，有《隋唐石刻拾遗》、《金石萃编补目》等著作。黄氏于金石之学颇有精研，曾编纂《古誌石华》三十卷，《序》云：“余于金石文字，收藏颇富，偶检誌石拓本，自晋至元，得百余纸。”[14]

道光十一年至十六年（1831—1836），吴荣光官湖南巡抚，延请黄本骥入幕，协其编纂《吾学录》及《金石萃编补遗》，在此期间，广收金石拓本及相关金石著作，校订《金石萃编》本文，虽《补遗》未成，而黄氏录其目，成《金石萃编补目》，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序》云：“……题曰《萃编补遗》，总计卷帙且多于王氏原编，中丞（吴荣光）旋以左迁京职，挈稿而去。每于一毡冷坐时，回忆残碑剩墨，几如过眼烟云。……而中丞又久归道山，原稿已无可求索。……于箧中检得原目，因思近日孙氏《访碑录》有目无文，并无考按亦可传为搜罗前导。遂改题曰《萃编补目》，以存中丞好古之心。”[15]缪荃孙《艺风藏书记》亦云：“骥为吴荷屋中丞编筠清馆石文，意欲补《萃编》所未备。书成未刻，虎痴因次其目为三卷。”[16]黄本骥初入吴氏幕府，协其编纂《金石萃编补遗》，道光十四年(1834)本骥代其时湖南巡抚吴荣光撰《金石萃编补遗》一书，后吴内迁京职，挈稿而去，本骥又不曾录副，至咸丰元年(1851)，据箧存原目，另编为《金石萃编补目》一书。[17]

“澳大本”《金石萃编》中黄本骥的批语较少，亦分校字及史实考证两部分。校字如卷二十九《石门铭》、《张猛龙碑》、卷三十《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卷三十四《董洪达造像铭》等。史实考证，集中于卷五十五《李文墓志》及卷八十一《左辅顿僚西岳庙中刻石记》。辑录如下：

《李文墓志》：夫人李氏及开国承祉皆《吴文碑》中语，非《李文碑》所有也。此碑曰：陇西成纪人，周柱史聃之后。何得谓不言其姓，其妻则彭城刘氏也。《金石评考》本为《吴文碑》而言，《萃编》误引。吴文之吴，本矣字之讹，非姓也，文休承定为李氏，亦似未确。虎痴记。

《左辅顿僚西岳庙中刻石记》：“《宝刻丛编》载此碑标题十一字，与此同。”“刻石记”三字上，原石缺八字，是“左辅顿僚西岳庙中”八字。“勾掾卢奕”德宗相杞之祖也，天宝十四载死安禄山之难，《唐书·奕传》谓：天宝初为鄠令。此时当为掾曹，则题记当在开元之末。冯翊尉裴季通，官终金部郎中。主簿杜繹，宪宗相黄裳之伯父也，官终秀容令，皆见《唐书·宰相世系表》，虎痴记。

综上，批校本《金石萃编》经吴荣光、翁方纲、黄本骥批校基本解决了文字上的问题，对阙文、讹误等一一订补改正，校勘价值尤其巨大，而对碑文的史实性的考述较少，主要原因是相关题跋及考证已收录作者文集之中。

二、批校本《金石萃编》递藏源流

批校本《金石萃编》经吴荣光、黄本骥、翁方纲、何昆玉、何瑗玉、汪兆镛、汪宗衍等名家之手，学术价值、文献价值以及历史价值都不可小觑。本节试考述其递藏源流。

据卷首“筠清馆印”知，此书原为吴荣光旧藏，因吴氏与翁方纲往复讨论金石碑刻，故将相关文献借与翁氏，这在翁方纲与吴荣光的书信中都有记录，“《化度寺碑》精研廿日，今谨奉缴……容春暖长昼再奉商，或欲再借旬日。”翁氏随读随记，较少署名。而后黄本骥入幕协助吴荣光整理《金石萃编补遗》等书，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序》云：“南海吴荷屋中丞有欧赵之嗜，宦辙所至，搜罗金石文字不遗余力。……（吴荣光）以三十年心力所蓄，不下数千种，尚有不能尽知者。……于是招（黄本骥）入幕府，即以此事相托。……取青浦王述庵氏所著《金石萃编》为蓝本，凡《萃编》已有本不再录，就所无者，自三代以下按年编次，备录原文，加以考按。一遵《萃编》成例，六阅寒暑。底稿觕成，题曰《萃编补遗》，总计卷帙且多于王氏。”[18]黄本骥以《金石萃编》为蓝本，综合校勘。而后吴氏左迁京职，所校之本及相关文献，随吴氏而去。吴荣光《赐书楼藏书记》：“……逮外擢出京，以馆阁通行易得之本，悉赠友人。嗣在闽省建凤池书院，以重复者二千二百余卷捐置院中。盖三散矣。然余历走陕、闽、黔、浙十年，廉俸所入，短衣缩食以购之。闽浙多藏书家，余两莅其地，所得尤多。道光乙酉冬，在黔藩任内告归省亲，除寄杭州方芑田孝廉家外，检箧中金石简册将及二万卷，悉携以归，薏米之谤不足计也。”[19]这段记载大体梳理了吴荣光藏书之聚散，至吴氏晚年，聚书达两万卷，于佛山故家建藏书楼，名“赐书楼”。吴荣光去世之后，其子变卖旧藏，侄孙吴荃购得书画类藏书，余则顺德马福安、上海程秉铨购得。[20]

