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斋用尽洪荒之力这300年（圈内人都未必知道）

画事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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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口号非常兴盛。从到处兴建的动漫产业园到动辄数亿的电影票房，从美术馆建设热潮到千万亿“国宝”的捐赠，看起来，一切都欣欣向荣。

然而，只有真正做文化的人，才知道，多半是虚火罢咧。

动漫产业园背后是地产逻辑，票房高开挡不住口碑低走。美术馆盖起来却没有艺术品，而竞相给大学捐献万亿国宝，已经成了一个不好笑的大笑话。

文化产业，从来都无法大干快上。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一夜之间，让一个没文化的人，变得有文化。

文化产业需要的，是自由的小火慢炖，不乱加料，不急上桌，才能渐渐成为一锅好汤。

今天，我们来说说中国底蕴最厚、年岁最长的文化企业——三百年的荣宝斋。

康熙年间，出了一个很牛的CEO

荣宝斋的历史，和清朝几乎一样长，它始建于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当时名字还不叫“荣宝斋”，而是叫“松竹斋”。开创者是一个姓张的浙江人，由于年代久远，很难查到他的具体姓名。

 

关于张老板的出身，大概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他本来是做官的，利用俸银在北京琉璃厂业余开了这家店。另一种说法是，他来北京考科举不中，心灰意冷，索性改行开店。路子倒有些像今天考美院不中改卖画材的人。

 

张老板既是唯一的股东，也是CEO。松竹斋最初，主要卖笔墨纸砚。当时琉璃厂的笔墨纸砚基本都是从南方进货的（直到今天也这样），因此，这些商店被称为“南纸店”。此时的松竹斋，只是琉璃厂中一家普通的南纸店而已。

 

任何创业者的成功，都源于能发现和抓住机会。张老板与官场终究有些关系，他发现了官卷、官折的市场。

 

官卷，是科举考试用的卷纸，官折，是奏折用纸。这两种纸的质量可马虎不得，张老板抓住了这块市场之后，很快就将松竹斋做大做强。

这是四川提督岳钟琪的奏折（局部），红色文字为雍正帝的朱批

从松竹斋到荣宝斋

张老板身兼股东又能干CEO的活，可他的儿子孙子就不一定了。所以，张老板没有将松竹斋完全交给子孙，而是寻找精明能干的CEO。对了，清代的CEO，叫做“大掌柜”。

 

靠着聘请的一代代大掌柜，松竹斋逐渐成为了百年老店。很多文人到了北京，都喜欢去逛一逛琉璃厂的松竹斋，买点纸笔文房。

 

吴湖帆的爷爷吴大澂，就特别喜欢用松竹斋的纸。他在1867年的日记中写道：“午后至子良丈处不值，至松竹斋买对纸，至缉亭处，与望云、菱舫作联句数十幅，深夜始睡。”

 

作为一个大书法家，吴大澂被无数人追着要字，逼得他一天能写上百副对联。在北京做官时，他写对联的纸，还是自己去松竹斋买的。

吴大澂像

 

任何事情都会有衰落期。光绪年间，松竹斋经营不善，百年老店岌岌可危。

 

这时一个名叫庄虎臣的能人出现了。庄虎臣原来是松竹斋的学徒，后来几经周折，他被聘请为松竹斋的掌柜。

 

松竹斋已经岌岌可危，庄虎臣干脆另起炉灶，将松竹斋店名改为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他请当时著名的大书法家、国子监祭酒（官办学堂校长）陆润庠题写了荣宝斋的大字匾额。

 

陆润庠题的“荣宝斋”匾额

 

庄虎臣是荣宝斋历史上最能干的大掌柜之一。

 

首先，他不光满足于“南纸店”的生意。民国初期，他开了一个近代书画展厅，一边展览一边卖画。既可从书画家卖画中提取酬金，又可向画家推销笔墨纸砚文房用品。一举两得。

 

重点是，卖画的流水，可比卖纸笔大多了，此举一下提高了荣宝斋的营业额，小店成了大店。

这个传统延续下去，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等很多画家都在这里开辟卖场。

 

齐白石每天起来，洗完脸第一件事就是问荣宝斋有没有订件，然后开始画。而傅抱石则是经常拿一卷画来，十几二十张，荣宝斋的副经理就会先给二百元，尾款再清点。

一脸英俊倜傥的庄虎臣，估计在和很多画家打交道时也比较顺遂

 

庄虎臣对荣宝斋居功至伟，他去世后十年内，荣宝斋还继续向他的家属支付工资，并且把他的画像挂在店内，让大家怀缅。老板和CEO的感情能够深厚至此，让人动容。

  打仗了，文化企业怎么活？

民国时期的荣宝斋

随着国民政府从北京迁到南京，荣宝斋的日子难过了起来。

 

这是因为，虽然荣宝斋有很多关系良好的文人雅士，但真正的金主，却是有钱的军阀、高官、富商之流。而迁都，让荣宝斋的大量有钱的老主顾也跟着搬走了。

 

