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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第三届亚洲政治学定量研究方法年会即将于清华大学召开，清华国关年会特此编译了一组来自美国政治学方法学会会刊2004年的学术随笔。
政治学定量方法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过去35年里迅猛发展。在1969年的时候，全美只有屈指可数的政治学系有统计和数据分析方面的专家任教。而今天，研究方法分会是美国政治学会第五大分会。为了从研究者个人的视角来了解政治学定量方法专业训练在过去30多年里的演进和变化，分会邀请Chris Achen、Larry Bartels、Simon Jackman和Josh Clinton来分享他们作为博士生和青年教师时期方法训练的经历。这四位的师承关系横亘了政治学方法教育从60年代末期至今的演变。
本文作者Chris Ache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讲席教授，美国政治学方法学会首任主席(1983-1985)，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Achen在耶鲁大学的方法训练始于1968年，之后他成为了Larry Bartels在70年代后期伯克利读博期间的导师。然后，Bartels在90年代初期任教于罗切斯特和普林斯顿时，他指导的博士生之一就是Simon Jackman，而后者便是在世纪之交时在斯坦福接受博士生教育的Josh Clinton的导师。从这四位学者的个人经历中，我们可以管窥到政治学定量方法教育和训练在这三十多年来的传承和发展。
1968年秋天的纽黑文市里，我还是一个青涩的博士一年级学生，向往着研习西欧政治。那一年，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那一年，我为罗伯特·肯尼迪在加州的竞选奔波，做完选举的投票动员工作刚回到家，打开电视就看到他也被刺身亡的消息。那一年，越南战争在经历了整个夏天之后仍残忍而有悖道德地进行着，贫民区激增，我也接受了征兵。那一年，政治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当时的耶鲁大学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达尔和林德布洛姆都在那里任教，同时还有其他一些杰出和优秀的副教授、助理教授。虽然密西根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在学术方面取得的进步令人侧目，也有一些很强的专业，但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声誉排行榜上，耶鲁大学稳坐第一且实至名归。
前一年的秋天，我向自己在伯克利大学念本科时的教授请求博士入学推荐。他们问我对哪些议题和书籍感兴趣。达尔和林德布洛姆的《政治、经济和福利》所表现出来的理论抱负和唐纳德·马修斯的《美国参议员和他们的世界》中的方法创新都让我印象深刻。在政治学的范围之外，我觉得艾尔弗雷德·朱尔斯·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最值得一读。这样，伯克利的教授们一致向我推荐道：“那就是耶鲁大学！如果你能进去的话！”让我惊喜的是，几个月后，那个厚厚的录取信封从耶鲁寄来了。
第二年秋天，我就来到了纽黑文的穷街陋巷。原想专攻的西欧政治似乎并非曾经想像的那样，两周内我就放弃了这门课程。但是我在统计学系修了两门本科生课程，在政治学系修了一门上得相当艰难的本科生研究方法课程，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似乎始于“计量经济学导论”。这门学科无疑是枯燥并且没有深刻的思想性，但是谁知道将来会怎样呢？但也许所学的这种纯粹的技术方法能让我在日后的研究中节省点时间。
上课的第一天，大步走进计量经济学课堂的是新来的副教授Gerald Kramer，他令人敬畏，严厉又鲜有微笑。他在黑板上推演着数学公理定理，证明最小二乘法和极大似然法的逻辑是何等的强大。同时，他注重告诉我们计量经济学对政治学的意义，并精准地在期刊上找到攻击的目标。然而，他并不是数理狂热主义者。“不要混淆数学水平与思想成就水平”，他说，一流的定性工作总是好过二流的定量研究。那时，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大师。
回首往昔，很多他教过的计量经济学的内容现在听上去都毫无争议。例如，“不要在不同样本间比较相关性。”“点估计没错，但是不要忽略标准差。”“不要口口声声声称检验的显著性水平是0.05，而是要知道这个5%究竟是什么。”“能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时，就不要去想方设法搞一些随意的、没有根据的估计量出来。”“不要动不动就搞模拟，而应该在数学上努力把统计性质证明出来。”但是他发展出的观点和逻辑严密性在当时来说对于政治学却是全新的，对于实证工作的启示作用是爆炸性的。政治方法研究者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花费了大量时间去一遍一遍重申Kramer教授在四十年前就讲的那些思想和观点。
Kramer教授遥遥领先于他的时代，但他也为此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他的标准太高了。”许多学生（和一些教员）这样说：“他太严苛了。”但是我们修这门课的许多人受他的影响，认为追求严密一致的思想是理所当然的，而草率或呆板的统计工作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对知识的贡献。我们认为Kramer教授所代表学术上的高标准和教学的严谨认真，恰恰就是最初吸引我们来进行研究生学习的地方。远非政治无关的，就像新政治科学核心团体(Caucusfor a New Political Science)在当时所言、以及Perestroika组织的成员们现在宣称的那样，Kramer教授所教知识在研究方法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是一个关心现实政治、反对无知的哗众取宠的严谨学者所应该关心的。逻辑和证据，亚里士多德如是说。Kramer教授遵从和发扬了这一传统。
