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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文学讲稿》

 百城主人 2016-08-09

纳博科夫:《文学讲稿》

  这本书的封面,是深蓝色的,右上角是纳博科夫的照片:左侧面部照片,50多岁,胖胖的,像个天真甚至有点愚笨的胖孩子。嘴微张着,似乎正在揭示着只有他领会了的谜语;面孔表情平静,微带喜悦,眼神斜着看向他的左上方,因为沉迷于思考和表述而略显迷离。双手食指相点对,其余的手指自然弯曲,右手无名指带着婚戒。按照纳博科夫对文学作品中细节的格外关注,我去揣测这照片是印反了的,应该不算多事。因为一般人的婚戒都是戴在左手无名指的。那么这张照片实际上应该是从他坐姿的右侧拍的身体上半部特写,特别抓了他的一个有特征的面部表情。他的眼神实际上是看向右上方的。他说“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我设法向学生们提供有关文献的准确信息:关于细节,关于细节如此这般地组合是怎样产生情感的火花的,没有了它们,一本书就没有了生命。就此而言,总体的思想毫不重要。任何傻瓜都能看出托尔斯泰对通奸的态度,但是要想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优秀的读者必须乐意去想像,例如一百年前从莫斯科开往彼得堡的夜班火车的布置。图表在此帮助极大。老师不必去自命不凡地滔滔不绝于那些关于荷马、色彩和本能的章节标题的废话,他们应该准备几份都柏林的地图,清楚地表明布鲁姆和斯蒂芬那些相互交织的旅行路线。如果没有落叶松组成的曲径的视觉概念,《曼斯菲尔德庄园》将会失去某些立体的魅力,而学生涂改没能在脑海里清晰地建起一座哲基尔医生家的立体外观,那么对斯蒂文森作品的欣赏也不会完美。”这段文字见诸于该书原编者前言,书的6页。真正原始出处,估计是原注,标明是《强烈的主张》一书的156-157页。

 

  该书是关于七个作家的各自经典文本的细读。有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狄更斯的《荒凉山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普鲁斯特的《斯万宅边小径》,卡夫卡的《变形记》,还有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纳博科夫果然是个文体家,正如封面上的介绍:纳博科夫,俄罗斯出生的美国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文体家。他喜欢的作家,也必然是一些重视文体的作家。申慧辉在中译本前言中这样总结纳博科夫的艺术观:在文学创作中,艺术高于一切,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要比作品的思想性和故事性更重要。(第1页)这个我其实早有感觉:《黑暗中的笑声》和《洛丽塔》,都有极强的寓言体特点。倒不是说其中有说教色彩,而是他的所指总是漂移在文本之外,而根本不肯真心地渲染人物的悲情和苦痛,爱恋和徘徊。比起情感,尤其是思想,他更重视怎么去讲一个故事。形式和文体才是他更重视的。

 

  第一:奥斯丁。他能写奥斯丁,是他的理性战胜傲慢的一大胜利;这第一个作家实际是他最后选中的作家。在本书的厄普代克前言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50年纳博科夫准备这个讲稿时,写信给好友爱德蒙·威尔逊,请他推荐两位英国作家,这个人立刻回信,推荐了两位:奥斯丁和狄更斯(在他看来乔伊斯是爱尔兰作家,不在此列)。但纳博科夫回信说:“我不喜欢简,事实上,我对所有的女作家都抱有偏见,她们属于另一类作家。怎么也看不出《傲慢与偏见》有什么意义……我准备用斯蒂文森代替简·奥。”当然最后他三位作家都讲了,并表示读奥斯丁“我所得到的乐趣比我的全班学生得到的还多。”但是,在讲稿第2部分一开始,纳博科夫还是流露出了终于摆脱了奥斯丁的轻松:我们现在可以和狄更斯打交道了,我们现在可以拥抱狄更斯了,我们现在可以享受狄更斯的润泽了。……(读简·奥斯丁)不是油然而生的兴趣。我们必须进入某种情绪,必须用一定的方式凝神观察。(53页)

 

  第二:狄更斯,《荒凉山庄》,我最没感触。

 

