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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图像史学”作为学术研究的方向或方法，大家似乎乐见其成，但要建立相关学科，质疑声还不少，主要聚焦在其定义和学科归属上。在图像史学影响愈益广泛的当前，是不是该回答——除了提供“事实”或“史实”外，究竟能为史学研究贡献出哪些新的问题？带来哪些重要突破？如何帮助我们从更多元的角度接近历史？ 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图像史学”概念流行，算是一个比较有突破性的发展变化。其流行的背景，既与以网络、电视为代表的图像形式对人们生活的强势干预有关，也与史学研究方式更趋于多元化有关。除了历史学，新闻、文学、环境、科技等学科，都不乏相关研究案例。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仲丹从以下几个事件大致勾勒出“图像史学”的发展轨迹：一是2001年12月，上海图书馆和《文汇读书周报》联合召开了“读图时代：图书出版与阅读趋势研讨会”，陈仲丹认为，这虽不是直接与“图像史学”相关的学术会议，“但与会学者对图像证史功能及特征都有不少新的阐发”；二是2008年彼得·伯克《图像证史》中文版的出版，可视为中国图像史学发展的一件大事；三是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主编的学术集刊《形象史学研究》出版，该集刊提出“形象史学”概念，将其定义为把“形”与“象”作为史料用以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四是去年底中国图像史学学术论坛暨第一届图像史学年会在北京举行，其间，由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集刊《中国图像史学》举行首发式，或可标志着中国图像史学的正式诞生。据上，他将中国图像史学发展的推动力总结为：“读图时代”的大气候、国外相关研究的引入，以及史学理论研究的推进。 要真正为学科建立作努力 如果把“图像史学”作为学术研究的方向或方法，大家似乎乐见其成，但要建立相关学科，质疑声还不少，主要聚焦在其定义和学科归属上。 有位学者指出，“图像史学”这一定义本身就有点问题。他认为“图像”只是一种研究材料，如果能以研究材料为核心来定义一门学科，那以文本材料为研究对象的是否可以称为“文本史学”？以后还会不会出现“墓葬史学”、“碑刻史学”、“方志史学”等各类“材料史学”？同时，从学科属性上来看，以图像材料为主要史料进行研究的“图像史学”，到底应该归于史学还是交叉学科？毕竟艺术史、考古学等在运用和研究图像方面已经有了非常坚固的基础和成熟的体系。“虽然我觉得现在有点奢谈学科建立，但果真要去做的话，重心或许应当放在对于基本问题的讨论上，比如确定一套学科规范，至少需要一套研究范畴、定义、理论等，同时要思考是否能对以往研究作些根本性的突破。如果‘图像史学’真能成立，那么也要等到这一领域大多数研究者，已经自觉将注意的重点放在图像背后所隐藏的内容的时候。”同时，他还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担忧：“如果真正为学科建立进行的努力不多，热火朝天里很容易掺杂进划分学术势力范围、提高个人知名度等私欲的东西。” 对于学科建立的疑问，陈仲丹的解释是：“建立与某种史料相关的相应学科是否有必要，要看这种史料的价值和功用。”他指出，图像的史料地位以前不被看重，自然不会有人提出要建立“图像史学”；而现在其地位隆盛，感兴趣的人多，研究成果频出，也就有了建立相应学科的必要。“类似的情况其实不少，如敦煌学、吐鲁番学、徽州学等，就是因为地域性的史料特别丰富又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再者，西方曾有‘纹章学’，研究对象是西欧国家中古时代的族徽图案，也是因某种图像地位特殊而成为分支学科。”陈仲丹强调，利用某类材料研究历史能否发展成为相应学科，一定要看有无必要，同时也提醒我们，其他各种“材料史学”的建立最好采取克制主义态度，不宜无限泛化：“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新学科层出不穷，一两年就要编一本新学科手册，其中所载的很多学科现在已无人知晓。”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蓝勇认为，历史研究中的四类史料形式，其实都有其独立学科的影子，文字对应的历史文献学、实体对应的考古学、口述史学这三者已有比较高的认同度，图像史学的建立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不难看出，图像与史学的关系的确比较复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孝聪就曾指出，图像史学的研究要求多元化。澳门大学特聘教授王笛的理解是，如果单指“图像史学”，应该算史学的一部分，但用图像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多学科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又可以是历史和艺术的学科交叉。“图像本身不属于任何一个学科，但是解读图像的方法、目的、途径，以及提出的问题，无疑反映着学科的分野。”王笛同时表示，自己无法预测是否可以建立单独存在的“图像史学”，但可以肯定的是，用图像解释历史有着广阔的前景。陈仲丹也提到，现在流行的公众（公共）史学一说，意思是史学要面向大众，无疑给图像史学带来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在中国历史主体叙事中寻求话语 作为《中国图像史学》的主编，蓝勇给“图像史学”下了这样的定义——利用图像来研究和传播历史的科学，分别体现“图像证史”和“图像传史”的不同功能。“理论上讲，图像史学应该是历史学的分支。但由于学术界关注图像比较多的，一直以来主要在艺术史、考古学领域里，故以前图像史学往往被视为交叉学科。”他坦言，目前各种有关图像史学的活动中，无论从参加人员还是论文论题看，也都是艺术、考古界的占主体，“提出构建图像史学的理论体系，就是试图在中国历史主体叙事中寻求图像史学的话语。” 有关图像对历史研究的作用和价值，之前已经有过讨论。