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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到现在，中国大陆的国学热已经持续多年，其中有成绩，也有曲折，有模糊，亦有清晰。当大浪淘沙之后，当今的国学热将留下多少精华与价值，尚有待未来验证。但是，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复兴，应是不可遏制的趋势。而要使得这个趋势成为合理、健康的思潮，则需要对两个问题作出妥当的疏通、理解和阐明：一个是对国学的界定，另一个是国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又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篇小文就希望从这两个问题及其关系出发，探讨一下笔者对于在现代的情景下研习国学的点滴拙见。
国学是系统而有生命的价值与精神 要研习国学，首先当然需要对国学作出界定。就笔者的初步梳理，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学界关于“国学”有三种界说。第一种是传统的界说方式，这种方式又可以分为两种说法：一是将国学视作传统固有的一切学术。这种界说并无不可，不过在操作上就过于笼统了。二是将国学视作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这种界说沿用已久，同时它因为能够显出国学内部分类，所以要较前一种界说优胜，但这种界说仍然难以揭示国学内部的关联性和系统性。上述两种说法都属于传统的界说，可以成为人们讨论和研究国学时温和平实、行之有效的方式。第二种界说，则是将国学与“史学”联系起来，这种界说也可分两派。其中一派是“旧派”，以章太炎为代表。章氏将国学目为“国故之学”，他将国学中的经也视作古代的历史，这无疑是从史学的立场来定位国学的。另一派则是“新派”，此派以胡适为代表。胡适在章太炎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传统学术化为单纯的历史材料，并主张“科学”方式作“国故”的研究，提倡历史的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整理。但胡氏的主张有流于“科学主义”的取向，而究其实并不很“科学”。 除了前述两种界说之外，还有第三种对国学的界说，此即马一浮的界说。马一浮将国学视作一个价值系统。他认为国学具有系统性，这个国学系统是以价值为主的。国学是系统的、活泼的、从本心自然流淌出来的。 而国学作为价值系统，主要体现在“六艺”也即传统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上面。马一浮认为六艺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六艺由孔子所整理、提炼、点化，成为先秦诸子所共宗的文化经典系统，并且是后世各种学问的源头。同时，六艺内部是相互关联的，并从不同的侧面将六艺展示为护育人道、栽培德性、养成人格、充实生活的“成德之教”。他同时指出，六艺作为价值系统、成德之教，蕴涵着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因此是开放而非封闭的系统。 在上述三种国学观中，笔者比较倾向于马一浮的“六艺论”，因为它最能将国学视作系统而有生命的价值与精神，同时也能够介入中西互动与全球化进程的多种议题，进而有机会培育未来国学的新形态。
六经、六艺中所蕴含的“人道”精神 如果我们将国学视作一个价值系统，这个价值系统是由《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及其互动所构成，并共同展示出成德之教，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握国学最为核心的精神与价值，这就是对“人道”的价值肯认与阐扬。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说法，认为中、印、欧等各个相对独立发展的文明系统，在大约春秋战国的时代都有着文明的突破。有学者更进一步研究不同的文明突破的共同特征，并提出“第二序思考”的说法，也即在原来思考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思考。 古希腊文明重视自然，但后来轴心时代的哲学家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自然本身，从而形成文明突破。印度与中国都重视人的问题，但印度思想侧重在先正视人生的痛苦与执着，其后佛教等思想再进一步提升到思考如何解脱以求得安顿的问题，从而形成印度的文明突破。而中国自古以来都比较重视人的问题，但与印度不同，古代中国文明不先从负面思考人的痛苦与执着的来源，而是从正面强调人自身的价值与潜能，从而形成对“人道”的重视。这是传统的六经或六艺中所蕴含的精神。 而经过孔子的梳理与提点，儒、道诸家乃进一步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何在，从而形成了文明的突破。在孔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就在于人具有仁爱的精神，人而不仁则非人。因此，人道即是仁道。据此，孔子及其六艺之教便将国学的核心精神与价值放在对人道的正面肯认上，并将人道理解为仁爱的精神。通过仁爱的精神，人能够栽培德性、养成人格。同时，人如果发扬仁爱的精神，那么他会进一步体认出，本着仁爱的精神，心灵可与他人、他物感通，并进而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达致天人合德的境界。正因为国学、六艺是一个阐扬人道、仁爱的价值系统，所以中华文化体现为一种强调追求“善”的文化，虽然中国文化不乏对“真”和“美”的追求。这是笔者对国学的精神与价值的基本理解，相信这种界定在现代的情景下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
六艺系统比四书更能广泛地应对现代社会的问题 如果我们将国学视作以六艺为中心的价值系统与成德之教，以人道与仁爱为核心的精神，那么国学的内容，则是（广义上的）六艺之学。当然，传统以来的中国学术史对此并没有太多的自觉。旧有的汉、唐、清代的经学研究，虽然是研究六经、六艺经典，但尚未充分地将六艺之学所蕴含的精神与价值作系统的阐发申论。宋明理学思想家则结合儒家道统观念，从先秦经典中凝聚出四书的经典系统。这一系统固然也强调人道与仁爱的核心精神，但因为它是因应佛道的挑战而建立起来的，所以与现代社会的问题意识有所不同。 现代社会强调公民个体的权利与责任，强调中西的互动与融合。对此，四书比六艺系统更能广泛地应对现代社会的这些问题。因此，当前乃至未来的国学经典与国学的核心内容，可以从四书而过渡到六艺。研习国学，可以先打好一些小学训诂、文学历史的基本功，然后进而读四书，待巩固之后，再研习六经、六艺之学。在这个过程中，成年人应该强调理解，而少年儿童则可以适当地强调背诵，但也不宜死记硬背而不问趣味与理解，毕竟国学的根本在于人道与仁爱的核心价值。这当中，传统的小学训诂、文史之学、四书系统已经比较成熟完备，可以直接继承；而最后的六艺系统则尚有待一代人乃至多代人的重建与塑造。六艺系统的重建，应该以诠释为主，不囿限于传统的注疏之学，而理应广泛地融合儒道、回应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问题，凝聚出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在新的时代情境下更充分地展示人道与仁爱的精神价值。六艺系统的重建，并非可成于一人一时之手，而需要学院与民间长期的共同戮力。
刘乐恒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新儒学、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出版有《伊川理学新论》、《马一浮六艺论新诠》等学术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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