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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学中，去贪不去欲，欲望是人的正常生活所必需，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饿了有食欲，到了一定年龄有性欲，食欲是维持生命所必需，性欲是繁育后代维持整个种族群体所必需，这是不能去掉的。而贪婪是超越于正常欲望之外的额外所求，犹如肥胖者过多的脂肪，是身体的累赘心脏的负担，是人生不必要的部分，更是人生的罪恶之源。 在生活中去贪是积极的，弃贪能够走出狭隘的自我，摒弃荣誉、情感和利益的束缚，做事能够公允正直，坚持原则，成就人生大义。禁欲是消极的，因为正常的欲望是促进个人成长，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日常言语中总是“贪欲”相连，去除贪欲，这样就在信众中加入了消极的因素。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人没有欲望，活着的人都有欲望。正常积极的欲望应该受到提倡和保护，而不应该有所限制。因此如果人人都像出家人一样禁欲，那么人类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繁衍后代的机制，佛教的发展也必然因失去了可持续性而走向灭亡。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在健康愉快的生活外，还有繁衍后代，保持社会繁荣发展的责任。作为佛教的信徒更要承担发扬光大佛教的责任，如果单纯地为了自己得道成佛而禁欲，放弃一切社会责任，显然也是极为自私有害的，与佛家所宣扬的利益一切众生的思想是相违的。 正常欲望下的生活所需是要满足的，这是凝聚人心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思想在《周易》的节卦里有着非常详实的论证。如《节卦》卦辞所言：“节：亨。苦节，不可贞”。是说节卦亨通，苦苦节制不可坚持，是因为这样会导致穷途末路。怀着喜悦迈过险境，恰到好处地进行节制，居中守正所以亨通。节制是美德，能自觉有所节制，处中守正必然亨通。但过分节制，会使自己吃苦，故要适中。人若是不懂得节制，会变得放纵、任性，会做出过分或越轨之事，这会远离幸福与成功。只有谨慎、适度和机警，能适度地把握和控制自己，自觉地培养节制的习惯，清理不必要的开支，不要成为欲望的奴隶而被其所牵。过分地节制、将自己束缚得牢牢的，也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像草木枯槁了一样，这样也是不合适的，如过分地贪财爱财而又不舍得消费，则就成为人们所厌弃的守财奴。节制的刚柔都要恰如其分，刚要刚得适中，柔要柔得适度。人们若是高兴了，危险的事情也愿意去做，这时应根据自己的职位不同而加以节制，以适中正确为准，如此才能畅通天下。人类社会规定了典章制度，是为了通过节制而达到既不伤损财富，也不会损害百姓的目的。现时生活中的苦行僧所创导的就是苦节之路，如某寺院的僧人，每天要数出自己吃 因而要在合理的欲望中有所节制，便是甘节，正如《节卦》九五爻辞所言：“甘节，吉，往有尚”。在有所节制的人生中能感受到生活甜美温馨，这是吉祥的，也是人们所崇尚的。趋利避害是万物的本性，也是人心所在。有利益好处的地方，往往大家都盯着。如果有人因贪心独占了利益而不与大家分享，那么一定会招致怨恨，甚至成为众矢之的，带来后患，结果就是通常说的“独利则败”。所以一个人面对利益要懂得权衡取舍，拿自己该得的那份，甚至有时候为了避免后患，舍弃部分自己应该得的利益，这也是李嘉诚的经营智慧-只赚六分利。曾国藩早期以道义号召众人与他一起抵挡太平军，认为有道义就足够了，就能感召别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是他慢慢发现最初投奔他的人都去了胡林翼那里，于是就问幕僚赵烈文：“众皆出我下，奈何尽归胡公？”赵烈文回答：“人皆有私，不能官，不得财，不走何待？”人人都有私心，跟着你得不到官，也发不了财，不走还等什么？曾国藩又问：“当如何？”赵烈文回答：“集众人之私者，可成一人之公！”利用众人的私心来做事，可以成就一个人的公义！曾国藩连连点头，从此以后对有功的部下大力奖赏，特别是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以后，经常利用一切机会保荐幕僚当官。于是曾国藩的幕府大盛，人才济济。同时曾国藩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注重针对不同人的不同需求，采取“武人给钱，文人给名”的措施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满足他们正当的诉求，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军心一统，为最终成就平定太平军的功业奠定了基础。 弃贪成大义，苦节不可贞。贪婪是罪恶之源，是要弃掉的。欲望是生活所需，是不能弃掉的。因而面对生活就要划清贪与欲的界限，合理弃贪，不可苦节。因信仰而倡导的苦行是无法长久坚持的，更是无法利益众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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