陈仲丹总结出四点：一是图像在证史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无图就无以立史，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科技领域，比如研究河道变迁、天文地理、地图绘制、工艺农作都离不开各种图；二是图像起着印证文字史料的作用；三是图像在证史中起着弥补文字史料不足的作用；四是图像还能为史学工作者提供思考的切入点。他认为，就图像史学研究的核心功能而言，其区别于其他史学文本的特点是以图像研究为主，并与其他史料进行互文研究，相互印证。“进行图文互文研究的著作大体有两类——‘插图本’和‘图志本’，前者通常先有文字内容，再增加图像史料；后者一般先搜集好图像史料，再进行文字表述。两者相比，显然‘图志本’更具图像史学的研究特点。”陈仲丹指出，将图像和文字进行简单联系甚至表象比附，是对“图像史学”的误解，表明相关研究工作还处在较低的浅层次上。他强调，要深入研究形成图像和造成图像差异的历史原因，才能谈得上融入中国历史主体叙事：“比如在传统社会里，尊者贤者的图像在群体中往往高大居中，这在汉代画像砖石，历代职贡图中君与臣、官与吏、主与仆的大小比例上就可以看出来。探究这一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历史背景，就是图像史学应该去做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的《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一文，被不少学者誉为图像史学的典范之作。该文探讨了北伐时期双方的漫画宣传作品，尤其研究了不少北洋军阀指责北伐军“赤化”的漫画，而这些“反面教材”在艺术类别的漫画史中是缺位的。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从来在艺术的层面要真正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已是两难，‘革命性’与‘艺术性’的兼收并蓄更非易事。但两者之共存，正寓示着殊途异趣的历史合理性。”陈仲丹认为，王奇生是在大量分析研究后做出了结论，并非推论想象的结果，从中也能看出图像史学与艺术史研究的不同——图像史学的目的是为了再现历史。 艺术史只是利用图像较多的一个学科，并不等于图像史学，两者更像是“姊妹”关系，研究领域可互相融通，理论上也可互相借鉴。 现状是，图像史学的理论建构尚处于蓄势阶段，其成果还较为贫弱，除了《图像证史》外，罕有可提及的理论著作，确实需要从比较成熟的艺术史学科中吸收成果。上文也提到，曹意强强调“‘图像证史’者必须具备艺术史家‘破译’图像风格与形式密码的功夫”。除了潘诺夫斯基的三步分析法外，可资利用的还有瓦尔堡的综合宏观型图像学分析法、波普尔的情境逻辑法等，以及温克尔曼将精神发展与精神进步相并列、布克哈特将艺术史与文明史相联系、沃尔夫林将艺术史与知觉方式的演变相对应等样式（曹意强《欧美艺术史学与方法论》）。 除了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不少学者认为更为迫切的是要能建构图像史学的相关理论，是基于史学而非艺术的理论架构，可以用来解释图像中反映出的历史现象。毕竟，没有相关理论、方法的支撑，将极大阻碍一个学科今后的发展。而在蓝勇看来，简单提出理论体系构建并不难，但图像史学研究刚刚起步，需要大量图像证史的成功研究个案，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谈得上构建科学的中国图像史学理论体系。“我不希望图像史学像中国环境史研究一样，长期以来多是介绍和研究西方的环境史理论，缺乏大量成功研究个案，这就很难树立起中国环境史的学术地位，中国图像史学也是如此。”蓝勇还提及自己年轻时的志向是搞美术，也考过美院，后来改学历史，但心中一直有一个美术的梦，“图像史学似乎圆了这个梦，我会继续在这方面努力工作，虽然要让图像史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功夫无疑在图像背后。要建立“图像史学”，或者“图像史学”要真正得到承认的话，必须从图像中挖掘出一些传统文本无法表达的宏观问题或者现象，而不是细枝末节或众所周知的内容，不然就成了以前研究的“新包装”而已。图像史学如何才能拿出对史学研究有重要影响的案例？就准备工作来看，陈仲丹提出首先要搜集图像史料，而且要是还原度高的清晰图像：“现在国内出版的有些‘图志’类多卷本著作，汇聚了成千上万张图片，但图质制版粗陋，没有几张能看清楚，甚至一些供中学生用的历史教材的图片也是模糊的。国外同类资料中的图片确实清晰。”他认为，学术研究要与国际接轨，历史图像的接轨也是其中重要内容，此外还要针对不同图像资料，分门别类加强研究。 史料多了，不代表认识历史的水平高了 纵观历史学学术发展过程，从来离不开史料的扩展。傅斯年曾言“史学即史料学”，他受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提倡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强调对史料进行考证和辨析，认为史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根据证据说话”，王笛认为傅斯年的这个强调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是一个历史学家所必须采取的治学态度。但史料多了，历史是不是就清楚了？史料的扩充只是提供了更多的历史事实，并不代表我们认识历史的水平提高了。就好像写小说，素材多了，不代表能写出好的小说；炒菜的佐料和食材多了、质量高了，也不代表就能做出好吃的菜。王笛指出，历史学在发展，对史料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现在已经不能简单地去理解“史学即史料学”。 历史就是大把大把的时间流逝，无数因素制约着其完全客观的呈现，不管利用什么材料作研究，也无论研究到何种程度，终归是一种想象——只有尽可能地接近历史，永远无法到达。况且，史学研究中，第一位的从来不是“史料”，而是“问题”！在图像史学影响愈益广泛的当前，是不是该回答——除了提供“事实”或“史实”外，究竟能为史学研究贡献出哪些新的问题？带来哪些重要突破？如何帮助我们从更多元的角度接近历史？ 专题（2016.8.5）| 图像史学：学科建立的可能性 本报记者 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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