吴荣光藏书散尽后，有一部分流传到何昆玉、何瑗玉兄弟手中，其中就有批校本《金石萃编》。何昆玉（1828—1896），字伯瑜，广东高要人，工刻印，收藏金石颇丰，有《吉金斋古铜印谱》等，《金石萃编》卷二十八眉批云：“昆得旧拓本，有碑阴，另录于石。”“澳大本”另有“高要何氏昆玉瑗玉君怀共赏”（朱文）、“端谿何叔子瑗玉号蘧盦过眼经籍金石书画印记”（朱文）等藏书印，亦可证。

《金石萃编》卷二钤有“宗衍”（白文）藏书印，卷十五《太尉杨震碑》眉批云：“原碑作，宗衍记。”知为著名学者汪宗衍记。汪宗衍（1908—1993），字孝博，汪兆镛子，广东番禺人。汪兆镛（1861—1939），字憬吾，晚清著名诗人，有“微尚斋”，收书甚巨，著有《岭南画徵略》、《稿本晋会要》、《金石篇》等。于是该书又由何氏兄弟处散落到汪氏父子处。

1982年，澳门著名爱国人士何贤先生从汪宗衍先生处购入其父近代岭南学者汪兆镛的家藏古籍，并转赠当时的东亚大学。汪氏旧藏构成了澳门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的主体（澳门大学前身为澳门东亚大学，故批校本钤有“东亚大学图书馆”印）。批校本《金石萃编》虽经各种流转，仍保存完好，实其大幸也。

三、批校本《金石萃编》学术史价值

“澳大本”《金石萃编》历经吴荣光、翁方纲、黄本骥、何昆玉等金石学家批校，大部分内容是针对《金石萃编》进行的校勘活动，参考了原碑、唐宋拓本以及陈思《宝刻丛编》、洪适《隶释》、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阮元《石渠随笔》、武亿《偃师金石记》、赵绍祖《金石续钞》、毕沅《中州金石记》、叶树廉《古碑证文》等金石学著作进行校勘，价值巨大，一方面，全面的校订，减少了《金石萃编》的讹误，为后人研读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批校本成手于众多金石名家，不但可以考察其金石成就，亦对清代金石学史的研究有推动作用。

由于金石材料的不断涌现以及《金石萃编》本身的不足，在《金石萃编》成书后，出现了一大批续补著作，这些金石学家以《金石萃编》为中心，不断增补金石材料，至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达致顶峰，见下表：

据此可知，《金石萃编》成书后的二十几种续书，以补遗为主，主要补充《金石萃编》碑刻及题跋之不足，而校订类仅存沈钦韩、罗振玉、罗尔纲三家，三家校订均非全帙，批校本《金石萃编》校订部分达一百余卷，凝聚了众多金石学家的心血，可视为《金石萃编》校订类中最全的一种。

批本所涉吴荣光、翁方纲等人在金石学领域都有极高造诣。吴荣光在清代金石学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他与阮元开启了清代金石学收藏与研究的风气。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阮元、吴荣光以封疆大吏，嗜古而力足以副之，于是收藏浸富，遂有著录。阮有《积古斋钟鼎仪器款识》，吴有《筠清馆金石文字》，研究金文之开端也。”[21]自此以后，金石文字研究盛行，各类金文专著层出不穷。倘若吴氏刊刻《筠清馆金石录》“石”之部分，影响将更为广泛。翁方纲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所著金石类著作数十种，提出“以金石证书法”之主张，不同于钱大昕的“以金石证史”，翁氏从书学源流出发，强调金石足以“鉴赏书法”“力穷书法原委”，他的两部著作《两汉金石记》和《粤东金石略》就是其“以金石证书法”的代表。[22]