但荣宝斋在危机面前的应对策略也比较直接，南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突然飙升，荣宝斋就顺应时势，在南京开了分店。

 

荣宝斋毕竟牌子好，南京分店也很成功。他们继续把分店开到了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所以，今天的荣宝斋各地分店，也是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店了。

 

但是仅仅拓展势力范围，也是虚的。一个牛逼的牌子必须有自己的明星产品。荣宝斋的明星产品，就是木版水印。

 

研发这个新技术，有赖于荣宝斋的新任CEO王仁山。这一时期，在郑振铎和鲁迅的委托下，出版了《北平笺谱》，又翻刻了明代的《十竹斋笺谱》。

荣宝斋《北平笺谱》中的张大千作品

 

一开始，鲁迅以木刻版画的经验判断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对翻刻速度很不满意，他说“但我们的同胞，真也刻的慢，其悠悠然之态，固足令人佩服，然一生中也就做不了多少事，无怪古人之要修仙，盖非此则不能多看书也。”

 

然而木版水印这样的精细活儿，是无法和单色木刻版画比时间，当然，效果也无法比。当荣宝斋翻刻完成《十竹斋笺谱》以后，鲁迅致郑振铎评价《十竹斋笺谱》:“翻刻成绩确不坏，清朝已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也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

《十竹斋笺谱》

这两套笺谱一下成为了荣宝斋的明星产品。不仅因为刻的好，而且花样儿好——出自大名家之手。当时也就荣宝斋，能有这样的面子，让齐白石张大千陈半丁这些书画名家，给荣宝斋绘制笺谱花样。

 

然而，时运不济，日本人来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人们哪还有什么闲情逸致去逛琉璃厂呢？大批文化企业倒闭，荣宝斋凭着深厚的底子苦苦支撑。

木版水印，用人工干了电脑的活儿

1949年的荣宝斋，已经快要撑不下去，差点把店铺后院卖给北师大当宿舍。

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王仁山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要求。1950年5月，荣宝斋变成了公私合营单位。1953年，荣宝斋全部被收为国有。

 

这时，我要安利一枚荣宝斋的老经理，侯恺。

 

侯恺在1950年被国家调派到荣宝斋任经理，当时只有二十八岁。他是山西人，“老西儿”会做生意是出了名的。

荣宝斋老经理侯恺

 

侯恺初上任，面对的是快倒闭的荣宝斋。

 

他出身贫农，接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完全不懂书画。于是，他把店里的古玩字画全部换成了领袖像，摆上了战争题材的连环画和画报，想顺应时代潮流。

 

这当然是一招坏棋，且不说企业形象转变太激烈，工农兵哪有钱买这些呢。好在侯恺脑子活，一看面向工农子弟兵直接做生意不行，马上业务转向——发展木版水印技术。

 

在日本举办的荣宝斋展览会上

侯恺领导时期的荣宝斋木版水印技术，可以说是这一技术的历史巅峰。

中国古代，复制书画作品的技术有两种。一种是人工临摹，利用一种叫做“响榻”的技术，水平惊人。然而成本太高，普通人负担不起。

而对于普通人，最常见的书画复制手法，就是刻板和拓印。刻在石头上，就是碑，拓印下来，就是拓片。后来成为一种金石文化。

但刻印的最大问题，是无法真实还原作品的笔触细节。

 

而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则是又便宜，又可以乱真。从几则轶事来看，“乱真”二字毫不夸张。

《虢国夫人游春图》木版水印

《簪花仕女图》木版水印

《韩熙载夜宴图》木板水印

《韩熙载夜宴图》完成后，全体制作人员合影

 

叶圣陶家里挂着一幅华喦的《枫鹰图》，来的人都说，呀，叶老您竟然有这么厉害的藏品。叶圣陶每次都说，这是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瞒过专家的眼睛》，赞扬这绝活儿。

 

齐白石看着自己的画和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硬是分不出来哪个是真迹。

荣宝斋印了大量的齐白石作品木版水印，让那些买不起齐白石的画，又爱他的画的人，都能拥有一幅可以乱真的作品。当时的荣宝斋，被戏称为齐白石出版社。

齐白石与荣宝斋经理侯恺及职工在一起

而徐悲鸿觉得自己的原作马腿画的有点短，木版水印能给它改长。关山月要印一幅画，画了两遍，一张房子好，一张树画的好，于是荣宝斋把两张综合起来，做成木版水印。

20世纪50年代为徐悲鸿制的《马》，前伸的后腿为修改过的马腿

这是五十多年前，计算机还没发明出来的时代。而那时荣宝斋干的，是电脑的事儿，是激光打印的事儿，是PS技术的事儿。

即便是今天，电脑技术做出来的仿真印，已经达到像素级别，但木版水印的效果还是有过人之处。因为木版水印用的是真宣纸真墨水真颜色，而机器用的物料，都和传统国画物料仅仅形似，却失去神韵。

荣宝斋木版水印获得国际博览会特殊金质奖

荣宝斋的神技，让它成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名片。这项神技，今天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