  第三、福楼拜,经纳博科夫一读,其作品中的意识流色彩明显凸显出来,追溯福楼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先驱,理由越发充分了。还有,他提到:“包法利是个鄙俗之辈,但也是个令人怜悯的人。”“他迷恋爱玛、欣赏爱玛的,正是爱玛本人在浪漫的幻想中百般寻求却无法获得的那些东西。查理朦胧却又深沉地从爱玛的性格中体味到一种五彩缤纷的美,一种雍容华贵,一种梦幻般的冷峻高雅,一种诗意和浪漫情调。”追求浪漫,自己不懂的美,实在是人之常情。

 

  第四:斯蒂文森的作品我没读过,想来也不会喜欢读。

 

  第五:普鲁斯特这节写得十分好,以至于我本来是心绪恶劣地看着学生写课堂作业,其中一个学生还惹我很生气,但看这一节后,老想跟个懂的人谈谈,心中充满了艺术的明朗和激情,把正在做的事情的无意义都给冲淡了。不过后来想想,这种冲动更多是来自普鲁斯特。纳博科夫强调普鲁斯特所受到的柏格森哲学的影响,强调《追忆逝水年华》不是普鲁斯特的自传。

 

  第六:卡夫卡写得更好。他给予了卡夫卡极高的评价:“他(卡夫卡)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与他相比,像里尔克一类的诗人,或者说像托马斯·曼一类的小说家,不过是侏儒或者泥菩萨。”纳博科夫的讲稿中没有单独一章谈到果戈里,但是从对卡夫卡的分析中可看出,他是高度赞赏果戈里的。220页:“在果戈里和卡夫卡的作品中,荒诞的中心人物属于围绕着他的那个荒诞的世界,但可怜而可悲的是,他苦苦挣扎着要跳出这个世界,进入人的世界,结果却绝望地死去。”纳博科夫反对两种观点:“首先我要彻底清除布洛德的观点,他认为卡夫卡的作品只适合从圣徒的角度而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去理解。”“我要清除的另一个观点是佛洛伊德观点。……他们说,甲壳虫把他在父亲面前所感受到的那种无足轻重的感觉恰当地形象化了。在此我只对甲壳虫感兴趣,对空话毫无兴趣,因此,我拒绝这种胡说八道。卡夫卡本人对弗洛伊德的观念极其不以为然。他认为心理分析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错误’。”(221)但他相信卡夫卡深受福楼拜的影响:“福楼拜厌恶过分讲究词藻的散文,因此肯定会赞赏卡夫卡的创作态度。卡夫卡喜欢运用法律和科学方面的术语,给这些词汇以讽刺性的精确,而且从不介入作者个人的感情;这正是福楼拜的手法,福楼拜运用此法达到了一个纯粹的诗的效果。”(222)纳博科夫以昆虫科学家的精确精神考察了甲虫具体是什么虫,考察了格里高尔的房子布局,他从人性到虫性的过程。但关于对这个家庭、对格里高尔的理解,纳博科夫还是相当保守的,甚至缺乏新意。也或者是因为我们就是沿用了他的认识。厄普代克表达了对纳博科夫的解读的不满。“纳博科夫反对格里高尔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把这个家庭称为‘包围天才的平庸之辈’,他不承认,正是在卡夫卡的辛辣的中心,格里高尔是多么需要,也多么喜爱这些也许愚钝、但也生动鲜明的世间凡人。在卡夫卡内容丰富的悲喜剧中无所不在的矛盾心理,在纳博科夫的信条中却毫无地位。”前言25页。

 

  七:《尤利西斯》一书,他详细考察了每个人的行踪轨迹,尤其是人物之间的相遇,都根据乔伊斯的设计仔细考察了出来。他这样给掰开了,似乎意义也都彰显出来,尤其他还指出其中部分章节乔伊斯根本没必要写得那么晦涩。他还说作品中一个穿雨衣和主人公一起参加葬礼的人的身份,很多人都试图考察,但他看来都不对,并提出应该是作者本人。有点吃惊。乔伊斯如果真是这样大胆这样聪颖,而又如果英国的约翰·福尔斯写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是受他启发,那福尔斯在我的作家排名榜上将直接下降十个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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