从《金石萃编》研究史上来看，批校本的研究也有其重要的一面。《金石萃编》问世后，相关著作不断涌现，或校勘文字，或补其不足，或考订史实，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安得好事者取其本书一一互校，其于史学大有益哉。且诸金石之书行本亦少，得此以聚之或可久传，又安得好事者广为流传耶。”[23]这也恰恰说明了清代金石学的主要成就是以碑刻文字校勘经史典籍，正如王鸣盛《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云：“且夫金石之学，青主虽并称有益经史，实为考史为要。盖汉碑或间足证经，亦须精识慎择。若魏晋以下碑，何必作经证哉？故知当专取考史也。”由现有资料来看，后人对《金石萃编》的研究主要包括文字考校、碑刻补遗及史实校订等三方面，批校本因体例限制无碑刻补遗外，其他两个方面都有较高水平的研究。

清中叶以来，金石学呈现出不断繁荣的景象并且在清代学术大背景下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自觉，主要表现在：自觉拓展金石学研究范围、金石书籍分类日趋科学、自觉完善金石义例之学以及金石学者群体开始受到关注等四个方面，[24]可以说清代金石学在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金石萃编》作为清代金石学领域一部继往开来的著作，自然备受瞩目。是书综合目录、存文、释文与集释，一方面，《金石萃编》汇集一千五百多通金石材料是清人利用“金石证史”方法研究历史的实践总结；另一方面，《金石萃编》所处的时代正是乾嘉学术的鼎盛时期，《金石萃编》开启了金石学繁荣的大门，为清代金石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澳大本”《金石萃编》正是清代金石学发展蓬勃时期的产物，吴荣光、翁方纲、黄本骥、汪宗衍等人都是清代金石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批校凝聚着几代金石学者的心血，对后世金石学的学术传承亦有裨益。

注释：
①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史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页4794。
②收录于邓骏捷主编《中国古籍珍本丛刊·澳门大学图书馆卷》，清王昶撰，清吴荣光、翁方纲等批校《金石萃编》，第二、三、四、五、六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
③《筠清馆金石录》五卷，山东省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吴氏筠清馆刻本（清王筠、吴式芬批校、尹彭寿跋），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有“王筠私印”、“尹彭寿印”、“彭寿私印”、“沂州府儒学印”、“竹年”等。封面有吴式芬批语若干，卷首有“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彭寿读于尚志堂”及王筠批语“道光戊申，吴子苾（式芬）廉访自河南，寄赠此书，只此五册，未有碑碣，殊叹共掔也。子苾本有改正题识，我附益之，遂相羼杂。己酉闰月十日王筠识。”
④[清]吴荣光《筠清馆金石》，《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筠清馆金石》一书，凡五卷，收录古器267件，其中商周青铜器239件，秦汉25件，唐3件，是为补《钟鼎彝器款识》而作。此书又作《筠清馆金石文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六种批本及一种抄本，分别为：陈庆镛批本，吴式芬批、许瀚识读本，陈介祺校注本、龚橙校释并跋姚华跋本，王懿荣校并跋本，盛昱批校本，清吴氏宜铭金室抄本。南京图书馆藏江标校并跋本。山东省图书馆藏清王筠、吴式芬批校、尹彭寿跋本。
⑤[清]吴荣光《筠清馆金石》，《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页389。
⑥[清]陆增祥撰，陆继辉校录《八琼室金石札记》，《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页6163。
⑦详见清吴荣光撰、陆增祥辑《筠清馆金石记目》二卷，稿本分藏上海图书馆及台北中研院。
⑧[清]翁方纲撰、沈津辑《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514-519。
⑨[清]吴荣光《石云山人文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521。
⑩陈鸿森《翁方纲年谱补正》，《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4年第25期。
[11][清]吴荣光《吴荷屋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七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页16。
[12][清]翁方纲撰、沈津辑《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114。
[13][清]翁大年《旧馆坛碑考》，《“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集录·史部》，“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1993年，页357。
[14][清]黄本骥《古誌石华》，见《三长物斋丛书》，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长物斋刻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15][清]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页390。
[16][清]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页103。
[17][清]吴荣光《吴荷屋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七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页30—37。
[18][清]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3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页483。
[19][清]吴荣光《石云山人文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521。
[20][清]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二《吴荣光撰述》，中华书局，1998年，页35。
[21][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页53。
[22]刘仲华《清代翁方纲搜集、鉴赏金石的方法及其治学宗旨》，《唐都学刊》，2009年第6期。
[23][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六十，中华书局，1993年，页522下。
[24]王雪玲《论清代金石学的学术自觉与理论价值》，《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2期。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