我在耶鲁政治系内外的其他教授们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关键的人物是David Mayhew、Al Stepan和我的论文导师Doug Rae（他们都是助理教授）。他们强调正确地认识政治，得出逻辑严密的观点并有力地论证。这些是必须的。最终，我选择了Kramer教授的研究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72年春天的一个周日下午，我和Jerry碰面讨论我论文的一个章节。他说我的统计模型参数在实证上无法识别。如果是真的话，这可是个致命的错误。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的统计估计结果毫无意义。这一章节耗费了我好几个星期的工作，很显然，我却忽视了统计中最重要的条件。我心里一沉，请他说明问题所在。他进行说明后，我却没有明白。我觉得自己蠢到家了，硬着头皮让他说一遍。而后我更加确定我没搞懂他在说什么。“好吧，”我说，“但它是这样运行的，我没有看出问题所在。”他又解释了一次。这时我感觉出了什么，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来来回回试了一两次后，他说：“好吧，我觉得你是对的！”那一刻我记忆犹新、宛如昨日。那时我才意识到我不再是一个博一学生。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致于我忽略了他正给我树立了一个极好的典范，那就是对待研究生的平等而不近狎，在智力上对他们的研究持以诚实的态度。
Kramer教授认为自己首先是博弈论研究者。但是他对待实证工作及理论与实证之间的相互关系极为严肃认真。这种在计量经济学理论的约束和指导下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数据特点和研究需要进行创新，就是我在二十几岁做的事情。六十年代的形式逻辑聚焦于投票的空间模型，Don Stokes提出这个模型的时候，它与实证无关。从长期来看，随着形式逻辑越来越依赖于对政治的理解而更少依赖于经济学，而社会—心理解释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我们都看到了Kramer教授强调的形式逻辑和实证研究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重要。Kramer教授当时提出的研究议程——将博弈论和计量经济学的这两个强大工具结合在一起帮助定性研究者更为深刻地理解政治现象，帮助实证主义者更好的掌握现实的细节，如今正成为了21世纪政治学定量研究的议程，成为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EITM项目。不幸的是，糟糕的健康状况使Kramer教授过早地中止了其研究生涯，没有享受到来自未来应属于他的荣誉——如今，这个行业最终开始跟上他的思维了。
1972年，我开始找工作时，所有这些后来的发展当时还都谈不上。没有政治方法领域的工作，这个研究领域那时还不存在。几乎没有期刊愿意发表方法方面的研究文章。而那个时候文章里只要用了回归分析就都被视为是“方法论”论文。美国政治学会的方法分会（Political Methodology Section ofAPSA）的诞生是约20年之后的事。让我高兴的是，不管怎样，在我的论文完成之后，罗切斯特大学给了我教职。
在罗切斯特大学工作时，我偶然发现了一本阿诺德·泽尔纳（Arnold Zellner）1971年出版的《计量经济学贝叶斯推断导论》（Introduction to BayesianInference in Econometrics）（在那个时期，大学的书店除了课程教材就是在智力上极为严肃的数学方面的著作。）这本书的出现非常出乎意料。我以手执笔逐字逐句地阅读，脚注都不放过，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徒见到圣经。我一下子就皈依了贝叶斯。到1975年时，我用贝叶斯的视角教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再到1978年时，我通过对贝叶斯重要研究的学习，在《美国政治学期刊》（(American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AJPS)上发表了关于贝叶斯推论的文章。直到今天，我那时候所学到的东西仍可以运用到我的研究中。
不幸的是，这种全面的贝叶斯模式的教学只持续了几年。运用贝叶斯统计模型的软件那时候还没有发明，学习贝叶斯的学生感到他们与七十年代的政治学主流相去甚远。贝叶斯的思想可能对本科生和博一学生来说还是太艰深。幸运的是，尽管如此，那个时候选修我贝叶斯课的有Larry Bartels，他之后发表了贝叶斯方面的研究，并且培养出像Simon Jackman这样以贝叶斯而闻名的下一代学者，Simon后来所运用的贝叶斯模型统计软件和现代贝叶斯观点恐怕是泽尔纳当年无法想见的。至于Josh Clinton的贝叶斯研究生涯伸向了更远的未来。
如今，当我去欧洲参加政治学会议时，大会日程里没有关于方法主题的讨论小组，他们实证研究的相对薄弱，这两点总让我很受震惊。当然，那里不乏优秀的研究，但是总体来看，这片拥有众多的国家、数亿人口和众多老牌大学的土地在学术上已经落后，尽管这里曾经是社会科学的诞生地。比如德国，一个世纪前美国青年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向政治学的世界大师学习，而现在德国的政治学也逐渐失去了世界声誉。如何解释欧洲大陆学术的式微？
回顾我的政治学学术生涯，我认为教学具有极高的重要性。那些才华横溢的人们为博士生和在教学上的无私奉献，对我的成长和事业影响巨大。我绝不是个例。但是，看看美国政治学方法学会每个夏季的年会和学术传承的谱系：这样无私奉献的人并不多见。就像缺少基因多样性会在环境突变时给一个物种带来悲剧一样，战争的灾难和大学的管理不善，都会让那些严重依赖少数教师进行学术传承的国家发生系统性学术崩溃，这种情况在欧洲已经发生过了。
所以，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向我的老师们表达敬意。学术代际之间的联系是非常脆弱的。在美国政治学方法界乃至政治学界，我们许多人都经历了这种成功的代际联系。我们有理由为这种集体获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个人而言，这集体又是抽象的。只不过是那么几个人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职业生涯，我们的联系也就是在那么几个人之间。因此，我十分感激能有这个机会在公开出版物上感谢我念博士时的老师。他们的影响日日与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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